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校后到三月份生日之前所发生的事，我就略过不提了。除了史蒂福斯比以往更受仰慕以外，我什么也不记得。他最迟这学期结束就要离开了。在我眼里，他比之前更有精神、更独立，因此也就更具魅力。除此之外，我真的什么事都不记得了。当时让我牢记在心的那件大事似乎吞噬了所有小事。
更难以置信的是，从我回到撒冷学校到生日来临，竟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我只记得这个事实，因为我知道一定是这样，否则我会觉得返校和生日之间并无间隔，事情一件紧接着另一件发生。
那天的事我记得多么清楚啊！仿佛还能闻到笼罩在那里的雾气的味道，从雾中看见灰白似的鬼魂的冷霜；还能感受到被霜覆盖的头发湿粘在脸颊上。看着昏暗的教室，到处是一支支烧得噼啪作响的蜡烛，照亮雾蒙蒙的早晨。同学们在冷冽的空气中不停跺脚取暖，直往手上呵气，吐出的热气像烟一样在半空中盘绕着。
早餐之后，操场上的我们都被叫回教室，这时夏普先生走进来说：“大卫?科波菲尔到会客室去。”
听到老师叫，我很高兴，以为是佩格蒂送了食物篮过来，于是敏捷地从座位上起身，身旁一些同学还吩咐我有好吃的别忘记分给大家。
“别担心，大卫，”夏普先生说，“孩子，时间很充裕，别急。”
如果当时多想一下的话，应该会对他那带着同情的语调感到诧异，但我是后来才想到。我赶紧跑到会客室，看到克里克先生桌上摆着早餐、藤条和报纸，克里克太太手上拿着一封拆开的信，不过没有食物篮的踪影。
“大卫?科波菲尔，”克里克太太领我坐到沙发上，在我身旁坐下说，“特别找你来，是想跟你谈谈，有件事要告诉你，我的孩子。”
当然，我直觉地看了克里克先生一眼。他摇摇头，没有看我，自己吞下一大片涂满奶油的吐司，以免叹气。
“你年纪还太小，不懂世事变化多端，”克里克太太说，“也不清楚人是怎么过世的。但每个人终究都会认识到这点，大卫。有些人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有些人等到老了才知道，有些人则是一生中不断遇到。”
我认真地看着她。
“你假期结束，从家里回学校时，”克里克太太停了一会儿说，“家人都还好吗？”她又停了一下，“令堂还好吗？”
我不确定自己为什么开始颤抖，但依然认真地看着她，没有回答。
“因为，”她说，“我今早收到一个令人难过的消息，得告诉你，令堂病得很严重。”
克里克太太跟我之间起了一层雾，她的身影似乎在雾中移动了一下。之后我感觉到热泪淌在脸上，接着她的身影也静止下来。
“她病情危急。”她补充道。
现在我明白了。
“她过世了。”
这句话她根本不需要说出口。我早已陷入凄凉的大哭，觉得自己变成这广大世界的孤儿了。
克里克太太很好，让我整天都留在那里，有时候会让我自己一个人待着。我一直哭，哭累了就睡着，睡醒了再哭。等眼泪流干，就开始思考。心头的压抑沉重到了极点，隐隐作痛的悲伤是任什么都无法减轻的。
可是我的思绪很涣散，不是思考重压在我心上的不幸，而是徒然地想着其他相关的小事。我想到家里大门深锁，一片寂静。想到小宝宝，克里克太太说他有阵子很虚弱，他们相信他也活不了。想起父亲在教堂墓园的坟墓，就在我们家旁边，还有母亲躺在我再熟悉不过的树下。独自一个人时，我站上椅子照镜子，看我的眼睛哭得有多红，脸上有多悲伤。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心想眼泪似乎快流干了，好像是这样，那等快到家时──就要回家奔丧了──受到这么重大的损失，让我最有感触的会是什么？我也意识到自己有种尊严，我的不幸使我成为同侪间的重要人物。
世界上没多少小孩会遭受如此刻骨铭心的哀痛打击，我是其中一个，但这么受瞩目让我感到多少有些得意。那天下午，我漫步在操场上，而其他同学在教室上课。他们下课后从窗户看我，让我觉得自己特别重要，因此就表现得更加哀伤，走得更加缓慢。放学后，他们跑来跟我说话，我对他们的态度和以往并无不同，也没有摆架子，这点让我觉得自己表现得挺好。
