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他和姜炎族人在肇造中华文明根基方面建立了不朽功绩。其艰苦卓绝的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特点。撮其要者，有超自然性、超个体性、创造性、艰险性和悲壮性等。
一、人类从猿到猿人（直立人）再到新人
到炎帝时代，经过许多万年劳动实践所创造的人，与其他动物不仅有天然的生物之别，更重要的是炎帝时代的人已具备了特有的社会属性。《荀子·非相》云：“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只有两条腿、两只脚的外在特征，尚不足以称之为人，因“今夫猩猩形亦二足，而无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而食其肉。”人们不仅不把他们视为同类，而且当作美味食用。他们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他们与“人道莫不有辨”。人是社会的人，他们具有独有的名分、亲情等社会属性。炎帝时代的人虽然还不是“独亲其亲”的“父子之亲”，但亲情关系和男女之别等已有了，这对按男女、年龄、性别的社会分工、氏族的建立和生产、生活、族外婚影响甚大。
炎帝时代的人已经有了知敬知乐的意识和行为。这是他们与禽兽“有辨”的“道”又一重要之点。孔子在论述人兽之辨的《论语·为政》中说：“至于犬马，皆养，不敬，何以别乎？”只有简单的养活或供养，而没有恭敬之心，这和犬马间养活有什么区别？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更进一步发挥说：“食而弗爱，豕交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只养活而没有爱心这是猪与猪的关系；爱而不敬这是兽类的畜养。孔子和孟子从养生的角度论述有无恭敬之心是人兽之别的一个方面。
荀子从送死的角度论述了有无恭敬之心是人兽的重要区别。在《荀子·祀论》篇中说：“一朝而丧其严亲，而所以送葬者，不哀不敬，则嫌于禽兽矣。”扩而大之，他提出了“人贤而不敬，则是禽兽也”的理论认识和价值判断。这说明荀子血缘亲情关系中的“敬”，推广到了更广泛的社会范围之中了。《礼记·乐记》中阐发了“知乐”在人兽之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故知音而不知声者，禽兽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而且，由于“知乐者，几于礼矣”，则“敬”、“知乐”是向“礼义”靠拢。炎帝时代人有了向萌芽状态的人伦和社会规范靠拢的自觉性。他们削桐为琴，作傩舞，把音乐歌舞作为娱神祀鬼、协调感情、和合人心的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由于“知敬”，氏族、部落得以建立，首领们才有威信、有秩序地组织生产和生活，不但幼有所养，而且“老有所终”，使当时的社会才得以有序。
荀子在《礼论》篇中说：“凡生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亡其群匹。越愈时，必反铅，过故乡则必徘徊焉，呜号焉，踯躅焉，然后能去之，小者燕爵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能去之。故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故人之于其亲也，至死无穷。”荀子的意思是人与禽兽相较是最有智慧的，这种智慧任凭什么禽兽也无法与之比拟。这种智慧的重要表现是人极其珍视亲情关系，至死不渝。人靠智慧和亲情等结合成稳定而持久的群体，这是鸟兽无法做到的。当然那些愚蠢、鄙陋、邪恶之人不应包括在内，因为他们是“朝死夕忘之”禽兽不如的不肖之徒。
人不仅在智慧方面无与伦比，而且人能够理智地运用智慧于实践。这就是做到“义”，“义者，宜也”。“义”就是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逐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寻找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和手段，找到了，解决了就叫“义”。
人类从制造第一件石器和木棒，并用之于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就使自己同其他动物有了本质的区别，表现了其他动物所不可企及的智慧。因为世界上任何聪明的动物，如猿等都不曾制造过一件那怕最简单的劳动工具。火的使用是人有异于禽兽，从而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因为除了人类，任何动物都不曾自觉地用火获取食物，制造工具。
