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已经很了解这个世界，几乎没有东西可以让我大感讶异的了，除了自己竟然在这么小的年纪就被遗弃。好好一个有才华、观察力优异、敏捷、积极、脆弱、敏感的孩子，竟然没有人站出来为他抱不平，至今我仍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因为没有人这么做，十岁的我，就这样成了摩德斯通与格林比工厂的童工了。
摩德斯通与格林比工厂设在河畔，位于黑衣修士区。那里近来改建后，样貌已不同以往，但当年那工厂是窄巷的最后一间，巷子从山丘蜿蜒至河边，尽头有些台阶供人搭船。工厂建得凌乱无序，有个自用的码头，涨潮时与水面毗连，退潮时就留下一片泥泞，鼠辈猖獗。可能上百年的烟尘使得隔间墙板都褪色了，地板与楼梯都已经腐烂，老灰鼠在地窖里乱吱乱窜，工厂里到处都是灰尘与腐朽──所有这些景象在我心里并非多年前的记忆，而是此时此刻呈现在眼前的，它们历历在目，就和不幸的当年，我首次颤抖地牵着昆尼恩先生的手踏进去时，记得一样清楚。
摩德斯通与格林比工厂的生意五花八门，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定期为邮船供应葡萄酒与烈酒。我现在忘记都运到哪里，只记得有些是送到印度东部、西部。我知道很多空酒瓶是回程带回来的，有些大人和男孩的工作就是在灯光下检查这些酒瓶，如果有瑕疵就不要，剩下的要清洗擦干。空瓶不多时，要在装满酒的瓶身贴标签，或是塞入合适的软木塞、在瓶塞处贴上封口，或是把已经完成工序的瓶子装箱。这些统统都是我的工作，他们雇了很多男孩做这些事，我是其中一个。
包括我大概有三四个人。我的工位在工厂的角落，昆尼恩先生只要站在出纳室板凳的最低阶，从比桌子高一点的窗户就可以看到我。就在这里，我自力更生的悲惨人生开始了。
第一天早上，年纪最大的男孩就被叫来带我参观工厂。他的名字是米克?沃克，系着破烂的围裙，戴着纸帽。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船员，曾在伦敦市长就职游行中戴着黑丝绒头饰参加游行。他还跟我说，我们的工作和另一个男孩最有关系，他的名字（对我来说）非常奇特，叫作米粒?马铃薯。不过我发现这并不是他受洗的名字，只是工厂的人给他取的绰号，因为他的肤色苍白。米粒的父亲是船夫，额外荣耀地身兼某个大剧院的救火员。他还有其他年轻亲戚──我想是他妹妹吧──在哑剧里演小恶魔。
沦落到与这些人为伍，我深藏在心底的痛楚是无法言喻的。拿从今以后要和我相处的伙伴与开心童年时的同伴相比──更不用说跟史蒂福斯、崔斗斯和其他同学相比──长大后能博学多闻、成就非凡的希望在我心中幻灭。我深深记得当时自己无比绝望的感觉，对于所处的境况感到羞耻。年幼的我认为，自己所学的、所想的、喜欢的、激发我想象力与上进心的一切，都一天天远去，一点一滴地，再也回不来了。
这种心酸是文字无法描述的。那天上午，米克?沃克一不在，我的眼泪就会与洗酒瓶的水混合在一起，仿佛心头有缺口似的不停啜泣，处在崩溃痛哭的边缘。
出纳室的钟显示十二点半，大家都准备去吃午饭，这时昆尼恩先生轻敲窗户示意我过去。我走进去后，看到一个略胖的中年男子，身穿棕色外套、黑色紧身裤、黑色皮鞋；头很大，和鸡蛋一样光秃闪亮；大脸完全转过来对着我。他衣衫褴褛，却戴着很气派的衬衫硬领，手上拿了一根相当有派头的拐杖，上面还有两大条红褐色流苏，大衣外挂了个单片眼镜──我后来发现那是装饰用的，因为他很少拿起来戴，就算戴了也是什么都看不见。
“就是这位。”昆尼恩先生说。他指的是我。
