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和黄帝是我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两个帝王，即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自从《国语·周语下》有“黄、炎之后”和《汉书·魏豹田儋等传赞》有“炎黄唐虞之苗裔”之语，后世常称“炎黄”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据《国语·晋语四》记载：“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按此，炎帝和黄帝都是少典氏之子，因而炎、黄似为兄弟。实际上少典氏是早于炎黄的一个上古氏族部落，不是人名，炎、黄是少典氏后裔中不同时代衍生出来的的两个分支，炎帝应早于黄帝。炎、黄大约生活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原始社会末期，都是氏族部落的首领。炎帝原居于姜水（即岐水，在今陕西宝鸡市岐山西），以姜为姓。黄帝姬姓，故炎、黄可以通婚。《左传·昭公十七年》云“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故炎帝又称赤帝，后向东发展到中原地区，与中原地区各氏族部落发生冲突。中原氏族部落首领黄帝，受中原各部落拥戴，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打败炎帝；在涿鹿（今河北涿县）击杀九黎族首领蚩尤和东夷氏族部落首领少昊，从此黄帝代炎帝由部落首领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
李学勤先生说，关于炎、黄的记载，在先秦的典籍中虽然分散零碎，但“早在两三千年以前的周代，已经流传着以炎黄二帝为祖先的谱系”。“炎黄二帝的传说，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长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样看来，今天我们说研究炎黄文化，就是要探讨和发扬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炎帝神农氏
《易·系辞下》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包牺即太昊伏羲氏。据此可知炎帝神农氏所处的时代，在伏羲之后，黄帝之前。所以称“神农氏”，是因为传说中的伏羲氏尚处渔猎时期，直到神农氏始创农业。《尸子·下卷》说：“神农氏治天下，欲雨则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谓之神。”《汉书》的作者班固说：“教民耕农，故号曰神农。”“始教耕，故为神农氏。”所以“神农”的称号是后人加给他的美谥，就像燧人氏、有巢氏一样，包含了对他的发明创造最切合实际的命名和赞美。
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水经注·渭水》有载：“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杨守敬按：“明《一统志》，姜氏城在宝鸡县南七里，城南有姜水，误也。《御览》七十引《三辅旧事》：姜泉在岐山县。（清）《一统志》，姜氏城在岐山县东，则姜水亦在县东矣。”岐山，既是宝鸡市所辖山名，亦是县名，山在县东北，古之姜水即今之岐水流过姜氏城后的一段，源出岐山，在山之西或南、县城之东为是。
根据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记载，炎帝神农氏又曰魁隗氏、连山氏、列山氏，列又写作“烈”。炎帝的母亲属于有虫乔氏女，名任姒，嫁给少典为妃，游华阳，见有神龙之首，感而生炎帝。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开始建都于陈，即今河南淮阳，后又迁都于鲁，即今山东曲阜。炎帝又号大庭氏，《左传·昭公十八年》说曲阜有“大庭氏之库”，孔颖达疏：“大庭氏，古天子之国名也。先儒旧说皆云，炎帝号神农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黄帝前。’郑玄《诗谱》云大庭在轩辕之前，亦以大庭为炎帝也。”炎帝又号伊耆氏，见《礼记·郊特牲》：“伊耆氏始为蜡。”郑玄注：“伊耆氏，古天子号也。”孔颖达疏：“则伊耆氏神农也。以其初为田事，故为蜡祭以报天也。”《路史·后纪·炎帝上》：“炎帝神农氏，姓伊耆，名轨……其初国伊，继国耆，故氏伊耆。”所谓“人身牛首”，应当理解为炎帝乃是以牛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这恰好与炎帝发明农业、驯服牛马，号曰“神农”相吻合。
