炎黄二帝被所有的炎黄子孙们公认为自己的人文初祖，“炎黄子孙”的概念，已形成为海内外华人强大的永恒性宗祖性神圣的情结。炎黄文明成为研究中华文明中的一大主题。为探索炎黄文明的内涵、发展变化，以及时间空间的关系，我想用多年来对一些考古资料的思考，提出一些初识，祈与方家共研讨。
一、对炎黄部族集团的起名称谓和生息发展空间的探索
首先，对炎帝、黄帝的称谓应有科学的理解。炎帝、黄帝最初可能为氏族中杰出的族长人物名字，以其杰出而后被氏族崇拜为宗主神，进而成为部落—部族—部族集群中血缘和精神的宗主神，从而很自然地成为部落—部族—部族集群的称谓。只有这种世袭性的人类集群性质的名号发展成为徽号，才会产生强大的社会性、历史性影响力。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炎黄部族中“又分为两个大亚族，一个叫黄帝，一个叫炎帝”。说明史学大师亦把炎帝、黄帝理解为氏族部族的徽号。
炎帝、黄帝最早见于《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这条记载应当因见更早的《世本》。《世本·氏姓篇》说：“姜氏，炎帝生于姜水，因氏焉。”其后，历代史家皆依此而阐发。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说：“传说最早的炎帝，号神农氏。据说炎帝生于姜水，姜水在今陕西岐山东，是渭水的一条支流。从渭河流域到黄河中游，是古代羌人活动的地方。所以，炎帝可能是古羌人氏族部落的宗神。号神农氏，说明他们是主要从事农业的氏族部落。”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毕生从事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他对渭水至黄河中游的新石器遗址作过大量的实际考古研究与数量统计，得出的结论是“炎黄二帝均崛起于宝鸡，炎帝以姜水成，黄帝以姬水成，宝鸡是二帝故里，也是他们的发祥地”。
多年来不少文章考证姜水和姬水，未得一致认同的结果。从历史宏观看问题，今渭水得名于何时无考，但应是后起之名而非最早得名。渭水在传说的炎帝神农时代亦即新石器时代，既是羌族聚居的中心地域，又是羌族生息繁衍的发祥之区，合理的得名应是羌水而绝非渭水。羌，《说文》：“西戎牧羊人也。”徐仲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认为羌是“姜族之先祖”。按古文字例，羌之从羊从人，姜之从羊从女，实为同字之异构，女，亦人，这是文字学的通识。古代氏族社会往往以所居地名水名而为族名，是完全可能的。姬姓人居于周而族名周，散人居于散而国名散，例不为鲜。今宝鸡市之清姜河，可能为古羌（姜）水之孑遗。总之炎帝族居于古称羌（姜）水之渭水流域，是有文献记载和大量考古资料相印证的。黄帝以姬水成，姬水，或认为即今之漆水——说姬乃漆之音转。其实漆水是渭水北侧的一条流域面积不太大的支流，说漆水即黄帝族生息繁衍之地，恐难相符。而说漆水为黄帝族早期从渭水（羌水）经漆水北迁的一条重要水域，倒能说得通。其实，泾水之泾，亦可为姬之转音字。说泾水即古代黄帝族生息的姬水，不但符合黄帝族发展壮大的优良地理环境，且更有大量考古资料与之互证。泾水流域从彬县周围及以东下孟村等前仰韶文化，众多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下及庙底沟类型，与渭水流域大致相同。所以，炎黄早期诞生、发展、迁徙的空间，是今之渭水与泾水流域，这是可以得到文献与考古资料互证的。
既说到渭、泾二水是炎黄二帝（族）诞生、成长、发展壮大和向中原迁徙的地理环境，就必须分析两水系广袤空间拥有利于古代农耕文化成长的客观因素。渭、泾二水不但是黄河最大的两条支流水系，也是约60万平方公里黄土丘陵区中最大的水系。渭水长787公里，流域面积13.5万平方公里；泾水长451公里，流域扇面广，约14万平方公里。二水流域面积约占黄土丘陵区的45%左右，且位于其南部，纬度低，海拔低。这个广袤空间有发育良好的川台原宜耕土地，且覆盖着深厚的、富含大量有机质的大孔隙马兰黄土，易于开垦，而且其间有丰富的林地资源。竺可桢先生依据考古等资料的研究，证明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出2—3℃，古代这里是一个温湿多雨的地区。北首岭、半坡等仰韶文化的考古资料都证明竺先生研究成果的正确。所以，这是一个世界上最适宜于旱作农业发展的良好地区。可以说炎黄二帝（族）诞生于此，得于天助。
二、对炎帝、黄帝族发生发展时代的探索
炎黄二帝及其氏族、部族发生、发展、迁徙等的时代，学术界颇多歧议，有的说最初时间为距今7000多年，依北首岭文化为据；有的认为距今6000多年，仰韶文化是其依据；或认为距今5000多年。众说纷纭，不一一列举。我认为以上年代都未能符合炎黄发生发展的真实时间。要将这个问题探索清楚，应依据多年来大量的考古资料，先搞清新石器时代与之伴生的农业发展阶段，再辅以相关文献才有可能真正求出炎黄（部族）发生、发展、迁徙等时间关系。