“这位，”陌生人说，语调中带着一种优越感，还有难以形容的儒雅气派，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科波菲尔少爷啊，您好吗，先生？”
我回答说非常好，希望他也是。天知道我当时十分惴惴不安，但那时抱怨不是我的本性，所以我回答我非常好，希望他也是。
“我是的，”陌生人说，“感谢上帝，我很好。我收到了摩德斯通先生的来信，他信上提到希望我们家后面的空房，简单来说，可以租出去，当成是，总之──”陌生人笑着说，洋溢出一种十足的自信：“当作卧室，接待我现在有幸认识的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陌生人挥挥手，下巴架在衬衫的硬领上。
“这位是麦考伯先生。”昆尼恩先生告诉我。
“嗯哼！”陌生人说，“正是在下。”
“麦考伯先生认识摩德斯通先生，”昆尼恩先生说，“他找到客户时，会帮我们介绍生意并收取佣金。摩德斯通先生已经写信和他讨论你住宿的事，他会收你当房客。”
“我的地址，”麦考伯先生说，“是城市路上的温莎街。总之，我──”麦考伯先生用一样的风雅语气，又洋溢出一股自信地说：“就住在那里。”
我向他鞠躬。
“我觉得，”麦考伯先生说，“你在这大都市的游历还不够广，所以往城市路走时，穿梭在神秘奥妙的现代巴比伦，或许会遭遇困难──总之，”麦考伯先生又自信洋溢地说：“你可能会迷路──我很乐意在今天傍晚过来，带你认识最近的路线。”
我由衷感谢他不怕麻烦，愿意好心地来带我。
“那我应该，”麦考伯先生说，“在几点过来……”
“大约八点。”昆尼恩先生说。
“大约八点，”麦考伯先生说，“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昆尼恩先生，我就不打扰了。”接着他戴上帽子，用手臂夹着拐杖，挺直身，哼着歌走出了出纳室。
就这样，昆尼恩先生正式雇用了我，要我在摩德斯通与格林比工厂好好工作。我想薪水应该是一周六先令，但不确定到底是六先令还是七先令。很可能是起薪六先令，后来变七先令。他先预付我一周的工资（我认为他是自掏腰包的）。
我拿了六便士给米粒，请他当天晚上帮我将行李送到温莎街，因为行李小归小，但对我来说还是太重了。然后我又花六便士买了肉派当午餐，用路边水龙头的冷水就着吃。剩下时间我就在街上闲逛，度过午休的一小时。
到了晚上约定的时间，麦考伯先生再次出现。我将手和脸洗干净，向体面的他表示敬意。我们一起走回家──现在该称呼那里为家了。麦考伯先生边走边告诉我街名、街口建筑的形状等等，要我好好记住，这样早上出门才会认得路。
我们抵达了温莎街的房子（我注意到房子和麦考伯先生本人一样破烂，但也跟他一样尽量装出体面的样子）。他将我介绍给身材纤瘦虚弱、有点年纪的麦考伯太太。她坐在客厅（楼上全都没有装修，只将窗帘拉下，以掩邻居耳目），正在给婴儿喂奶。这个婴儿是双胞胎中的一个，我记得和那家人相处的日子里，几乎没见过那对双胞胎同时离开麦考伯太太，总会有一个在吃奶。
他们家还有两个孩子，麦考伯少爷大概四岁，麦考伯小姐三岁左右。除此之外，有个皮肤黝黑的年轻女子，是他们家的女仆，说话习惯哼鼻子。没过半小时，她就告诉我，她是来自附近圣路克济贫院的“孤儿”。这一家就这些人了。我的房间在后面的顶楼，密不透风，墙面唯一花样是用模板印上的，就我年幼的想象力看来是蓝色玛芬帽，房里也没几样家具。
“我结婚前，”麦考伯太太起身，带着双胞胎和其他孩子，领我参观住处，“是跟爸爸妈妈一起住。我从来没想过会不得不收房客。但因为麦考伯先生财务有困难，我不能只考虑到个人感受。”
我说：“是的，夫人。”
“目前麦考伯先生的困难几乎把我们压倒了，”麦考伯太太说，“他是否有办法渡过难关，不知道。以前跟我爸妈住在家里的时候，还真是一点也不懂现在所经历的困难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就像我爸爸以前常讲的。”