炎帝神农氏受到后人崇拜并被追认为华夏始祖的主要原因，是他为人类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对农业的贡献。据《易·系辞下》记载，是炎帝神农氏首先发明了耒耜：“斫木为耜，柔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我们的祖先从以长期渔猎来维持生存直到跨入农耕定居时代，是人类文明划时代的伟大进步。而耒耜的发明，又使原始农业有了最先进的生产工具，使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发展。炎帝又规定中午为集市买卖时间，即“日中为市”，聚集天下的财货，互相交换，各人都得到所需要的物品，使天下有了最早的市场贸易。这大概是市场经济的最早发端。据《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炎帝神农氏对人类的另一巨大贡献，是“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炎帝是发现中草药的鼻祖，故我国最早的药书《神农本草经》以“神农”命名。中草药的发现与农耕代替渔猎一样，不仅拯救了人类的生存命运，而且改写了历史。对这一贡献的评价，怎样高估都不会过分。《路史·后纪三》云炎帝“教之桑麻，以为布帛”；《皇王大纪》卷一亦云炎帝“为台榭而居，治其丝麻，为之布帛”，即炎帝始创宫室和衣服，从而结束了穴居半穴居和“以俪皮（成对鹿皮）为礼”始制嫁娶的历史。炎帝还发明了五弦琴、七弦琴，创制了名叫《扶持》（一作《扶犁》）的乐舞，《通志·三皇纪》谓“复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可证神农传承了伏羲《易》，世传三《易》之首《连山易》之名或因炎帝神农氏又称“连山氏”而来。又《绎史·炎帝纪》引《周书》云：“神农……作陶，冶斤斧”，《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十三亦引《周书》曰“神农耕而作陶”，知在神农氏时代制陶技术已经成为一种专门工艺，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非常精美，已由手工发展到轮制。斤斧，炎帝时代出土经过磨光打孔的细石器或玉制斧钺已不罕见，“冶”字一说即烧造陶斧，抑或提示炎帝时代已发明原始黄铜冶炼技术，《拾遗记》卷一谓炎帝“采峻锾之铜以为器。峻锾，山名也。下有金井……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缄滕也”王嘉：《拾遗记》卷一。《拾遗记》虽小说，多神话，但可为《周书》作旁证以资参考。《商君书·画策》云：“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炎帝神农氏是原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缔造者之一。
由于炎帝神农氏对于人类的历史贡献堪比日月，有生养滋育之恩，所以古代典籍把神农列为“三皇”之一。三皇，除“天皇、地皇、人皇（泰皇）”外，一说为“燧人、伏羲、神农”，一说为“伏羲、神农、祝融”，一说为“伏羲、女娲、神农”，一说为“伏羲、神农、黄帝”，无论几说，皆有神农。神农又被后世祀为农神之首，其地位高于黄帝。炎帝神农氏时代，是我国农业由最原始的刀耕火种到种植技术和生产工具发明创造的最集中时代，即已进入锄耕阶段。凡涉及农耕文化，先秦典籍都曾提到神农烈山氏及烈山氏之子，《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稷”不仅是谷物名，而且是夏朝以前的农官名，在夏以前被人们祭祀的农官就是神农氏的儿子或后代。《国语·鲁语上》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以上文献说明，古代种植业是由炎帝神农氏及神农氏氏族部落发明的，因而受到后世的祭祀。总之，以牛为图腾的炎帝神农氏部落或族团，是农耕文化的发明创造者，或发明创造的集大成者。有了农业，人类就有了衣食，人类就满足了生存的基本需求。考古发现，早在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遗址，就出土了包括翻土工具在内的成套农具。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两次发掘共出土骨耜170多件。在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和华县泉村等遗址的窖穴、房屋和墓葬中，都发现了谷物的皮壳，经河北农学院鉴定是粟（小米）”。上述证明在我国黄河、长江流域，新石器早期就已出现“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在山东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的一个大型窖穴中，发现有一立方米左右的粟粒，说明至少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即炎帝时代，粮食作物有了广泛种植，并且有了剩余。
