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族与黄帝族关系十分密切，要孤立地考察炎帝族或黄帝族，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必须从二者的关系来考察这两个古代民族。关于炎帝族与黄帝族，学者已作了大量研究，取得不少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是炎帝族与黄帝族的年代、活动地域及其所代表的考古文化等。本文在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炎帝族和黄帝族的年代和活动地域进行了梳理，并对炎帝族与黄帝族的关系以及它们所代表的考古文化进行了考察，同时希望借助文献关于炎帝族和黄帝族的记载，说明仰韶文化来源问题。
一、炎帝族和黄帝族的年代
我们要考察炎、黄时代，首先要确定炎、黄时代的年代，即将文献中的炎、黄时代与考古年代建立联系，如学者将夏王朝与二里头文化联系，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又有学者将尧、舜时代与陶寺文化相联系，也显示出其合理性。而把文献资料与考古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炎、黄时代，许顺湛是较早的一位学者。关于神农氏的年代，他说：“神农氏时代，的确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部落阶段。目前在中原地区考古发现的有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他又以炎帝族为神农氏末期的一个阶段。徐旭生没有说明炎帝族的具体年代，但他认为“炎帝绝不是神农”。他的根据是《史记·封禅书》说：“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关于黄帝族的年代，许顺湛认为，“以黄帝为代表的部族是创造仰韶中、晚期文化的主人”。这样，他是认为黄帝族的年代在仰韶文化的中晚期。
关于炎帝族与神农氏的关系，许、徐的看法似有不同，但实际上并无牜氐牾。《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轩辕乃修德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志。于是黄帝乃征诸侯。
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由这段记载看来，司马迁并不认为炎帝是神农氏，而是以炎帝为神农氏末期时的一个强大的诸侯。而“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这是说轩辕（黄帝）当神农氏末期时，还在积蓄力量，以与炎帝和蚩尤抗衡。换句话说，轩辕在神农氏末期还是新兴力量，而此时炎帝早已是一个强大的诸侯。因此，炎帝不是神农，但可视作神农氏末期的一个阶段，并且炎帝族的兴盛在黄帝族的兴盛之前—根据文献，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
许顺湛以神农氏相当于新石器早期的农业部落阶段是合理的。《淮南子·修务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周书》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还有一些文献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这里谈到神农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农业开始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情况，这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发明农业，并加以推广，还要发明工具，不是一个人或一个部落所能办到的。
故文献记载的神农氏，实际上是农业开始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而非某一个人或其家族世系。古代文献从后世的帝王世系的观念出发，往往把一个时代加以人格化，说成是一个家族世系。《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而《吕氏春秋·慎势》说：“神农十七世有天下。”战国的数字七字形作“＋”，与战国末及汉代的数字十字形相近，故传抄者将七十讹为十七是有可能的。若《尸子》确以神农为七十世，这一说法在现在看来有其合理性。我们不妨把“神农氏七十世”看作是古人所认为的农业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时代延续的时间，若以每一世三十年计算，则七十世约为二千年。