我不能确定是她亲口告诉我麦考伯先生以前是海军军官，还是我自己的想象，只知道至今我仍相信他很久以前当过海军，但说不出为什么会这么认为。现在他替各式各样的店家到处跑生意，恐怕收入微薄，甚至几乎没有。
“如果麦考伯先生的债主们不肯宽限他，”麦考伯太太说，“那就得自食其果了。他们越早解决这件事越好。石头是挤不出血来的，麦考伯先生根本筹不出钱来还债，更别提诉讼费用了。”
我始终搞不清楚是我早熟的自力更生，让麦考伯太太误以为我年纪应该更大，还是她对于这个话题有太多想法，没人的时候甚至会对着双胞胎讲。她一开始就对我倾吐家里的负担，之后跟她的相处也一直如此。
可怜的麦考伯太太！她说她努力过，我也毫不怀疑。家里的大门中央还挂了一大块铜牌，上头刻着：麦考伯太太女子寄宿学校。但我从来没看过有年轻女子在那一带上学，连个身影都没有，也没人打算要来，而麦考伯家也没有任何要接待学生的准备。我所见到或听到的访客就只有债主，他们不分日夜地来，有些还特别凶狠。
有一个脸上很脏的男子，我想他是个鞋匠，会在早上七点就钻进走廊，一上楼梯就对麦考伯先生喊道：“快点！你根本都还没起床吧。还钱给我们可以吗？别躲了，你知道吧。这太卑鄙了。如果我是你的话，才不会这么卑鄙呢。还钱可以吗？还钱就没事了，听到没？快点！”他若是发现麦考伯先生对这些奚落毫无回应，就会气急败坏地骂出“骗子”和“土匪”。再没有回应时，有时候还会极端一点，跑到对街对着三楼的窗户大喊，因为他知道麦考伯先生就住那里。
这些时候，麦考伯先生会很难过、羞愧，甚至会拿刮胡刀作势自刎（这是有一次他妻子大声尖叫，我才知道的）。但大概半小时后，他就会费尽心思地把鞋擦亮，哼着曲子出门，样子比平常更加气派。麦考伯太太也一样能伸能屈。我见过她在三点钟时，因为缴税的事快昏厥过去；四点钟，就吃起炸羊排、喝热麦酒（去当铺当掉两根茶匙买来的）。有一次，法院执行强制拍卖令，我那天大约六点就回到家，看见她披头散发地昏倒在壁炉前（当然还有双胞胎之一也一起倒在那）。但同一天晚上，她一边在厨房烤小羊排，一边告诉我她爸妈的故事，以及过去来往的朋友都是什么样子时，我没见过她那么开心。
我在这个房子里，与这一家人度过空闲时光。我一人独享一便士的面包和一便士的牛奶当早餐，都是我自己买的。我会留一小块面包跟一小块乳酪，放在特定橱柜的特定夹层里，当回家后的宵夜，这对我六七先令的工资来说是很大的开销，我整天都待在工厂里，一整个星期都要靠那点薪资过活。从周一早上到周六晚上，我不记得有人给我任何形式的建议、忠告、鼓励、安慰、协助、支持，就如我希望有天能上天堂一样真切！
年轻，稚气未脱，又缺乏能力──我又怎么不会如此？──无法负担生活的所有开销，因此早上去工厂时，看到面包店外不新鲜的半价面包，经常忍不住花掉午餐钱买来吃。这时候我就会不吃午餐，或是只买一点卷饼或小甜点充饥。
记得那时有两间甜点店，我会根据财务状况光顾。其中一家在圣马丁教堂后面的住宅区，现在已经不在了。那家店的甜点是用小红葡萄干做的，是很特别的甜点，但很贵，和一便士的普通甜点一样大，却要价两便士。另一家卖一便士的，店开在河岸街上，就在后来改建的那一区。他们的甜点粗实，色浅，口味重，口感松软，里头有零星几颗压扁的白葡萄干。每天晚上下工经过时，都是热腾腾刚出炉，我也经常买来吃。
有时正餐想吃正常、丰盛一点，我会买五香辣味腊肠和一便士的面包，或者去小餐馆买四便士一盘的牛肉，或是在工厂对面一间老旧的酒吧──叫雄狮还是雄狮和什么的，我已经忘了──吃一盘面包和起司，配一杯啤酒。有一次，我记得早上从家里带用纸裹着的面包出门，像夹一本书在腋下似的，走进德鲁里巷一家颇具人气的牛肉餐馆，点了一“小盘”美味的牛肉配面包吃。服务生对于一个奇怪的小孩独自来吃饭有什么想法，我不知道，但他的样子这时正浮现在我眼前。我吃午餐时，他直盯着我看，还叫另一个服务生来看。我给了他半便士的小费，不过倒是希望他不收。