刘宝才先生等主编的《中国历史·先秦卷》则说这个窖穴中堆积的粟的积灰，折合成新鲜小米约有2000公斤。《文子·上义》曰：“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亲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吕氏春秋·爱类》也说：“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以上所说，哲理显明，所谓“神农之法”、“神农之教”或以口耳相传为本，当不致大谬。农业，自古至今，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农业仍将为人类生存命脉所系。
今宝鸡市岐山古姜水一带是炎帝故乡，是姜炎文化的发祥地，也是远古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世传宝鸡市南峪家村有神农祠，谓系炎帝神农氏诞育之地。战国时人谓炎帝神农氏“教人播种五谷，发明农业生产工具，传授打井技术，是为农业神；又曾‘日中作市’，使民交易，是为商业神；又曾创制五弦琴，是为音乐神；又曾‘尝百草’而知医药，是为医药神”。
姜炎文化尤其神农所创农耕文化薪火相传，万世不衰。炎帝后裔有邰氏是唐虞时代农业专家弃（后稷）的外家，有邰氏女姜嫄为帝喾元妃，生弃。《古列女传·母仪传》云：“姜嫄之性，清静专一，好种稼穑，及弃长而教之，种树桑麻。”《史记·周本纪》云：弃“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榖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虞舜（一说帝尧）封弃于邰（在今陕西武功西南），号曰“后稷”，为唐虞时农官。后稷是姬姓周代始祖。后稷裔孙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周道之兴自此始”。《史记·货殖列传》云“公刘适邠”；《刘敬叔孙通列传》则云“后稷……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邠亦作“豳”（在今陕西旬邑西南）。邰、邠等地均在今陕西西部、岐山周围。《国语·周语上》：“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韦昭注：“三君云：鸑鷟，凤之别名也。《诗》云：‘凤皇鸣矣，于彼高冈。’其在岐山之脊乎？”今宝鸡市岐山县政府即驻凤鸣镇。先周太王古公亶父为寻找和追求广阔丰美的土地，举族迁徙渭水平原，“至于岐下”，在岐山之阳周原建岐邑，以聚四方来归之民。《列女传》云太王娶姜氏女太姜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即季历，又称公季）。周公为太王作《岐山操》。《周本纪》则谓文王姬昌“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士以此多归之”。《诗·大雅·生民》及《公刘》、《緜》、《皇矣》等篇就是颂美后稷、公刘、古公亶父以及王季、文王之功德的史诗篇章。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故地利之美者地足以王，是则《緜》诗之旨耳。”时至今日，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当与发轫肇兴于渭水之滨的宝鸡岐山有着不解之缘。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佐文王、武王兴周的吕尚姜子牙者，亦是炎帝之裔，四岳之后，姜姓吕氏，虽生于东夷海隅，却发迹于今宝鸡市之渭滨。上揭还可透出以下信息：姜姓炎帝族和姬姓黄帝族一直到后代历世都有婚姻关系，以故《国语·周语下》说：唐虞三代以来，包括那些亡国之君，“皆黄、炎之后也”。
《帝王世纪》说，炎帝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共传八世，后七世依次名承、临、明、直、来、哀、榆罔，皆称炎帝。《春秋命历序》亦云“炎帝号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一说炎帝传十六帝，《吕氏春秋·慎势》则说“神农十七世有天下”，《尸子·下卷》或曰“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则谓“自神农至榆罔四百六十二年”，不一而足。炎帝世系的名字记载各异，如《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路史·炎帝纪下》则合并以上名字而排炎帝世系十六世。《绎史》据《通鉴外纪》排炎帝世系八世名称亦与《帝王世纪》稍别。总之，炎帝世系不宜、且无益再作繁琐考证。炎帝后裔则在颛顼时为土正，尧时为四岳，商为阿衡，周为太师。周代的齐、吕、申、许、州、纪、路、洛等诸侯国，皆为炎帝姜姓后裔。王献唐先生则谓“姜帝炎姓之国十有三：曰怡、曰伊、曰纪、曰淳、曰甘、曰州、曰舟、曰骀、曰戏、曰向、曰薄、曰列、曰赖，皆黄帝所封……当时所谓国，即后世部落”。谯周曰：“神农至炎帝，一百三十二姓。”《潜夫论·志氏姓》：“炎帝苗胄……及齐之国氏、高氏、襄氏、隰氏、士强氏、东郭氏、雍门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渊氏、子乾氏、公旗氏、翰公氏、贺氏、卢氏，皆姜姓也。”点击百度“中国郑州网”，有佚名作者《数典敬祖话姓氏》一文云：“关于炎帝榆罔一支……先后河南、陕西、山东、安徽、湖北等地占有属地16个，繁衍裂变为107个姓氏。其后向南发展，分支为247个姓氏。黄帝族和炎帝族经过世世代代的繁衍、传承……总计发展古今姓氏8000多个。”以上数字，笔者虽不知佚名氏何据，其意谓中华民族多属炎黄子孙是没有错的。