那么古人认为农业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时代延续的时间约为二千年，而这个时代相当于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尸子》的说法，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时代大约延续了二千年。从考古资料看，新石器时代早期，北方地区陕西、甘肃一带有老官台文化，河南中部有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河北及河南北部有磁山文化，这些考古文化的农业已有相当的发展。这些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文化开始的年代，距新石器中期的仰韶文化开始的年代大致为数百年，最多不超过一千年。学者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从各遗址出土石器和陶器制作之精致看，已比较进步。这显然不是新石器时代最早的遗存，其前还可能有一发展阶段，因而各地在今后考古工作中，应注意探索此问题。”由此看来，我们现在所知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文化，只相当于神农时代的中晚期阶段。
神农时代大致确定后，我们又可以大致确定炎帝族和黄帝族的年代。炎帝族和黄帝族起源的时期不会相差太远，应是相近的。但二族兴起与鼎盛的时期应有先后。炎帝族在神农末期敢于侵陵诸侯，故可以认为，炎帝族在神农时代末期讲入了鼎盛期，其兴起时期当然要早一些，不妨定在神农时代的中期。黄帝族在神农时代末期还在“修德兵”，那么该族这时正在兴起，而该族在“代神农氏”后，就进入了《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五帝时期（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时期大致是从仰韶文化时期到龙山文化时期。
二、炎帝族和黄帝族活动地域述略
有关炎帝族与黄帝族来源与发祥地，较早的记载见于《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这段记载，是学者研究炎帝族与黄帝族来源所依据的主要文献。徐旭生认为，“少典生黄帝、炎帝，是说后面这两个氏族由少典氏族分出，不是说这两位帝是少典个人的儿子。有虫乔氏大约是与少典氏族互通婚姻的一个氏族，就像后代姬姓同姜姓的情形”。他还说：“我曾经考证古昆仑丘就是现在的青海高原。又猜测我们华夏集团在文献还留一点微弱痕迹的远古是在昆仑丘的脚下，……他们逐渐东迁，少典氏和有虫乔氏就是他们到达甘肃和陕西交界地区时的两个氏族。”
关于炎帝，其发祥地与姜水有关。《水经注·渭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岐水出于岐山之南，东经武功，折南流入渭水，徐旭生据此认为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许顺湛以炎帝的发祥地在渭水流域，而蒙文通认为炎帝起于江汉之间的厉乡，与神农、厉山、三苗等族为同族，属于他所划分的江汉民族，皆为姜姓。如三苗即为姜姓，《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认为西方的羌人是从江汉地区移入的。徐旭生认为，三苗氏族窜到西北的一部分同姜姓发生过关系，其实这些三苗氏族本为允姓，至西北地区后，在姜姓的统治下，后世遂将他们混同于姜姓。按照徐旭生的看法，羌入主体是西北地区的土著居民，而并非从江汉地区移去的，而这也是现在学术界倾向性的看法。
关于黄帝，其发祥地据文献应与姬水关系密切，但姬水是现在的哪一条水，徐旭生和许顺湛都说无可考，而刘起钅于认为在东起渭水西迄湟水之间。但徐氏认为，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之陕北一带。他指出，黄帝墓相传在桥山，但桥山不应在黄陵县，而应在在汉之阳周县，阳周约在今陕北的子长县。又黄帝的传说与空同即今之崆峒山很有关系，崆峒山在甘肃平凉市崆峒区，距陕北不远。他据此以黄帝的发祥地在今之陕北……而蒙文通说：“黄帝号有熊氏，皇甫谧言：‘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盖起于河洛之间，是西北民族也。”蒙氏以黄帝起于河洛之间，但又何以成为西北民族，蒙氏并未明言。