我想，我们还有半小时的午茶时间。有钱的时候，我会去买半品脱的现成咖啡和一片抹了奶油的面包；没钱的时候，就去舰队街上盯着一间野味店看，或是到处散步，最远会走到柯芬园市集，然后盯着凤梨看。我很喜欢在艾德菲附近游荡，觉得那些深色拱门好神秘。记得自己某天晚上穿过那些拱门，到河边一家小酒馆，外面有露天座位，有些扛煤的工人在跳舞，坐在长椅上看他们，不知道他们对我作何感想。
我看起来就是个小孩子，因为年纪太小，走进陌生酒吧想要来杯麦酒或黑啤酒配午餐时，他们都不敢给我。记得有天傍晚天气炎热，我走进一家酒吧，问老板说：“你们最最最好的麦酒是什么？”那天是特殊的日子，不记得是什么，有可能是我生日。
“两便士半，”老板说，“是真正上等麦酒的价钱。”
“那么，”我拿出钱说，“麻烦给我一杯真正上等、上层泡沫倒得恰到好处的麦酒。”
老板从吧台后面看着我，从头到脚打量，脸上挂着奇怪的笑容。他并没有帮我倒酒，反而对帘子后面的老板娘说了些什么。她从帘后出来，手上还拿着正在做的针线活，跟老板一起盯着我看。就这样，我们三个人杵在那里的画面浮现眼前：老板只穿着衬衫，靠在吧台的窗框上；老板娘从矮门看着我；我呢，则是搞不清楚状况地站在吧台外，抬头看着他们。两人问了我很多问题：叫什么名字，几岁，住哪儿，做什么工作，怎么到那里的。对于这些问题，为了不牵连任何人，我编造了合适的答案。他们帮我倒了麦酒，不过我怀疑并不是真的上等酒。老板娘打开吧台的矮门，弯着身将酒钱还我，并给了我一个半赞赏、半同情的吻，但我相信这全是出于女性的慈爱。
我并没有下意识或存心夸大我的收入不足或生活困难。只要昆尼恩先生给我一先令，我就会将钱花在午餐或下午茶上。我从早到晚和大人、男孩一起工作，是个很穷酸的小孩。自己在街上游荡，吃不饱，喝不足。要不是上帝怜悯我，凭我受到的微薄照顾，很可能就轻易沦为小强盗或是小游民。这一切我都清楚。
话虽如此，我在摩德斯通与格林比工厂也有点地位。昆尼恩先生虽然满不在乎我这个特例是怎么流落至此，但仍待我不同于其他人。除此之外，我从没对任何一个大人或小孩说过是怎么到这里的，也从未吐露过对自己沦落到这儿有多难过。我私底下受苦，心酸除了自己，没有其他人知道。就如之前说过的，痛苦程度是我没有能力言述的，但我保守秘密，埋头工作。
打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要是做事不比其他人好，就无法不受人轻蔑和藐视。因此，我很快和其他男孩一样驾轻就熟。虽然跟他们都很熟稔，我的行为举止和他们还是颇有不同，多少有些隔阂。他们通常称我为“小绅士”或是“小萨福克人”。有个叫葛高利的装箱工头，还有另一个穿红色外套、名叫提普的车夫，有时候会叫我“大卫”，但大多是我们聊私事以及工作之余，我拿以前读过的书来娱乐他们时才会这么称呼我（我都快忘记那些书的内容了）。米粒?马铃薯有次抗议我受到这么好的待遇，但米克?沃克很快就制服了他。
要摆脱这种生活几乎是不可能了，我因此完全放弃任何希望，没有一刻心甘情愿过这种生活，没有一刻不垂头丧气。但我都忍了下来，甚至连和佩格蒂多次往来的信件中，也不曾吐露自己的真实感受，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她的爱，还有羞愧。