《易·系辞下》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里的神农氏“没”和“世衰”，都不是指第一代炎帝神农氏，而是指神农的八世孙榆罔，在阪泉之野被黄帝打败的炎帝，也是第八代炎帝榆罔。《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杜预注：“黄帝与神农之后姜氏战于阪泉之野，胜之”；而《通志·三皇纪》则谓“轩辕复与榆罔五战于阪泉”。自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纪黄帝以来，黄帝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帝王人物在历史上已经定型，毋庸置疑。但炎帝神农氏则有八世至七十世之说，其事迹也不像同指一人一世。因而，我们把炎帝神农氏看成一个世世代代以农耕为主、不断创造农耕文明的氏族部落更为合适。如按炎帝有八世说，而炎帝神农氏则是包括其后七代的一个共名，郑樵《通志·三皇纪》谓“自临魁凡七帝，袭神农之号三百八十年”。春秋以后，有了“五行”说，附会神农为火德，皆被后人追谥为“炎帝”。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炎帝生于厉乡的厉山，厉山在随州随县（今属湖北）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春秋时为厉国。“厉”和“列”古音同字通，所以生于厉（列）山故称列山氏或烈山氏。也有学者认为，“烈”是刀耕火种时代放火烧荒、“烈山焚泽”之意。笔者以为，第一代炎帝神农氏诞育之地只能有一处，古今学界公认在今宝鸡市古姜水一带；全国各地之炎帝遗迹乃其后世播迁所致。除在今陕西宝鸡市有炎帝祠、炎帝陵外，在今山西晋城也建有炎帝陵，在今湖北的神农架建有神农祭坛，在今湖南省炎陵县城西南15公里有“炎帝陵”，又名“天子坟”，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何光岳先生《炎帝八世考》影响较大，解开了全国炎帝遗迹的迷团。炎帝神农氏生于今陕西宝鸡市已成定说，后世数代炎帝逐渐东迁、南迁，由今陕西而河南、而湖北、而湖南、而山西、而山东甚至河北，均不可否定。故王献唐先生说：“神农一族……其初出于陕西之姜水，发明农业；更以半牧半农之生活，沿黄河流域自西而东。入豫，南于江汉，遗迹于随县之列山；北至山西，散布于长治之耆；东至陈，袭大（太）昊之旧迹；又东至鲁，袭大庭华胥之故都。而凡所至之处，其种麦之术随之。”炎帝“长于姜水”、“生于厉乡”、“都于陈，又徙鲁”、曲阜“有大庭氏之库”、炎、黄“战于阪泉之野”以及“死后葬于长沙”等记载都说明，历代炎帝迹涉半个中国。炎帝虽为八世，均为上古帝王，身后葬处无考；今山西、湖南等各地炎帝陵或均为纪念性建筑。至于全国各地皆建有神农祠，是民间对历史人物的泛神化现象。
清马马肃在其所纂《绎史·炎帝纪》后述赞：“稽古农皇，生而神异……至其功被生民，泽及万世，迄于今，载在祀典，诚没世而不可泯也……风雨时节，五谷蕃登，政醇民朴，天地和同，化被四极，遐迩承风，一百四十年间，虽其政治不少概见，意必有所以不疾而速，无为而成者。不然，三皇皆至德而帝独以神称，何谓也哉！传十有六帝，或曰八帝，或曰七十世，黄帝始起而代之。”
炎黄时代
炎黄时代的实际情况，只能通过对传世文献和地下考古资料进行缜密研究和综合分析而略知。我们虽然无法复原炎黄时代的真实面貌，但中华民族在炎黄时代已开始步入文明时代，在学界基本取得共识。炎黄时代是人类由蒙昧、野蛮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界碑。
炎黄时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应当属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晚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约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500年间。所以文献中所说的“国”、“国君”、“诸侯”等，都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形成的诸多氏族部落和部落首领。这时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由于血缘相近或为了领地和生存需要已经有了联合，组成一个大的族团，以与其他族团相抗衡。到炎黄时代，出现了部落联盟，炎帝、黄帝就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也即华夏族团以及各氏族部落的共主，也可以称做大酋长。这时已由原始文明代替野蛮，远离了丛林法则，有了城邦和聚落。生产力水平虽相对低下，但由于生存利益的一致性，使部落内部实行共同劳作和财产共享，产生了原始的公共道德，有了酋长推举制度和民主议事制度，但也不排除部落与部落、族团和族团之间以强凌弱的军事冲突。这时的首领或酋长，必须具有发明创造和抵御自然灾害的本领以及对公共事务的服务能力，才能赢得氏族部落的信任和拥戴。这是原始社会末期的基本社会形态，也被称为军事民主时代。