关于炎帝族与黄帝族的活动区域，徐旭生说：“炎帝及黄帝的氏族居住在陕西，也不知道经历几何年月。此后也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一部分逐渐东移。黄帝氏族东迁的路线大约偏北，他们大约顺北洛水南下，到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跟着中条山及太行山边逐渐向东北走。炎帝氏族也有一部分向东迁移。他们的路途大约顺渭水东下，再顺黄河南岸向东。炎帝氏族姜姓在相当早的时候已在山东居住。”许顺湛认为，炎帝族“早期是以渭水流域为根据地，以后这个部族分散到或者到过河北省的中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和湖北的北部”，而黄帝族的活动地域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主要在豫西、豫中、山东、甘肃东部一带。
以上各家说法，主要根据文献。而许顺湛将炎帝族和黄帝族与考古文化进行联系，以说明其发祥地或活动地域。他认为，“炎帝族所代表的文化，当为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文化”，因为“老官台文化和半坡类型文化都是以陕西的渭水流域为基地，与炎帝早期活动的地域正相符合”。他又认为，“以黄帝为代表的部族是创造仰韶中、晚期文化的主人”，但他也承认，这一说法，“很大成份是推测性的”刘起认为，黄帝族发祥地姬水一带，“即东起渭水西迄湟水之间今陕甘青地境的古齐家文化区域”。由于刘起未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他这句话的含义还有待明确；若以黄帝族发祥地在今陕甘青地境内相当于齐家文化的区域，而未将黄帝族的发祥地与齐家文化联系起来，那么他的这一看法与上面提到的徐旭生以华夏集团远古时期在昆仑丘—即青海高原—山脚下的说法有相似之处；若他将黄帝族与齐家文化联系起来，则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齐家文化的年代比龙山文化还要晚一些，黄帝时代不会晚到这个时候。
三、炎帝族、黄帝族与考古文化的关系
如上述，许顺湛以炎帝族代表老官台文化和半坡类型文化，他的理由是二者都在渭水流域，与炎帝族的活动地域相合。但若仅以地域相合，还不能解释老官台文化何以能演变为半坡类型文化。许顺湛又以黄帝族代表仰韶中晚期文化，也缺乏充足的理由。因此，对炎帝族和黄帝族所代表的考古文化，我们有必要再加以审视。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提出老官台文化（或称大地湾、白家村文化）发展为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这些看法或能支持许顺湛的说法，或与他的说法不相抵触。而王仁湘提出，白家村一类文化遗存与早期仰韶文化之间还存在着缺环，白家村文化（大地湾、老官台文化）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直接来源，因为半坡类型与北首岭类型有约300年的间隔。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仁湘所指出的：
半坡人是绝对拒绝使用三足器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半坡人中断了黄河中游史前居民用鼎的传统。如果从这个角度认识，半坡的这个传统应当来自关中以外的其他地区而不是它的东方，因为东方及关中都有使用三足器的传统。
由此看来，半坡类型文化的形成，可能出现了突变的因素。这个突变的因素来自何处，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王仁湘对仰韶文化尖底瓶表现了很大的兴趣，他的看法可以给我们以启发，他说：还有仰韶的尖底瓶。尖底瓶的意义主要可能还不在于它是一种饮器，不在于它在汲水时表现出的力学特征，而主要在于它的小口，可以保存盛水不致蒸发或荡溢，这是干旱少水地区的特有水器，它分布的范围最能说明问题。尖底瓶的起源并不清楚，虽然在零口文化中见到小口瓶，它能否演变为后来的尖底瓶，现在也还没有定论。
王仁湘认为仰韶尖底瓶是干旱少水区的特有水器，虽然是一种颇具启发性的设想，但这种设想仍有可商榷之处，因为小口器并不一定只在干旱少水区才出现，非干旱少水区也有小口器。如屈家岭文化前期有一种细颈壶，口也不大；磁山文化也有一种小口长颈的双耳壶。而在干旱少水区，不一定有小口器，如中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似乎就没有小口器。我认为，与其说仰韶尖底瓶是干旱少水区的特有水器，不如说是游猎民族的特有水器。因为这种尖底瓶口小，盛水不易蒸发溢出，便于汲水，便于携带，适宜于游猎民族的迁徙生活。西安唐墓出土的白釉皮囊壶、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中所发现的舞马衔杯纹仿皮囊壶、辽代仿皮囊的鸡冠壶，都是管口，适宜于游猎民族使用。仰韶尖底瓶的小口，与这些仿皮囊器的管口，显然有同样的效用。仰韶尖底瓶不见于白家村文化，而出现在半坡类型中，这是一个突变的因素。我认为，这个突变因素是由一个游猎民族即黄帝族带来的。