经过漫长的时间，到了炎帝时代，人们的聪明智慧和才能，比之蒙昧时代有了很大进步。人们在工具的制造、生活资料的获取、饮食加工等方面，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都有许多发明创造。炎帝之前人工取火已经发明。炎帝的贡献在于将火更加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和生活，造福于人。故史书盛赞：炎帝以火德王，以火为姜炎族及其首领称号。炎帝时代的人们以劳动生产物为主要生活资料，其实践活动的超自然性是无疑的。
总之，劳动不仅创造了人，而且创造了人的智慧。在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人的社会性，人的社会性和人的智慧使人在物质资料生产和精神资料生产及人类自身生产中逐渐形成了理性自觉。其实践活动不仅对自然和社会有适应，而且有积极的改造和进取，从而超越了动物对世界的自然本能、自然反映、条件反射的消极适应和无奈。由于实践活动随时间推移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发展，所以炎帝时代的实践不但有超自然的属性，而且与之前相比有很大进步性。诸如原始氏族制下人群的社会性对实践活动的方向、范围和效果发生深刻影响，创造性劳动对“攫取经济”和向“创造性经济”转变的影响，族外婚使人类自身生产向“优生优育”的转变等。
二、人们习惯于把远古时代的诸多发明创造和新事物置于炎帝名下
如果把炎帝当作氏族、部落、部族和时代的代表，当作姜炎文化的代表，自然无可厚非，但若将其当作特定时期固定不变的个人，则未必妥当，至少有失偏颇。因为，首先是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的知识水平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任何单个的人，那怕他才能超群，都不可能完成那样艰巨的任务。第二，任何发明创造都必须以社会实践作为条件和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反复实验，再进行理论上的抽象升华，提出合乎规律的新理论或创造出新事物。而那时的实践活动尚带有浓厚的经验和直观感应性，往往是长时间地重复雷同的过程，绝非“科学爆炸”时代的人所想像的那么快。短期内由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完成任务，自然也就十分困难。第三。炎帝时代人的活动，尤其是实践活动，绝对离不开“群”。因为没有群体社会组织，人们便无法摆脱自然强加给他们的“群害”。且不说威力无比的水、火、风、雨、雷、电之类，就是鸟、兽、虫、蛇之类已使他们不胜其害。所以韩非子在《五蠹》篇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鸟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在缺乏较严密的社会组织的原始群时代，人们主要靠躲避这种消极办法避开或减小“群害”。所幸他们毕竟有了初级的人类社会群体组织和“圣人”有巢氏，才有了“避”的相应效果。
炎帝时代的人对于自然所造成的群害，不再是全靠“避”，而有了积极的抗争和改造，并取得了显著效果。《荀子·王制》有言：“（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虽然荀子所讲的牛和马似指已经驯化的牛马，但野牛野马的驯化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虽不能断定牛和马在炎帝时代已经完全被人驯化，但从属于仰韶文化系统的北首岭遗址出土的牛骨和炎帝“牛首人身”的有关资料，则炎帝时代驯化牛是有可能的。至于马的驯化，似乎比牛略为困难些，但炎帝时代基本驯化或有可能，因为夏商时代距炎黄时代并不遥远，而关于服牛乘马的记载却已言之凿凿了。这种驯化不仅有避害的意义，甚至是“变害为利”。“人能群”又为人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所必须。因为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人口的繁衍，仅仅依靠攫取天然动植物作为生存和生活资料已经越来越不够了。这种生活的艰辛和不稳定使人们谋求新的谋生方式越来越迫切，于是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应运而生了；随之，交易也发生了。相关的知识也在这些实践活动中积累和深化，乃至对某些规律逐渐把握。然后又把这些知识和对规律的认识运用于实践，并能基本达到预期目的。这就是古人理解的“义者，宜也”的“义”，也是“义”的本初意思。做到“义”要靠社会群体的力量，而群体力量的发挥又需要每个成员互相帮助、互相保护，为群体竭尽忠诚，甚至“舍己为群”，为此，人们又必须“分”，即明确人的职责和行为界限，使个人作用得到有序而充分的发挥。