麦考伯先生的财务困难更加剧了我的怏怏不乐。孤苦无依的我，开始对这家人产生深厚的感情，也经常边走边替麦考伯先生想办法筹钱，为他的债务问题感到心情沉重。周六晚上，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一方面是口袋里有六七先令，回家的路上可以进店里闲逛，想想这些钱可以买到什么东西，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另一方面是能提早回家。
麦考伯太太会在这天晚上对我掏心掏肺；周日早晨，当我把前一晚买的茶和咖啡放进刮胡子用的小壶里搅拌，吃着很晚的早餐时也是。像这样的周六傍晚，我们开始聊天时，麦考伯先生会一副哭丧着脸的样子；但到了尾声，却又唱起“杰克的爱人是可爱的小南”──这种情况可是一点也不奇怪。我也曾看过他回家吃晚饭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宣告说他只有进监狱一途了，但在就寝时又计算着“如果哪天时来运转”（这是他最爱的口头禅），家里装圆肚窗的花费会是多少。麦考伯太太也和他一模一样。
尽管我与麦考伯夫妇的岁数相差甚多，但我们之间发展出很奇特的平等友谊，源自我们各自的处境。但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他们的邀请，白吃白喝他们的东西（我知道他们和屠夫以及烘焙店闹得不愉快，而且经常自己都吃不饱），直到有一次麦考伯太太毫无保留地跟我说心事。她某天晚上这么做了──“科波菲尔少爷，”麦考伯太太说，“我没有把你当外人，所以毫无保留地跟你说麦考伯先生的困难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这番话让我觉得非常难过，我无限同情地看着麦考伯太太泛红的双眼。
“我们家只剩下一块荷兰乳酪的硬皮，而这不适合小孩子吃。”麦考伯太太说，“除此之外，家里食品柜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以前跟爸爸妈妈同住的时候，我太习惯说出‘食品柜’这个词了，现在几乎不知不觉地又说出了口。我想说的是，这个家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天哪！”我满心担忧地说。
我口袋里还剩下这周的薪资两三先令──因此可以推测这天是周三晚上──我很快地拿出来，诚恳地请麦考伯太太收下，当成是向我借的。但这位太太一边亲吻我，一边将钱放回我口袋，说她连想都不能想。
“不，亲爱的科波菲尔少爷，”她说，“我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但你很早熟懂事，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帮我另一个忙，我会非常感激的。”
我求麦考伯太太赶快说。
“银器我已经自己处理了，”麦考伯太太说，“我偷偷把六个茶杯、两个盐罐、一对糖罐分次亲手拿去借钱。可是双胞胎经常把我绑住，而且一想起爸爸妈妈，要做这些交易对我来说心如刀割。我家里还有一些小东西可以拿去当掉，不过麦考伯先生绝对没办法处理，他会难过的。而克里克特──那位济贫院来的女孩──是个粗人，要是把这么私密的事情交付给她，她会得意忘形得让人受不了。科波菲尔少爷，我能否请你……”
我懂麦考伯太太的意思了，并求她尽管派我去做。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将方便携带的物品拿出去换钱。此后，几乎每天早上到摩德斯通与格林比工厂之前，都会做一趟类似的远征。