第二天晚上我要回家，不是搭邮车，而是搭一辆名为“农夫”的笨重夜车，是乡下人短中程旅行时会搭的车。那天晚上我们没有说故事。崔斗斯坚持要把他的枕头借给我。我不懂他觉得这么做能安慰我什么，因为我自己明明也有枕头，但那是他唯一可以借给我的东西，可怜的家伙。此外，在告别时他还给我一张画满骷髅头的纸，想要平复我的忧伤，让我内心平静。
我在第二天下午离开撒冷学校。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车子整晚都开得很慢，我们一直到隔天早上九十点左右才到雅茅斯。我探头找巴基斯先生，但没有看见他的人影，倒是看到一个矮矮胖胖、呼吸急促、面带笑容的小老头。他身穿黑色衣服，马裤膝盖处缝有褪色的小绺缎带，着黑袜，戴宽边帽，气喘吁吁地跑到马车窗口说：
“科波菲尔少爷？”
“我就是，先生。”
“请您跟我来，好吗？”他开门说，“我很乐意带您回家。”
我将手放在他手上，想知道他是谁。我们走进窄小巷弄里的一家店铺，招牌上头写着：欧玛，专营布料成衣经销，定制裁缝与葬仪服务等。这是一间密闭不透气的小店，里头堆满了各种衣料、成品和布料，还有一个小橱窗放满绅士帽和淑女帽。店面后方的小房间里头，有三位年轻女子正在处理桌上的一堆黑色布料，地上满是剪下的碎布。室内生起很旺的炉火，温暖的空气中还弥漫着令人难以呼吸的黑纱气味──当时我不晓得那是什么味道。
三位年轻的女子非常勤奋，一副很自在的样子。她们抬起头来看我后，又继续手上的工作。缝、缝、缝。就在这时，窗外小院子的作坊传来规律的捶打声：啦─嗒嗒，啦─嗒嗒，啦─嗒嗒，节奏毫无变化。
“哎呀，”车夫对其中一位年轻女子说，“进度如何，米妮？”
“我们应该可以在试穿前做完，”她开心地回答，“别担心，爸爸。”
欧玛先生脱下宽边帽，坐下来喘气。他太胖了，所以喘了好一阵子才说：“没错。”
“爸爸！”米妮开玩笑地说，“你胖得跟海豚一样了！”
“哎呀，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亲爱的，”他想了一下后说，“我真是太胖了。”
“你这是心宽体胖，是吧，”米妮说，“你每件事都看得这么轻松。”
“没必要看得太重啊，亲爱的。”欧玛先生说。
“的确没必要，”他女儿回答道，“在我们这里，大家都很开心，感谢上苍！不是吗，爸爸？”
“希望如此，亲爱的，”欧玛先生说道，“我现在喘得过气了，就来帮这位小学者量尺寸吧。我们到店里面吧，科波菲尔先生。”
我照着欧玛先生的要求，走在他前面。他先给我看了一卷布料，说是特级的，除了拿来做给父母的孝服，做其他的都是浪费。他量了我的各种尺寸，然后记在本子里。他记尺寸时，叫我看他的存货，说有些是“刚流行”，其他的则是“刚过时”。
欧玛先生说：“这样子常让我们赔不少钱呢。不过流行就和人类一样，没有人知道何时、为何、如何流行；也没有人知道何时、为何、如何退流行。如果从这种角度看的话，每件事都和人生一样。”
我实在太伤心了，无法和他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这问题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应该都没有能力回答。欧玛先生带我到后面的小房间，沿路喘气，呼吸有点困难。
之后，他对门后很陡的小台阶喊：“把茶和黄油面包送上来！”这段期间，我就坐在那儿东看西看，想着事情，听着房间的缝纫声，还有从院子传来的捶打声。过了一阵子，餐盘端上来了，原来是给我的。
“之前就认识你了。”欧玛先生在看了我几分钟后说。早餐一点都没动，因为那些黑色的东西坏了我的胃口，“很久以前就认识你了，我年轻的朋友。”
“是吗，先生？”
“从你一出生，”欧玛先生说，“甚至在你出生之前就认识你了呢。认识你之前，我认识你父亲。他身高五英尺九英寸半，躺在宽五英尺、长二十英尺的地底下。”
啦─嗒嗒，啦─嗒嗒，啦─嗒嗒。捶打声穿过中庭。
“他躺在宽五英尺、长二十英尺的地底下，多一英寸少一英寸都不行，”欧玛先生愉悦地说，“这如果不是他的要求，就是她的指示，我忘记是哪个了。”