炎帝时期，由于同群体内人们有互相帮助、互相保护的义务，又因为血缘关系是连结群体的强有力纽带，所以存在血亲复仇的习惯。血缘成员受到“异族”伤害，其他成员便需全力以赴为他“讨回公道”，或者通过商谈在满足一定要求前提下达成和解；如果商谈不成，就会动用武力，直到对方付出相应代价。
由于对待自然资源的态度和经济活动的方式不同，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不同族群之间发生矛盾，在其他方式不能解决时也以武力相向。因为以农业为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的人群，依当时的生产手段是耕地之前必先“烈山泽而焚之”，而对依靠渔猎、畜牧业为生的人群来说，这无异于断绝他们的生活资料来源。如果火势蔓延向畜牧者的领地纵深发展，这就令他们更难容忍。如果渔猎、畜牧者的活动越过界线进入农耕区，或有毁损其禾稼，影响其水源的行为，同样为农耕人群所拒斥。这时武装冲突便有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矛盾双方便都需依靠和动员、组织己方的群体，全力以赴对付对方。由此，我们感到同炎帝时代生产力发展和人的认识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的出现，是应经济进一步发展和人的生活改善而产生的。这种社会群体组织便是氏族。几个有血缘关系的氏族组成胞族，若干胞族组成部落，最后由若干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经济、社会生活和武装械斗等都是在氏族部落组织下，依照其原则和习惯而进行。
需要说明的是炎帝时代人们的婚姻关系，不但早已排除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婚姻关系，而且排除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关系（辈行婚）；而实行族外婚，即在本氏族外寻找配偶。这对氏族的形成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说明人类又一大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也是在氏族这种群体间进行。对氏族和氏族内的生产和生活，《礼记·礼运》有近似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
炎帝的功业是其族人共同创造的，炎帝是其族及历史时代的杰出代表和首领之称。
三、炎帝实践活动的突出特点是其创造性
由于生产力相对低下，人的知识积累不易，抽象能力有限，不能不使当时人的实践活动带有浓厚的经验直观性。正因为如此，才更加显示出炎帝时代诸多发明创造的难能和可贵。创造性首要表现在发明农业。农业的发明使古人实现了以采集、渔猎取得自然物作为生活和生产资料转到以创造性劳动改变自然物性状而增加生产、生活资料并提高其质量的伟大变革。它使人们获得了较稳定较有保障的物质资料，引起了人的生理、心理和思维等一系列变化，进一步把人和动物区分开了。因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们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农业的发明引起了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如饲养、畜牧业和农业相辅相成发展；房屋的建造；制陶纺织等手工业的发展；交易的发展；社会分工的进步。
发明农业的成就之一是发现和培育“可食”的植物。陆贾《新语·道基》说：“至于神农，以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是从“百草之实”中经过尝，找到了可食的“五谷”。《逸周书·尝麦》则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东晋王嘉《拾遗记·炎帝神农》说：“时有丹鸟衔九穗禾，有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后两条资料告诉我们：神农受到自然（天）和动物（鸟）的启示，经过尝，断定粟可食。二是粟的种子遇到适宜的条件可以发芽生长，结出更多种子，从而开始了自觉的人工种植，然后扩而大之至“五谷”乃至于“百谷”。
成就之二是制耒耜。这使农业实现了锄耕农业到耒耜农业的转变，提高了生产效率。《周易·系辞下》说：“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柔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
在培育良种粟等和制造得力生产工具的同时，神农积累和掌握了“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的地理、物候、植物学等知识《山海经》卷八《海外北经》。《白虎通》卷一关于“神农分天之时，分地之利”的记载和战国《竹书纪年·前篇》（神农）“立历日”的记载，说明运用天文历法知识于农业。“掘一井而九井自穿”的传说和南朝梁元帝萧绎《金楼子》说的“炎帝神农氏……嘉禾生，醴泉出”，似乎当时人已知道掘井和引泉水灌溉农田了。