炎、黄被称为古帝王，是后世对他们的尊称，就像其前的燧人氏、伏羲氏和其后的尧、舜称“皇”称“帝”一样，绝对没有专制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帝王特权，他们役一身而公天下；而秦汉以后极权专政下的皇帝，则虐天下而私一家，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炎黄时代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从而没有形成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国家机器。炎黄虽是部落联盟的共主，但却没有供他们使用的私权，只有为各氏族部落服务的公器。各氏族部落的民主、自由、平等权利必须用公共权力作保障，公共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公共责任，因而公共权力是部落联盟公共利益的奴仆，这是原始社会末期人际关系中具有最高和谐意义的特殊文化现象。
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考古发现，各墓主之间随葬品多寡不一，可证这一时期已出现私有制萌芽，已产生氏族贵族。从而也可证明氏族社会晚期由于农业的革命性进步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生产力水平得到发展和提高；同时提示氏族内部已开始打破了分配上的均衡。随着这些氏族社会逐渐衰亡迹象的发生，迎来了中华民族国家文明的曙光。
按照《史记》和其他典籍的记载，炎黄时代，在中原及东夷地区即今鲁、豫、晋、冀一带，曾发生一场旷日持久的氏族部落之间的大混战，也是历史记载中最早的战争。黄帝是通过暴力手段夺取天下的。当时在黄河中下游流域有四大著名氏族部落，或称族团，即西北和中原地区的炎帝族团、黄帝族团，东夷地区的九黎族团、少昊族团。蚩尤是东夷即今山东一带强大的九黎族的首领，传有九个部落八十一个氏族。而少昊则是东夷即今山东中南部以凤鸟为图腾的强大部族，又称“两昊”，两昊，在少昊族团中大概包括了太昊伏羲氏的部分风姓后裔，春秋晚期在今山东境内尚有四个太昊后裔风姓方国存在，即任（在今山东济宁）、宿、须句（均在今山东东平）、颛臾（在今山东平邑）。蚩尤与少昊在历史上都曾被称为“天子”。
据传蚩尤、少昊氏族与炎、黄两大氏族开始有比较融洽的联合关系，能够合作共治天下。只是由于历史为胜利者而写，而后代史笔维护以炎、黄为首的正统说，把蚩尤、少昊贬到炎、黄的臣属地位了。《管子·五行》说：“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黄帝以蚩尤、太常、奢龙、祝融、太封、后土六人为相，分职共治天下，而以蚩尤为首辅。《越绝书·计倪内经》说：“臣闻炎帝有天下，以传黄帝，黄帝于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主金”，刘建国先生译为“掌管刑杀和收获”。又据张闻玉《逸周书全译·尝麦》说：从前上天开始造就炎帝、黄帝的时候，就制定了法典。命令炎帝分管两位卿士—蚩尤与少昊。于是炎帝命蚩尤抵御少昊，以监视四方，并主持上天尚未完成的奖赏。而蚩尤却追赶炎帝，与炎帝在涿鹿山下争斗，打斗之声传遍各个山脚。炎帝十分恐惧，就求救于黄帝。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路史·后纪四·炎帝纪下》也说：“炎帝参卢，是曰榆罔，居空桑……乃命蚩尤宇于小颢（少昊），以临西方，司百工（官）。德不能御，蚩尤产乱，逐帝而居于涿鹿。”又附《蚩尤传》云：“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帝榆罔德不能御，蚩尤产乱，出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濁（涿）鹿。”从以上文献信息中可以窥知，西方的炎、黄族和东方的蚩尤、少昊族曾一度结盟共享天下，但由于种种原因使联合很快破裂，并以涿鹿之战蚩尤、少昊被杀、炎帝战败而告终。