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是农业，失去农业，人类不可能步人文明的门槛。人类的文明进程，又是阶梯式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
依据我国数十年来的考古资料，我们已清楚看到我国新石器时代农业的诞生、发展和其伴随的社会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即初期、中期、后期（每期中又可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
1、早期：距今约13000年至距今8000多年，经历了大约4000多年。此期是人类从旧石器末期步人新石器初期的时代。
以上考古资料中所展示的内涵概述如下：在距今13000多年至8000多年，经历了约4000年至5000年的早期农业文化，是人类对漫长旧石器时代的结束，石器制作技术从打制进入磨制，普遍发现打制与磨制技术的并存，细石器与磨制石器的共生，发现众多低火候烧制的陶片，定居的居址，从野生粟、稻向人工驯育培植的证据，有了氏族初期的埋葬习俗等等。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依据上述考古资料说：“我国的农业起源可能要在12000年左右。现在知道初期农业聚落文化是距今10000—8000年左右，它的前期阶段至少要两千多年。所以采集农业文化可能在距今14000—12000年之间。”这个农业肇始之初期是人类文明极其关键的奠基期。在此阶段的早、中期，渔猎经济仍占主导地位，采集中开始对野生粟、稻的培育取得成功。至此段末期，即大约距今9000多年左右，农业经济比重逐渐上升，定居得以强化。从定居的遗址中反映出社会组织已步入氏族社会。随着人口的增殖，氏族又发展为部落。社会中氏族制的初期礼制逐渐成熟。
这个农业初始的奠基阶段中，我们的祖先从生活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恩赐而进化到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向大自然索取。
2、中期：约从距今8000年至4500年，经历了约3500多年。此期新石器考古资料证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中，从距今8000年至距今4500年间新石器文化遗迹数以万计，真正如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的“满天星斗”相互辉映。在两大水域中由于空间大、自然条件的差异，发展水平不同步，所以又形成了上、中、下游若干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区系。年代早，文化内涵丰富，发展轨迹清楚，无缺环，数量多，具有明显先导性的文化，还是黄河包括渭水、泾水的中游地区。如众所周知，渭水流域的大地湾、关桃园、北首岭、老官台、半坡、福临堡、姜寨、庙底沟；中原地区的裴李岗、磁山、后岗·大司空·仰韶、大河村等。这个广大地区内从大地湾下层、磁山下层、裴李岗早期诸8000年至庙底沟5000年间，文化遗址之密集堪称世界之最，且内涵丰富多彩。前仰韶（大地湾、关桃园）—仰韶半坡类型（半坡、姜寨）—庙底沟的文化遗址，愈是往后，数量愈多，其中最突出的是半坡—姜寨这类仰韶文化遗迹的数量与分布。本人于上世纪80至90年代有幸徒步考察战国秦之诸长城，如昭王长城、简公堑洛等，足迹走遍渭水、泾水、洛水的上、中、下游及无定河的中、下游，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些地方主、支流交汇的三角大台地上，几乎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发现半坡类型的遗迹，特别是其典型器物红陶尖底瓶、黑带纹红陶钵、葫芦瓶的残骸。半坡类型遗迹我亲自看到的（在野外原生地和各市县博物馆）有泾水主、支流的环江环县城西川，庆阳的蒲河，平凉的泾河及其支流达溪河、黑河，天水市的葫芦河，陕西富县以下的洛河，特别是蒲城以南，陕北米脂的无定河区段等，其中尤以宝鸡市区的数量为最。据青年学者巩文同志对从宝鸡至河南郑州区间仰韶文化晚期的12个聚落群调研统计，并按特大、大、中、小四级区分统计出遗址共有1358处，而其中仅宝鸡就有500多处。可以说，这个广大的黄河中游地区中，前仰韶、仰韶，至庙底沟系列，形成了中华大地上的一个无可争辩的核心文化大区系。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成为中华大地上众多文化中最富生命力，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文化体系。她如同一个文化“黑洞”，在星空中以强大的引力场将四面八方的星体吸纳于自己巨大的文化容量中。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出现，人们日益看到仰韶文化在6000年前那种融纳诸多文化的核心作用。