成就三是纺织。西汉戴德《大戴礼记·礼运》：“后圣有作……治其丝麻，以为布帛。”《庄子·盗跖》载：“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吕氏春秋·爰类》曰：“神农……身亲耕，妻亲织。”《商君书·画策》云：“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山海经·中次十一经》载：“又东五十五里曰宣山……其上有桑焉……名曰帝女之桑。”《广异记》曰：“南方赤帝女，学道得仙居南阳愕山桑树上。以火焚之，女即升天，因名帝女桑。今十五日焚雀巢作灰质，浴蚕子招丝，象此也。”养蚕织丝、绩麻为布帛，制衣裳，解决了生活又一重要问题——衣。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等地发现的陶纺轮、骨针、骨锥等纺织缝纫工具，以实物证明当时纺织业的存在。
制陶。《绎史》卷四引《逸周书》：“神农之时……作陶、冶斧斤。”《太平御览》引《逸周书》：“神农耕而作陶。”最早的陶器出土于黑龙江海拉尔市松山遗址。近百片陶件有五片距今约八九千年；其后有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约7000余年）出土的陶器。这些陶器的陶质和制作技术均较落后，火候不过700摄氏度。而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遗址出土陶器，烧成火候可达1050摄氏度；泥料经淘洗，少杂质，有些炊器夹砂，以使坚硬，且耐高温；制法不单用手捏，兼用泥条盘筑法，也可能用慢轮修整；造型纹饰多样，艺术性增强，有素面磨光、施绳纹、指甲纹、戳刺纹、篦点纹、彩绘鱼、蛙、鸟及宗教色彩的人面纹；有夸张，也有写实。北首岭一件飞鸟衔鱼壶和一件船形壶，精巧耐人寻味，表现了古人的艺术创造精神。半坡遗址墓中发现柱状铜块，姜寨遗址出土圆型黄铜片，证明已有冶铜业。甘肃永靖秦魏家、大河庄、武威皇娘娘台等齐家文化遗址已有铜器出土，有红铜刀、锥、凿、斧、匕首、指环等。
交易。《易·系辞下》说神农氏炎帝之时，“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北宋司马光《稽古录》：“炎帝以一人所为，不足以自养，贸迁有无。乃教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交易是为了互通有无，取得生活必要资料，约定俗成时间是“日中”。吕振羽在《中国简明通史》第三章中对这种交易产生的原因和时代等分析甚为确当：“随同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出现了氏族集团内部的分工，由单色陶器到花纹陶器到着色陶器的演进，可以表征着分工的过程。但这还不可能成为一种固定的专业化分工，所以个人还不能各自占有其生产成果，从而氏族成员间的交换还没有那种可能。只是在集团生产与集团占有的形态下，由于集团的分工，便出现了集团间的物物交换。所以有‘神农氏作……日中为市……交易而退’的传说。”北首岭遗址出土的海榧螺等，应是交换的物证。
医药。西汉刘安《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古医药的发生、发展几乎与农业同时，“百草”应包括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等。炎帝尝这些东西的时候最初只是为了吃或者果腹。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怕有些东西吃下去有不良反映甚至致人死亡，故事先必须“尝”。也可能在“百草”较多的情况下，才通过尝试择优而食。水是生命之源，但水有甘、苦、利、害之分，所以也要通过尝予以选择。时间长了人们不但越来越多地知道什么样的“草”可食，什么样的水可饮，而且能对其优劣作区别；进而人们发现有些“草”和水不仅有“饮”和“食”的价值，而且有健身和治病疗伤的作用。最初的“药”于是被发现了。用于医疗最初大约是直观对症下药，以后懂得了药物作用的相互关联，人体机理的相互影响，便萌生了“辩证施治”。某些有毒、有害的水、草，经过实践被确定为“毒药”，可用于诱捕、毒杀鸟、兽、虫、蛇，提高人类保护能力，并用于保护稼禾、草地、狩猎等。精通药物，可以为人畜医病的人便是医者（最初的医者人兽不分），于是医药产生了。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使人们认识到，不仅“百草”可以入药，而且许多生物和非生物，甚至矿物质也可入药。除过药物，针砭、炙、酒醪、推拿、按摩等也渐次用于医疗。中医药的发展是无穷的，其魅力也是无穷的。
四、炎帝时代的实践活动极具艰险性
对于食物缺乏、贮备不足、居住简陋的人类来说，狂风、暴雨、雷劈、电击不言而喻是巨大的危险和灾难。太阳的暴晒及其所造成的灾害，地震、地裂、地陷、山崩等造成的恐怖情景使他们隔了多少代，其影响难以消除；还有凶险的火灾、水灾及鸟兽虫蛇之类对人的危害，疫病对人类生存的威胁，部族之间的武装冲突、械斗和大规模惨烈战争的凶险性等。