“您知道我弟弟的情况吗，先生？”我询问道。
欧玛先生摇摇头。
啦─嗒嗒，啦─嗒嗒，啦─嗒嗒。
“他在他母亲的怀里。”他说。
“噢！可怜的宝宝！他死了吗？”
“你难过也无济于事，”欧玛先生说，“没错，那宝宝死了。”
听到这消息，我的伤口好像被撕裂一般，搁下几乎没动的早餐，走到小房间一角的另一张桌子，趴了下来。米妮匆忙地跑过来收拾东西，怕我的眼泪弄脏放在上面的丧服。她是个心地善良的美人儿，轻柔地将我的头发从眼睛上拨开，但她非常开心手上的工作快完成了，而且进度超前，和我的心情截然不同。
刚刚的声音停止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经过中庭来到房间。他手上拿着铁锤，嘴上含着一些小铁钉，说话前还得把钉子统统拿出来。
“哎哟，裘伦！”欧玛先生说，“你进度如何？”
“不错，”裘伦说，“完成了，先生。”
米妮有点脸红，另外两个女生相视而笑。
“什么！你昨晚趁我去俱乐部的时候熬夜完成了，是不是？”欧玛先生眨了眨眼说道。
“是的，”裘伦说，“因为您说如果完成的话，我们可以来趟旅行。大伙一起去，米妮跟我──还有您。”
“噢！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欧玛先生说，笑到咳嗽。
“既然您那么好心提议，”年轻人继续说，“我拼死也要完成，是吧。您能给我意见吗？”
“可以，”欧玛先生起身说道，“亲爱的，”他停下来转向我，“你想看看你……”
“不行，爸爸。”米妮插嘴道。
“我以为这样做比较好，亲爱的，”欧玛先生说道，“但或许你才是对的。”
说不上来自己是怎么知道他们要去看的东西，是我最亲爱、最亲爱母亲的棺材，因为我从来没听过钉棺材的声音，也没见过棺材长什么样子。但刚刚听到那声音的时候，就知道那是什么声音。那个年轻人进来时，我很确定自己清楚他刚刚在做的是什么。
工作现在完成了，不知名的另外两个女孩将身上的线头、碎布拍掉，然后回到店里将东西放好，等着招呼顾客。米妮留在房间里，把刚刚做好的衣服放在腿上折好，并装到两个篮子里，一边跪着做事，一边哼着轻快的曲子。她在忙的时候，裘伦（我想肯定是她的情人）走进来，偷亲了她一下，一点也不介意我的存在。裘伦说她父亲出去套马车了，他也得赶快做好准备，然后又走了出去。米妮将顶针和剪刀放进口袋，把一根穿了黑线的针整齐地收进工作袍胸口处，在门后的小镜子前利落地穿上外套。从镜子里，我看到她愉悦的表情。
我坐在角落的桌边，手枕着头观察到这一切，脑子里想着别的事情。马车很快就抵达店门口，他们先把篮子放进去，之后扶我进去，然后三个人才上车。记得那辆马车是客货两用，一半像载人的轻便马车，一半像运钢琴的货车，漆成灰暗的颜色，由一匹长尾黑马拉着。几个人坐在里头，空间绰绰有余。
一起坐在车上，记得他们忙碌的样子，看见他们乐在其中，一股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那是我这辈子从没经历过的（或许我现在比较世故一点了）。我不生他们的气，而是害怕他们，感觉像是被人丢到天性和我毫无相似之处的人当中。他们都非常开心。老头子坐在前面拉车，两个年轻人坐在他身后。他每次讲话，两个年轻人就会将身体往前倾，把脸各靠在他胖嘟嘟的脸两旁，非常尊重他。要不是因为我退缩到小角落黯然神伤，他们应该也会跟我聊天的。他们打情骂俏、有说有笑，虽然算不上大声喧闹，却也把我吓到了，不禁心想他们如此铁石心肠，怎么没有受到惩罚。
所以，当他们中途停下来喂马、吃吃喝喝休息时，他们碰过的东西，我就绝对不碰，坚持守斋戒。而且一抵达家门，我立刻先从后方下车，不愿让庄严的窗户目睹到我和他们一伙。曾几何时，往日那些明亮的窗户，现在仿佛闭着眼般地对着我。噢，看见母亲卧房的窗子，还有过去美好时光里属于我的隔壁房间，哪还需要先想好有什么事情会让我落泪啊！
还没走到门口，佩格蒂就将我拥入怀里，带我进屋。她一看到我，眼泪忍不住溃堤，但很快就克制住，低声说话、轻声走路，似乎怕叨扰到往生者。佩格蒂已经好几天没上床睡觉了，她连晚上也坐在那里守着。她说，只要她可怜的漂亮小宝贝还在地面上，她就绝对不会离开她。