麦考伯先生在五斗柜上有几本书，他称那里是图书馆，首先脱手的就是那些书。当时的城市路靠近家里附近有一段满是书摊跟鸟店，我会一本接着一本地把书拿去书摊，他们收什么我就卖什么。书摊老板住在后面的一间小屋里，每晚都喝得醉醺醺的，然后隔天早上被老婆骂得狗血淋头。不止一次，我一大早去的时候，看到他人还在折叠式床架上，额头不是割伤就是黑眼圈，证明他前一晚又喝多了（恐怕他喝醉的时候更会吵架）。他会抖着手，拼命从地板上衣服口袋中翻找那迫切需要的先令，这时手上抱着小宝宝的老板娘，就会踩着鞋跟一直不停地骂他。有时候他没钱了，就会叫我下次再去；但老板娘手上总会有点钱（大概是趁他喝醉时拿的），会在我们一起下楼时暗中完成买卖。在当铺也一样，我开始变得人人皆知。柜台主要负责的先生非常注意我，记得他在跟我交易时，经常会把我叫到他旁边，考我拉丁名词或形容词的变化式，或是动词的时态变化。跑完腿后，麦考伯太太会做点吃的招待我，通常是晚餐。我记得很清楚，这些食物总有种特别的滋味。
最后，麦考伯先生的困难转为灾难。有天他一大早遭到逮捕，被抓到南华克区的王座法庭债务人监狱。他走出屋外时告诉我，末日已经降临在他身上了──我真的觉得他心都碎了，我的也是。但我后来听说有人中午前还看到他活力充沛地在玩九柱戏。
他被关进去的第一个周日，我准备去监狱探望他，共进午餐。我问了路，说要到某某地方，别人告诉我在路上会先看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快到时我会先看到一个庭院，穿越之后要一直往前走，最后就会看到狱吏。我照他们说的走，最后果然看到了狱吏。（我当时真是矮不隆咚啊！）我想起罗德里克?蓝登被关进债务人监狱时，有个人全身赤裸，只裹着一条旧毯子的情景。我不禁泪眼模糊，心跳加速，这时狱吏慢慢地朝我走来。
麦考伯先生已经在大门另一端等我了。我们走到他的牢房（顶楼的下一层），两人都哭个不停。记得他一直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要以他的命运为鉴。然后说到，如果一个人一年赚二十英镑，花掉十九英镑又十九先令六便士的话，那他就会过得很快乐。但如果他花了二十英镑又一先令，那他会过得很痛苦。之后他跟我借了一先令买黑啤酒，还写了张请麦考伯太太还我这笔钱的借条，接着收起手帕又开朗了起来。
我们坐在小壁炉旁，将两块砖头放到生锈的炉栅上，一边一个，避免炭烧得太快。这时麦考伯先生的狱友刚从监狱的烘焙坊回来，带了一块羊腰肉，成了我们三人共享的盛餐。之后他们叫我去正楼上那间房找“霍普金斯队长”，带上麦考伯先生的问候，说我是他的年轻朋友，希望霍普金斯队长可以借我一副刀叉。
霍普金斯队长借了我刀叉，并请我代为问候麦考伯先生。他那间小牢房中还有个蓬头垢面的女士，以及两个头发蓬乱的苍白女孩──都是他的女儿。我觉得借走队长的刀叉，好过借走他的梳子，因为他本人也是邋遢得不得了。他留着大胡子，身穿老旧的咖啡色厚大衣，里面就没有其他衣服了。我看见他的床卷在角落，柜子上摆了好多锅子和碗盘。我凭直觉推测（天知道我怎么会这样想），虽然那两个蓬头女孩是霍普金斯队长的女儿，但那位蓬头垢面的女士却不是他的妻子。我胆怯地站在他门口不过两分钟的时间，却得到了这么多资讯，和我手中的刀叉一样真实清楚。
话说回来，我们的午餐倒有点像吉普赛人的风味，很愉快。午后，我就把霍普金斯队长的刀叉还回去，然后回家把一切经过告诉麦考伯太太，安慰她。她看见我回到家，就昏过去了。我们在聊探监的事时，她还煮了一小壶热蛋酒给彼此暖暖身子。