先说人类与鸟兽虫蛇等自然物抗争、争夺生存空间的艰险性。《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鸟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号之曰有巢氏”。鸟兽虫蛇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靠尖牙利爪、突啄、毒刺之类在与人类争斗中，人类不仅常常“不胜”，连生存都成了问题，于是“构木为巢”，消极回避。想出这种躲避风险办法的人便被尊为“圣人”。到了炎帝时代，虽然人们同鸟兽虫蛇之类作斗争的条件和能力提高了，但半坡等地的古先民，仍然在他们居住的村落周围掘有巨大的壕沟，这种壕沟除过其他功能，仍然有预防鸟兽虫蛇侵害的功能。
与狂风、暴雨、雷劈、电击等抗争的艰险性。传说炎帝、黄帝、蚩尤曾经大战于涿鹿，蚩尤请风伯、雨师助战，纵大风雨，又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使炎黄遭到失败。后来，黄帝请来“风后”、“力牧”、“魃”、“天女”等助战，经过多次激战才战胜了蚩尤。所谓风后、力牧、魃、天女、雷公、电母大约是一些崇拜这些自然物的部族。这些自然物在人们心目中威力无比。它们既能给人类带来许多好处，又能带来灾难，包括战争的失败。如蚩尤就曾利用自己掌握的风、雨、雷、电、大雾等自然知识和气候变化战败黄帝；而黄帝则利用了“魃”（掌干旱之神），即干旱、大风等自然知识和气候条件最终战胜了蚩尤。这些神话般的说法表明当时人们对威力无比的风、雨、雷、电、大雾、干旱的无比敬畏，从而神而化之。其间的胜败，则说明人们与之抗争的无比艰险，因为他们曾经付出了“血流漂杵”的代价。
用火的艰险。炎帝将火广泛地使用于生产、生活，引起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巨大变革，也引起了人本身的重大变化。对此，恩格斯曾有高度评价，说火的使用是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事。但火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为人类造福，火有时会给人带来巨大灾难，因此人对火的正确认识和使用是一个艰险的过程。《淮南子·汜论训》云：“炎帝作火，死而为灶”（高诱注：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死托于灶神）。可见，某代炎帝在“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享、以炙；以为醴酪；治其丝麻、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所”过程中，死于与“灶”有关的火灾。可见日常生活用火也有风险。
至于将火应用在与农耕部族生存相连的农业生产风险更大。炎帝族“烈山泽而焚之”，引起了炎帝、黄帝、蚩尤族之间的剧烈争战，给三族人带来重大伤亡，甚至首领被杀的情状，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即使在农耕部族内部，原来有良好愿望的、有控制的烈山泽而耕，一旦失控，也意味着“自食苦果”“范金合土”即制陶冶铜等利用火进行的手工生产也有风险。炎黄时代，宁封子为制陶而殒命的事即其中一例。春秋时期干将莫邪为铸剑而殉身的事说明即使在冶金术大有进步的后代，尚且有能工巧匠殒命于冶炉，遑论“范金”初始的炎帝时代。
防水、治水是又一大艰险生产实践。《山海经·海内经》说祝融、共工、后土皆姜姓炎帝子孙后代。《史记·律书》“集解”则说“颛顼有共工之阵以平水害”。《国语·鲁语下》说他用“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方法，即在江河旁修堤坝，取高处之土塞低洼之地，防治洪水泛滥成灾。在一般情况下甚有成效，故能“平水土”。但遇暴雨，特大暴雨等原因造成的“天柱折，地维绝”天崩地陷式的大水灾，则无可奈何了。结果为《路史·记·二共工传》说的“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祠”，共工之族大约牺牲殆尽了。共工之子后土不屈不挠总结经验教训治水，抗灾有了转机。《国语·鲁语》上说“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九”者，多也。后土使不少地区，不少水害有所缓解。但到尧时又发生大水灾，以至于负责人死于治水。禹虽然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治水颇有成效，但也弄得“股无胈，胫无毛”，其间艰险可想而知。