进客厅时，摩德斯通先生一点都没有注意到我。他坐在壁炉前无声地啜泣，坐在扶手椅上沉思。摩德斯通小姐在布满信纸和文件的写字桌上忙着，冰冷的指甲朝我伸来，严厉地小声问我丧服量过了没。
我说：“量过了。”
“衬衫呢？”摩德斯通小姐说，“带回家了吗？”
“是的，姑姑。我把衣服全都带回家了。”
她的坚定性格所能给我的安慰就是这些了。
我毫不怀疑，她能趁这次机会展示她所谓的自制、坚定、坚忍、见识，以及讨人厌的性格中暴戾残忍的一面，而心里其实自鸣得意。现在换她管事了，她感到特别自豪。她将一切化为纸墨，对其他一切无动于衷，以展现自己的能力。那天剩下的时间，以及后来每天从早到晚，她都坐在桌前振笔疾书，用冷静沉着的声音低声跟每个人说话。她脸上的肌肉一点都没放松，声音一点都没变柔，衣衫一点都不凌乱。
她弟弟偶尔会拿着书，但我从没看过他在读。他会把书打开，然后盯着书页看，好像在读的样子，但整整一小时后，一页都没翻；之后会把书放下，在房里来回走动。我则双手交叠地坐着看他，数他的脚步，好几个钟头就这样过去。他很少跟他姐姐讲话，也从未跟我说过一个字。在整个静止的房子里，除了时钟以外，他似乎是唯一焦躁不安的东西。
葬礼前的这些日子我很少看到佩格蒂，只有在上下楼时，总是看到她待在母亲和宝宝所在的房间附近，还有每个晚上会来我床头前陪到我睡着。
在下葬前一两天──应该是一两天没错，但在那段沉重的时期，我的脑子一片混乱，没有心思留意时间的流逝──她带我进到那间房里。我只记得在床上覆盖的白色罩单底下，似乎躺着家里庄严静默的化身，四周充满洁白与清新的气息。
佩格蒂想将罩单轻轻掀开，我大喊：“噢不！噢不！”强拉住她的手。
即便葬礼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我也不可能记得清楚了。我走进大客厅，立刻感受到里头弥漫的气息，明晃晃的炉火、酒器里晶亮的葡萄酒、玻璃杯与餐盘的花色、蛋糕的淡淡甜味、摩德斯通小姐的衣服和我们身上穿着黑丧服的气味，一切尽收眼底。
齐利普医生也在场，他走过来跟我说话。
“大卫少爷还好吧？”他和善地说。
我实在无法回答我很好，只好伸出手让他握住。
“我的天哪！”齐利普医生柔柔地微笑，眼光闪烁，“我们的小朋友长大啦，长到我们都快认不出来了，对吧，女士？”他跟摩德斯通小姐说，但她没有回答。
“这房子变了很多不是吗，女士？”齐利普医生说。
摩德斯通小姐仅用皱眉和点头作为回答。碰了钉子的齐利普医生带着我走到角落，就再也没开口说话。
我记下这段，是为了要记下当天发生的所有事，并非因为我只关心自己，或是从回家之后就只在关心我自己。此时钟声开始响起，欧玛先生跟另一个人进来要我们准备好。就如佩格蒂很久之前常跟我说的，陪伴父亲最后一程的人，也是在这个房间里准备出发。
送行的有摩德斯通先生、邻居格雷普先生、齐利普医生和我。我们走出门时，抬棺夫和棺材已经在外头的花园里等了。他们走在前面，经过老榆树，穿过大门，进入过去夏日早晨经常有我身影的那听得见鸟鸣的墓园。
我们站在坟墓周围。对我来说，那天跟其他日子很不同。光线中透出哀伤的色彩。当时一片静肃沉寂，那气氛是我们和在地底长眠的人从家里带过来的。我们脱帽站着，我听到牧师的声音，在开放空间里听起来好遥远，却又清晰明了，他说：“耶稣对她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时候我听到啜泣声，来自远处旁观者。我看见那位忠心善良的仆人，她是我在这世上最爱的人，我幼小的心灵很确定有一天上帝会对她说：“做得好。”
在那一小群里，还有很多我认识的脸孔，例如在教堂里我老是四处张望时所认识的面孔，还有看过母亲初嫁来时青春洋溢的人。我不在意他们──只注意到自己的哀伤──但还是看到了所有人，也都认得。甚至在远远的后方，我看见米妮也朝我们这里看，双眼直盯着她的“甜心”，因为他就站在我附近。
葬礼结束，土填了进去，我们转身回家。前方是家，依然好美，一点也没变。看着看着，我想起不复存在的往事，和当下的悲恸相比，以前的伤痛都不算什么了。不过他们继续带我前进。然后齐利普医生和我说话。我们回家后，他给了我一点水润喉。我告辞想上楼回房，他像女人般温柔地向我告别。