学者大都认为炎帝族为农业民族，黄帝族为游牧民族或游猎民族。如徐旭生指出，炎帝氏族“踏入农业的阶段颇早”。他说：“周弃有教民稼穑的传说，而他的母亲叫作姜嫄，这明明指出姬姜两族的氏族互通婚姻，姬姓的周氏族从姜氏族学到农业的技术，周氏族从此才进入农业阶段，所以他此后就成了稼穑的神祇。黄帝氏族在周弃以前大约还滞留于游牧阶段。”吕思勉认为，“炎帝为耕农之族，好和平，黄帝为游牧之族，乐战斗”，许顺湛以炎帝族为农业部落。而不言黄帝族的经济属何种性质。蒙文通亦以炎帝族为“农稼民族”，黄帝族为“游猎民族”。他说：“而《史记》言：‘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则西北为游猎民族，为行国也’。《帝王世纪》言：‘黄帝扰驯猛兽，与神农战于阪泉之野。’《史记》说：‘教熊、罴、貔、貅、豸区、虎’。是亦游牧民族所能之事。”
前辈学者根据文献把炎帝族和黄帝族的经济性质揭示出来，为我们诠释考古材料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依据。黄帝族作为游猎民族，“乐战斗”，而通过游猎手段获取生活资料不太稳定，他们需要通过掠夺来补充生活资料之不足，而地域较近的炎帝族是农业民族，“好和平”，有较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于是炎帝族就成为黄帝族掠夺的对象。黄帝族征服了炎帝族，逐渐接受了炎帝族的农业经济，同时也把自己的文化因素注入进去，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尖底瓶。可以认为，半坡类型就是黄帝族征服炎帝族后形成的文化类型；换句话说，半坡类型是融入了游猎文化因素的农业文化。
需要说明的是，黄帝族是游猎民族，而不是游牧民族。如前所说，黄帝族兴起至鼎盛的时代是在老官台文化末期至仰韶文化早期，此时是否有畜牧业通常饲养的牛、羊，还没有完全确定。任式楠指出，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北辛文化的一些遗址发现了牛骨，他认为，“当时牛很可能已是家养动物，饲养方式至少处在野栖的半驯化散放阶段”；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一些遗址“继续都有牛骨出土，肯定已属家牛”。他又指出，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的遗址已有羊骨出土，南郑龙岗寺遗址半坡类型中出土羊骨6l块，“鉴定者判断为家羊”；“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最迟到龙山时代已广泛成为家畜”。但是，袁靖认为，“我们可以确切无疑认定是家畜的牛、羊出自甘肃省永靖县大何庄遗址和相邻的秦魏家遗址，距今约4000年前左右”关于猪、狗的畜养，任式楠与袁靖都定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而袁靖认为“可能起源于殷代晚期”。由于猪、狗不宜于大规模的放牧，因此可以认为在黄帝时代还没有畜牧业，黄帝族只能是游猎民族而不是游牧民族。《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教熊、罴、貔、貅、豸区、虎”，而不称其牧牛羊，这说明《史记》对史料的处理是审慎的。
上节谈到学者以炎帝族是居住于渭水流域的农业民族，而黄帝族可能活动于陕北，甚至有可能最初活动于青海高原至渭水流域以西一带。关于黄帝族最初活动地域的这些说法，由于还没有考古材料加以证实，尚属推测性质。黄帝族最初是游猎民族，迁徙不定，大概这是这个民族不大可能有较多的遗迹保存下来的原因。但是，我们根据文献，可以推测这个民族最初大致的活动范围，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在神农末期，亦即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帝族与炎帝族的活动范围是邻近的，很有可能如徐旭生所说，黄帝族在此时活动于陕北一带。黄帝族有可能是从陕北一带侵入渭水流域，为炎帝族所代表的老官台文化注入了突变因素，从而形成了半坡类型文化。
文献记载黄帝是在阪泉与炎帝大战，又在涿鹿与蚩尤大战之后才取代神农氏，但这并不排除黄帝族在渭水流域入侵炎帝族居住地时，早已与炎帝族发生过冲突的可能。炎、黄二族在渭水流域己发生过冲突，文献中似乎没有记载，但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志”。这句话是很可玩味的。古代文献中，数目字“三”往往不是实指，而是多次的意思。炎、黄“三战”不可拘泥地理解为在阪泉一地多次作战，而是指炎、黄在多地多次作战。由此看来，炎、黄二族早已在渭水流域发生过战争是完全有可能的。上文提到，徐旭生指出，炎帝族和黄帝族都曾向东迁移，各有其迁移路线。黄帝族是游猎民族，有可能其一支在渭水流域定居后，其他支系仍保持其游猎传统而向东迁移；炎帝族在原居地被侵占后，其一支系可能被迫东迁。后来二族在阪泉遭遇，再次发生冲突，这一战黄帝族完全占了上风，其后遂成为中国北方当时各部族中最强大的势力。