长江流域分为中游与下游两个区系。中游有大溪—屈家岭—青龙泉文化系列；下游有承继嵊州小黄山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以及良渚文化系列。
淮河流域有著名的蚌埠双墩文化等。
东北及北方草原区有著名的以赤峰市为中心的红山文化，特别是兴隆洼遗址等。
以上这些文化从8000年至4500年间，随着年代流逝而日益增多，至6000—5000年间，甚至是以几何级数在递增。各大区系既有各自的地方文化个性，更有互相辉映而交融的文化共性。
只有理清以上文化的脉络，我们才可以看清这个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期之文化内涵和在文化史上的重大意义。
这个时期上述诸文化内涵的主要特点，首先是农业作物中谷类品种的日益增多，旱作有粟、黍、麦、粱等，稻作有于6000年前的人工水田载培，谷物产量的增加成为人类的主要食物资源。十字花科类的蔬菜，养蚕与植桑，以及果树类树木的培植等等。这些进步得益于工具制造技术性的进步。工具制造的技术，已显示出对生产力的推动。石（玉）、骨、木、蚌、牙、角诸类质地的工具用具质量日益提高，数量日益增加。精工琢磨、钻孔、复合技术的成熟，弓箭、渔网的普及等。陶冶技术的成熟，产量的增加，烧成温度的提高，器类的多式多样。在提高陶冶的温度中，于5000多年前人们看到了金属铜的出现（半坡、姜寨）。利用葛麻及蚕丝纤维的纺织技术工艺也日益普及。建筑技术使“陶复陶穴”的屋构走向地面空间，从单间走向多间套间，80—100平方米的大房子，以至290平方米的殿堂式大型屋构也已出现（大地湾等）。6000年至5000年间开始出现大、中型城郭（湖南城头山、中原灵宝县西坡遗址等）。
这些生产领域中的工具制造、陶冶、纺织及建筑日益呈现出相对的专业化。家畜家禽中，除羊可能从西方传入外，可以说中国传统的畜禽类品种均已成功驯化并且数量日益增加。渔猎获取食物的比重日益下降，并且逐渐带有对氏族成员军事性训练和娱乐的性质。
我们的祖先在物质生活相对的日益满足的同时，在精神领域中也不断显示其聪明才智。考古资料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将西安半坡遗址中的数十个镌刻在陶器上的符号展现之时，使学术界产生的那种震撼，带有一种永恒的思考。郭沫若两次亲至半坡，明确指出这是中国汉字的源头。自此之后，早期文字性质的符号，全国层出不绝。有裴李岗文化的舞阳、蚌埠的双墩，以及大地湾、北首岭、姜寨、大汶口、长江流域的屈家岭、马家浜、良渚，已至少四十多处。而半坡、姜寨的符号，在渭水流域西起大地湾，东至合阳，北到铜川李家沟，长安、户县及关中多处均有发现。这些从7000年至5000年间数以百计的众多符号，有的可以识读，有的为计数字，有的与甲骨文形体相同。宝鸡北首岭陶器上四个一组的墨书符号，带有明显的复杂的记事或某种神秘性思维。此期的美术作品如绘画、雕塑，以及乐器（埙、笛等）、舞蹈作品在大量文化遗迹中纷纷呈现。
为祈求人口的增殖，农业的丰收，社会的安祥，从而对自然神灵和祖宗神灵的崇拜和祭祀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礼俗和仪轨。半坡新出土的祭祀遗址、红山文化的女神庙等，充分说明原始宗教的诞生和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
依据上述新石器考古中大量资料，使所有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们一致认为这种水平的农业，是史前时期的农业革命。如已故的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在《远古东方的新探索》中说，这种由农耕而产生的社会进步，“是人类自掌握火以来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经济革命”。美国史前考古学家布雷伍德将这种农业发展简称为“农业革命”。我国著名学者林志纯先生称我国的这种农业发展进步为“一次伟大的革命”，“在生产力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在历史上是起革命作用的。这种作用集中表现为通过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导致文明的产生……文明起源毫无例外地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基础。”