所有的一切，如我所说，就像昨天才发生。之后发生的事全都离我而去，漂到一切忘却之事会再重现的彼岸，但这段记忆宛如大海里的磐石，伫立在我心中。
佩格蒂一定会来房间找我，如安息日的凝寂正适合我们两人（那天很像礼拜日！我差点忘了这件事）。她坐在我小小的床边，握着我的手，有时会放到唇边亲吻，有时轻抚，好像在哄我弟弟一样。就这样，她用自己的方式，将事情发生的经过娓娓道来。
“你妈妈的身体一直都不好，”佩格蒂说，“已经很久了。她心神恍惚不定，也不快乐。小宝宝出生后，我起初以为她的情况会好转，但她却变得更脆弱，心情越来越低落。宝宝出生之前，她常独自一个人坐着，暗中哭泣。可是在宝宝出生后，她会唱歌给他听，声音轻柔到我还以为她就要跟空气一起飘走了。
“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她越来越胆小，越来越容易受惊吓，任何一句重话对她来说都是重击。但她对我的态度始终不变，她对愚蠢的佩格蒂一点都没变，我亲爱的女孩一点都没变。”
讲到这里，佩格蒂停下来，轻拍我的手好一阵子。
“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变回老样子，就是你上次回来的那个夜晚，亲爱的。你返校的那天，她告诉我：‘我再也看不到我那可爱的小宝贝了。我有预感，这是真的，我很确定。’
“她之后试着振作起来。很多次，他们说她头脑简单、漫不经心，她也就装作是这样的人。但那都过去了。她从来没有把她跟我说的话告诉她丈夫，她不敢告诉其他人。直到有一天，大概是出事前一个多星期，她才跟他说：‘亲爱的，我想我快死了。’
“‘我心头的大石已经卸下，佩格蒂。’那天送她上床时，她告诉我，‘接下来一天天过去，他就会越来越相信我说的，可怜的家伙，然后一切就会结束了。我好累哦。如果我只是睡着，那在我睡觉时陪在我身边，别离开我。愿上帝保佑我两个孩子！愿上帝保佑我那个没爸爸的儿子！’
“在那之后，我就从未离开过她身边，”佩格蒂说，“她经常跟他们两个在楼下说话──因为她爱他们，她就是无法不去爱陪伴在她身旁的每个人。但他们离开她床边，她总会转向我，好像有佩格蒂在的地方她才能休息，也只有这样她才能睡得着。
“最后一晚，傍晚时她亲吻了我，说：‘如果我的宝宝也活不了，佩格蒂，请拜托他们将他放在我怀中，将我们葬在一起（事情也就这么办了，因为那可怜的小宝贝只比她多活了一天）。’‘让我最宝贝的儿子送我和他弟弟到我们安息的地方，’她说，‘告诉他，他母亲躺在这里，为他祝福过不止一次，而是上千次。’”
说到这里，又是一阵沉默。佩格蒂再次轻拍我的手。
“那天深夜，”佩格蒂说，“她跟我要水喝。喝完后，她给了我一个浅浅的笑容。这宝贝！真是美极了！”
“太阳升起时，她跟我说，科波菲尔先生一直是那么体贴善良，多么包容她。还有，当她怀疑自己的能力时，他是怎么告诉她，拥有一颗善良的心胜过聪明才智，有她在，他是个多么幸福的男人。‘亲爱的佩格蒂，’她接着说，‘让我再靠近你一点。’她这时已经很虚弱了。‘将你善良的手臂枕在我脖子下，’她说，‘把我转向你，因为你的脸离我越来越远了，我想要再靠近你一点。’我照她的要求做了。噢，大卫！我第一次跟你分别时所说的话成真了──她会很欣慰地将她可怜的小脑袋靠在愚蠢又爱生气的老佩格蒂怀中──然后就像睡着的小孩子那样走了！”
佩格蒂就说到这里。
从我得知母亲如何过世的那一刻起，她后来的形象就在我脑中消失了。从那一刻起，我所记得的她，只有我早期印象中的那个年轻母亲，那个喜欢用手指卷绕她的金发，在黄昏时跟我在客厅跳舞的她。佩格蒂刚刚告诉我的事，不但没有使我想起她后来的样子，更让我的记忆停留在她早期的样貌。这么说或许很怪，但是真的。她的死，让她飞回过去无忧无虑的年轻时光，其他的都不存在了。
躺在坟墓中的母亲，就是我儿时的母亲；躺在她怀中的小东西，就是我自己，就像当年一样，永远安详地睡在她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