从考古材料看，半坡类型的经济是以农业为主，辅以渔猎，其农业应是由老官台文化继承而来。同时，半坡类型也接受了老官台文化的半地穴式房屋。有人认为，老官台文化最下层出土的，在圜底钵口沿上绘有一圈红色宽带纹的彩陶，是我国己知年代比较准确的、最早的彩陶。而半坡类型也有彩陶，数量尚不太多，应是继承老官台文化的彩陶发展而来。半坡类型完全排斥了老官台文化的三足器，这应视作游猎民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保留着原有的烹饪习惯。而在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如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后岗类型、下王岗类型等，仍普遍使用三足器，说明黄帝族的游猎文化因素对渭水流域以东地区的影响是有限的。
1994年发掘的陕西临潼零口遗址第二期遗存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有学者称之为零口文化。王仁湘认为，“零口文化的出现非常突然，它切断了建立在学者们论著中的仰韶与前仰韶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用心探求的前仰韶，它的传统并没有为仰韶文化所继承”。但在笔者看来，零口文化不仅没有切断仰韶与前仰韶的联系，反而说明了仰韶文化正是继承了前仰韶文化。
吉笃学指出：已发表的“零口二期”陶器可分为三组，其中，甲组陶器的陶质、陶色与器形等与老官台、北首岭前仰韶时期的遗存相近。乙组陶器的小口平底瓶、圜底钵、假圈足碗、弦纹罐、折腹盂等，同北首岭中层的仰韶文化遗存相同，也见于姜寨一期和龙岗寺等仰韶文化早期遗存。丙组则同案板等遗址的仰韶文化中期遗存基本相同。因此，所谓的零口文化，实际包含了前仰韶时期、仰韶文化早期和中晚期不同文化的遗存。
王仁湘大概是由于原报告称，临潼零口遗址“第一期为白家村文化遗存，第三、四期分别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西王村类型遗存，第二期是零口文化遗存”，故以“零口文化”的层位是“在前仰韶和半坡文化之间”，于是就认为“零口文化切断了建立在学者们论著中的仰韶与前仰韶之间的联系”。但若据吉笃学的分析，所谓“零口文化”实际包含了前仰韶时期、仰韶文化早期和中晚期不同文化的遗存，那么临潼零口遗址第三期就不应是半坡类型遗存，因为半坡类型的层位不可能出现在仰韶文化中晚期文化层位之上。看来原报告把临潼第三期定为半坡类型遗存还须重新审视。因此，零口文化不仅没有切断仰韶与前仰韶之间的联系，反而说明仰韶文化是由前仰韶文化发展来的。
总之，根据考古材料，再结合文献资料，可以认为是黄帝族代表的游猎文化作为突变因素进入老官台文化，形成了半坡类型文化。许顺湛以黄帝族代表仰韶中晚期文化，没有考古材料支持他这一说法。半坡类型是仰韶文化的早期阶段，找到了半坡类型的来源，实际上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来源。而寻找仰韶文化的源头，是当前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本文关于半坡类型形成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种推测，今后考古发掘若能发现前仰韶时期黄帝族所代表的游猎文化遗存，相信会有助于说明半坡类型的形成问题。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文献记载看，炎帝族的兴起是在神农氏的中期，其鼎盛期是在神农氏的晚期，黄帝族的兴起是在神农氏的晚期，其鼎盛期是在进入五帝时期之后。炎帝族兴起和鼎盛的年代相当于考古年代的新石器中晚期，黄帝族兴起的年代相当于考古年代的新石器晚期。后来的五帝时期大相当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
炎帝族的活动地域主要渭水流域，可以与老官台文化相联系。黄帝族有可能活动在陕北一带，其最早活动地域有可能在青海高原至渭水流域以西一带，但尚无考古材料加以证实。
炎帝族是农业民族，黄帝族是游猎民族。炎帝族可以认为是代表了老官台文化，但黄帝族作为游猎民族却不可能单独创造农业已较发达的半坡类型，半坡类型是黄帝族为代表的游猎文化作为突变因素进入老官台文化而形成的。由于半坡类型是公认的仰韶文化早期的类型，故本文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提出了仰韶文化来源的一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