在我国这个“农业革命”的历史发展中必然引发氏族制度的剧烈变动，最主要的是母系氏族制的衰亡和父系氏族制的确立和发展，人口的增殖，氏族的裂变和数量的快速增加，人们为争取更大更优的生存空间，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联盟，进而发展成为几大庞大的部族集群。几个巨大的能起社会发展导向作用的部族集群之间，为了进一步争得社会的控制权力，在联盟与战争交替的巨大冲突中，不断地组合再组合。在剧烈的组合再组合的过程中，中华大地上那“满天星斗”的格局，逐渐凝聚融合成少数几个文化大区系。炎、黄、蚩尤之间的结盟与战争，“中原逐鹿”，正是这种历史进程中的真实反映。在这个剧烈震荡中起到巨大凝聚力和主导地位的，正是炎黄集群及其领先的文化力量。这段有着真实性的传说，是在大约6000至5000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在这个新石器农业革命中成为主导性、核心力量的文化如前所述是仰韶文化体系，而创造这个文化体系的主人，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炎黄二帝（族）及其3500多年间的发展力量。传说、文献、考古资料，三者之间都可以用炎黄二帝（族）及其文化得以整合。文献上把我国农业的发明，耒耜的制作，以及弓矢、衣服、熟食、医药、历算、图画、音乐、文字、城郭、市易、婚丧祭祀礼仪等等都归结于炎帝、神农、黄帝这些传说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对他们颂功纪德且代代相传不绝。原因是人们在这个“农业革命”时期，愈来愈认识到农业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故而更加怀念农业发明中的杰出人物，并予以神化。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有充分的论据，将这个8000年至4500年间的“农业革命”时代命名为炎黄时代或炎黄—神农时代。这个命名，更能显示出这个3500多年发展史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作用。可以肯定地说炎黄族群及其文化在此期中奠定了中华大地上多元文化核心凝聚的基础性工程。
3、晚期：距今4500多年至4000多年。这个时期，亦是考古文化学中著名的龙山文化时期。此期步入铜石并用新时代，社会上由于前述之几大文化区系之间的凝聚融合，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大部族集群中出现了早期国家的雏形，山东、河南、山西、陕西（陕北）这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出现30多处带有明显权力性质的古城址就是最好的证明。社会发展的递速律更为明显。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国家的形态及其体制在快速发展。社会由平面走向多面体，由单一走向多样化、复杂化，由平等走向阶级的对立。“禅让”制的消失，“家天下”的确立，使中华文化史从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快步迈进世界上东方青铜文明的门槛。这是一个从炎黄—神农时期发展而成的尧舜新时期。
科学研究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对中华文明在新石器时代的追溯中，炎黄族群从今之渭、泾二水诞生、发展、壮大及向中原迁徙的史载、传说已得到大量考古资料的坚实证明。炎黄及其文化力量在多元文化的凝聚中之核心力量是功不可没的。我们今天研究这个文化发展的轨迹，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找出中华文明发展的源头及其阶段性、规律性，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那种敢为人先，勇于奉献，善于对文化吸收融合和创新的生命力，以便在新时代更好地团结天下所有的炎黄子孙，建构起更新的、和谐的中华大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