关于涿鹿之战，史籍记载较多，但儒家经典如《尚书·吕刑》则把战争的原因说成是“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史记·五帝本纪》也说是“蚩尤作乱，不用帝命”。而《庄子·盗跖》却把战争的原因归罪于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战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山海经》虽有神话传说色彩，但记载这场战争比较详细，其《大荒北经》说：“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龙鱼河图》则谓蚩尤并未被杀，而在“八方万邦”中享有较高威望，见《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在原始社会末期发生的这场氏族部落间大混战，大概先由神农后裔末代炎帝发起，即：首先“昔者神农伐补遂”，“蚩尤……尔后“轩辕战涿鹿，杀两昊、蚩尤而为帝”；最后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次混战大概先由西来的炎帝大庭氏占据东方的今曲阜，或末世炎帝榆罔伐补（又作“辅”或“斧”）遂而引起东夷人反抗，因而蚩尤在空桑即今山东省泗水上游“宇于少昊”，即与少昊结为同盟，赶走炎帝。炎帝族战败求救于黄帝，于是黄帝使应龙蓄水淹没蚩尤军队，蚩尤联合太昊、少昊势力伐黄帝。蚩尤利用天文气象学作大风雨，冲破应龙水阵，遂有黄帝请来旱神女魃使天放晴的传说。最后黄帝联合炎帝终于打败东夷势力集团，杀两昊，在涿鹿擒杀蚩尤。后来黄帝与炎帝又因争夺盟主而发生冲突，黄帝在阪泉经过多次大战打败炎帝。这场混战之激烈残酷，《庄子》曾说“流血百里”，《帝王世纪》云“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鹖冠子·世兵》甚至以“黄帝百战”与“蚩尤七十二”战相提并论，《玄女兵法》也说“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因而《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
氏族部落间长期混战的原因后人见仁见智，其表层原因可能是不同氏族间的文化差异、对部落领地的相互侵占、阶级分化导至财富掠夺或中原地区领导权的争控等等。实际上，氏族部落间的冲突和战争是社会进步的阶梯，当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氏族部落的联合和统一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蚩尤与炎、黄一样也是华夏文明的始祖。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史载黄帝时“苍颉作书”。学界对于夏代以前的文字由于实证不足，至今尚存争议。但上世纪60-80年代，在山东莒县的陵阳河、朱家村、杭头等三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中的大口尊上，却发现有20个陶文，加上山东诸城前寨采集到的陶文残片，共有单字21例。由于这些陶文结构与古代甲骨文、青铜器铭刻上的象形字十分相近，所以有学者认为是图像文字、原始文字，唐兰先生认为“是很进步的文字”。距今约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刻有简单而又整齐规则的符号，据统计，不同的种类有四五十个之多。在临潼姜寨遗址所发现的陶器上，有120多个刻划符号，共39种。于省吾先生认为，“这种陶文就是我国汉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简单文字”。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晚期正是炎黄时代，在炎黄活动和建都聚居的文化圈中出土这一时代的原始文字，可证“作书”始于炎黄时代一说不是空穴来风。“作为文字前驱的刻划符号，早在仰韶前期的半坡、姜寨、北首岭遗址中已经出现……据此可以作出判断，文字在父系社会晚期已经形成了”。近闻蚌埠市的双墩文化遗址考古发现，在距今约7000年前后的陶器上有刻划符号600多个，早于炎黄时代2000年。李伯谦先生与孟世凯先生都认为，双墩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就同时期国内外文化遗存来说，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都十分罕见，是惊人的发现。不少的符号已经达到了表意的程度李伯谦：《研讨成果报告》。文字起源问题虽悬而未决，或由于文字载体原因尚未被今人全面发现。仰韶文化前期和双墩遗址的刻划符号，都早于炎黄时代，或为原始初创阶段，炎黄时代或许是一个重要发展成熟阶段。殷商甲骨文的定型曾经历了一个初创和长期演变过程由上述考古资料得到了印证。
青铜器的发明与文字一样，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通过考古发现，现在只能见到夏末或商初的青铜器，史前传说时期的青铜器尚无考古出土证明。但《周书》说炎帝“冶斤斧”，《封禅书》说黄帝“铸鼎”；《世本》说与炎、黄同时的“蚩尤以金作兵”；《管子·地数》说葛庐山、雍狐山发水时，冲下很多金属矿物，蚩尤经过冶炼制成剑、铠、矛、戟、戈等兵器；《五经异义》引《公羊传》亦有类似说法。王玉哲先生在《中华远古史》第二章第五节中有证据指出：“在姜寨遗址出土的1万多件遗物中，最珍贵的是有一铜片，经有关部门化验，铜占65%，锌占25%，余为少量的锡、铅、硫、铁等，属于铜锌合金、杂质较多的黄铜。由这件遗物可知，我国的冶金史可以提早到6000年以前。”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达和进步，但愿地不爱宝，以更多的出土实物来证明以上所说“冶斤斧”、“铸鼎”、“以铜作兵”不是向壁虚构。