发明医药、防病治病与死亡抗争十分艰险。原始医药几乎与农业同时或略晚于农业发生。北首岭、半坡时期应已懂得熟食、食用粮食、蔬菜对防治疾病的作用。《管子·轻重戊》：“炎帝作钻遂取火，以熟腥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淮南子·修务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即指此事。以医药治疾疗伤也应存在，但面对疾病和死亡威胁人们仍然不无畏惧和无奈。由于生活艰苦，医药知识有限，人的死亡率高，寿命短，大约平均只活30多岁。儿童抵抗力差，死亡率更高，所以受到特别关爱，死后葬以瓮棺。人生苦短，所以希望死亡后灵魂常在，于是瓮棺上钻孔，以便让其出入。成人尸体旁洒赤铁矿粉以便灵魂寄寓，附身葬则昭示对疫病、凶死的戒惧。
由于发明医药既艰辛又危险，便编造出炎帝以赭鞭鞭药的神话，让炎帝不用口尝而安全高效地选择药物；在药店里供奉药兽（神兽），让它鉴别并监督安全有效地用药；让“查”（后以茶代之）进入人体侦察并治病，为进一步医治提供依据。
五、炎帝时代实践活动的艰险性已蕴含着悲壮性的根由
农耕与畜牧的经济差异、文化差异和争取生存空间等引发了炎帝、黄帝、蚩尤部族间的战争。《逸周书·尝麦》说，“蚩尤乃逐帝（赤帝），争于涿鹿之野，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杀之于中冀。”涿鹿之战开始是炎帝与蚩尤之战，炎帝败逃，而且败得很惨，许多地方的人被杀得没有遗类。后来炎帝联合黄帝与蚩尤争战，战斗的惨烈无与伦比。结果蚩尤战败被杀，“身体异处”，而且许多族人被杀。故《路史·后记·四》有言：“黄帝除蚩尤及四方群凶，并诸奴魅，填川浅满谷，积血成渊，聚骨如岳。”
接着是炎帝与黄帝的战争。《淮南子·兵略训》说：“炎帝为火灾，故黄帝禽之。”《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豸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炎黄、蚩尤之间的争战殊难用正义或非正义加以剖分。一个铁的事实是他们用血的代价促进了华夏族的形成，“咸尊轩辕为天子”。他们是悲壮英雄。炎帝为火灾，大约是无法抗衡的自然灾害，并非有意制造。宁封子死于大火，他是“范金合土”的献身者的杰出代表。
“炎帝作火，死而为灶”。炎帝不但将火应用在生产中，而且广泛应用于生活，某些首领人物甚至为此而牺牲。“灶神”在诸神中位卑权小，但在群众心目中，他生前是“修火之利”，为万民谋利的伟大首领，死后依然是继续关心民生、造福给每一个人的英明神祇；说他是“上天言善事，下凡降吉祥”的最可敬、可亲之神，故而家家供奉，每顿饭第一碗要献给他。
共工其实应该是治水的英雄。他用修筑堤坝的方法约束水流，又用削高就低的方法改造低洼易涝之地还是有成效的。但这种办法无法抗御特大洪水，所以他和他的族人为治水而捐躯了。后来有人说他与某人“争为帝”，由失败而暴怒，一头撞折了天柱，撞断了地维，致使天崩地裂，洪水成灾。这是倒因为果的曲解。如是壮志未酬身先死的英雄，恐怕真的要泪满襟了，所以必须正名。
《山海经·北山经》说，炎帝幼女女娃，游于东海，溺水而亡。死后依然壮心不已，变成一只“文首，白啄，赤足”，名叫“精卫”的奇鸟，不知疲倦，不畏艰险，衔西山之木石，欲将东海填平。精卫是炎帝族敢于同洪波巨浪、连天大水抗争，英勇献身，死而不已，悲情女英雄的代表和化身。
《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在炎黄二族冲突中，炎帝族有个叫刑天的被黄帝执杀，“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英勇顽强的刑天，“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戈以舞”。陶渊明对他威武不屈的抗争精神和悲壮行为给予热情歌颂，说“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炎帝的子孙中有个叫夸父的是一位与干旱抗争并英勇献身的英雄。《山海经·大荒北经》说炎帝后代共工之子，“后土生信，信生夸父”。他看到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西边落下，又听说太阳落下的地方叫禺谷，便追踪太阳，想找到太阳的“老窝”。追赶中，“夸父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大概当时的旱情相当严重，就连小溪小河，渭水、黄河、大泽这样的大中型河流和水泽都快干枯了。而久旱无雨和太阳暴晒则是造成大旱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太阳的暴晒更使草木干枯，使人们酷热、干渴难忍。于是夸父便要去太阳“老窝”找太阳理论。但他同共工一样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道渴而死。夸父虽死，他所谱写的炎帝族与干旱作英勇无畏抗争的英雄史话却永留人间。炎帝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壮烈牺牲的事，更是古今人皆尽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