炎黄时代已有城市出现，更加有力证明炎黄时代已开始进入文明时代。《汉书·食货志》说：“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皇王大纪》云：炎帝“为台榭”。《汉书·郊祀志》说：“黄帝为五城十二楼。”《淮南子·原道训》说：“黄帝始主城邑以居。”《轩辕本纪》也说：“黄帝筑城造五邑。”考古证明，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距今6000年前的城址，但被距今5820年前的大溪文化压着。河南郑州西山还发现距今5300-48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该城平面略呈圆形，采用先进的方块板筑法夯筑而成。湖南澧县车溪乡南岳村发现一座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距今4800年左右的城址。据新华社济南2001年5月26日电讯，考古工作者对山东五莲县丹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与龙山文化中期三个连续扩展的城址。大汶口文化城址平面略呈椭圆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约300米，城内面积9.5万平方米，已清理出城壕、城墙、城门通道、出水口。除澧县城头山遗址早于炎黄时代，其余城址的年代大体都与炎黄时代相吻合。
新华网《李学勤细数中国近期几项重大考古发现》云：“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寺遗址的时间和地点与传说中唐尧接近，大约在公元前2600—（公元前）2100年之间，陶寺遗址具备了文明的很多因素，有城市、宫殿、大型墓葬、礼制、文字、玉器、青铜器等，这些线索使我们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比很多人想像的更为久远。”以最新夏商周年表从禹代舜事纪年（前2070年）上推，公元前2600年应是五帝时代早期或炎黄时代晚期，陶寺遗址所具备的这些文明因素，应当经历一个初创、发展、完善时间，这些文明成果早在炎黄时代或炎黄时代之前就已发明且使之成熟应当没有疑问。
炎黄时代的发明成果，记在炎帝名下的有农、商、医药、杵臼、卜筮、历日、音乐、地理、宫室、丝麻布帛等见《易·系辞下》、《竹书统笺·前编》、《皇王大纪》卷一等。另外多记在黄帝名下，几乎涵盖了古代发明创造的各个领域，诸如天文、历法、律吕、算术、乐器、图书、冕服、杵臼、弓矢、舟车等等，在先秦文献《世本·作篇》中多有记载。史载炎黄时代已设有管理公共事务的官员，并有分职，这本身就属于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影响的结果，为国家文明的起源发出了信号。炎黄时代的发明创造，多具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重意义，如音乐、服冕。黄帝的发明有些与炎帝有承继关系，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和创新，如医药、宫室、服冕、音乐等。
《汉书·食货志》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黄帝以下“通其变，使民不倦”。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竹书统笺·前编》：“炎黄二圣，乃开物成务之祖。”《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在数千年的文献记载和传说中德比天地，光耀日月，在华夏生民中的始祖地位一直没有动摇。
综上所述，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随着古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分析，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及炎黄时代将成为信史。作为人文初祖的炎帝，作为炎帝神农氏发祥地的宝鸡市，是全世界华人的祖籍，也是团结和凝聚世界华人认祖归宗和朝拜圣地。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所以没有数典忘祖，是因无法割断历史，是因为有可以借鉴的历史文化资源用来服务于当代的三个文明建设。笔者认为，炎帝神农氏和炎黄时代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是一笔不可再生的永不贬值的不动产，我们应批判地继承和弘扬，择其善者而光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