不知道这家人是怎么把家具卖掉筹钱，也不知道是谁卖的，只知道不是我就对了。除了床、几张椅子、餐桌以外，其他东西全被装上货车载走。我们靠着仅剩的物品，在温莎街空荡荡的屋里那两间起居室露起营来。麦考伯太太、孩子们、孤儿和我就住在那里。我不记得住了多久，但感觉很久就是了。最后，麦考伯太太决定也住进监狱，麦考伯先生已经安排好一间私人房。因此我将钥匙拿去给房东，他很高兴地收下。他们的床被送到王座法庭监狱，而我那张床则随我搬到监狱附近一个小房间。我对这个安排很满意，因为我和麦考伯一家共患难至今已经习惯了彼此，觉得难舍难离。孤儿也在附近租了一个便宜的房间。住的后阁楼很恬静，屋顶是斜的，俯瞰出去有个贮木场，景致宜人。光想到麦考伯先生的困难终于一发不可收拾，我就觉得住在那就像在天堂。
这段日子里，我照样在摩德斯通与格林比工厂，做着同样的工作，面对一样的同事，心里仍如同刚开始那样，觉得自己不该受到这种屈辱。不过我每天去工厂、从工厂回家，以及用餐时间在街上徘徊时，身边都没有人陪，也没有和其他男孩多来往。当然，对我来说幸好如此。我照样过着私底下不开心的生活，也和以前一样孤单寂寞、自立自强。唯一注意到的改变是：第一，我越来越不修边幅；第二，我现在对麦考伯夫妇的事松了一口气，因为有他们的一些亲朋好友出面帮忙，他们在监狱的日子比之前长期在监狱外的日子来得舒适。
透过某些安排，我可以去监狱里和他们共进早餐，但细节已经忘了。我也忘记监狱大门是早上几点开，几点可以进去。只记得通常会在六点钟起床，中途最喜欢的游荡地点是老伦敦桥，我习惯坐在石块凹处，看着人来人往，或是靠着栏杆，看着映在水上的阳光，看着它在伦敦大火纪念碑顶端映出的金色火焰。孤儿有时候会在这里和我碰头，我会编一些关于码头与伦敦塔的奇幻故事给她听，我只能说希望这些故事真的会发生。傍晚的时候我会回监狱，和麦考伯先生在广场走上走下，或是和麦考伯太太玩扑克牌，听她细数她爸妈的事。至于摩德斯通先生知不知道我人在哪儿，我无从得知。我从来没和摩德斯通与格林比工厂的人说过这些。
麦考伯先生虽然已经渡过最难的关头，但由于某种“契约”的关系，事情仍未完全解决。我以前经常听见这个词，却一点也不懂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是很久很久以前在德国十分流行的一种恶魔文件，但现在我知道那是他之前和债主达成的协议。最后，这份文件的问题不知怎么也解决了。无论如何，它不再是前方的暗礁了。麦考伯太太告诉我，“她娘家的人”决定麦考伯先生应该依照无偿债能力债务人法请求释放。她预计大概六周后，他就自由了。
“之后，”也在场的麦考伯先生说，“我相信一定会，请求上苍保佑，能让我走在世界前端，以焕然一新的方式生活──总之，就等哪天时来运转。”
我想起来，麦考伯先生抱持所有可能机会都应该尝试的态度，大概在这时候写了一封请愿书给下议院，请求他们修改债务监禁法。在这里记下这件事，是为了说明我如何将儿时读过的书融入已不同于过往的生活，把街上看到的情景、男男女女的互动拿来替自己编故事。还有，在描写我的人生时，无意识地发展出角色的主要特质，全是在这一段时间渐渐养成的。
监狱里有个俱乐部，具有绅士风范的麦考伯先生在那里说话很有分量。他将请愿的想法跟俱乐部的成员提过，他们也强烈赞成。由于麦考伯先生是个彻头彻尾的好人，除了自身的事以外，对其他所有事情都十分热衷，就算是对他毫无利益的事也忙得不亦乐乎。因此他着手草拟请愿书，撰写好，再正式誊写到一张巨大的纸上，在桌上摊开，并拟定时间要俱乐部的成员或狱中有意愿的人到他的房间签名。
当我听说这个即将到来的仪式，虽然大部分人我都已经认识，他们也都认识我了，我还是急着想看大家一个接着一个进来的情景，所以跟摩德斯通与格林比工厂请了一小时的假，站在角落看。俱乐部主要成员能挤的都挤进了小房间，拥护麦考伯先生到请愿书前。老朋友霍普金斯队长早已梳洗干净，以对如此庄严的场合表示尊重，他站在旁边将内容念给不太了解的人听。
门打开了，其他狱友开始列长队进来：一个人走进来，签名，离去，其他人在外面等。对每个进来的人，霍普金斯队长都会问：“你读过内容了吗？”“没有。”“那你想听听看吗？”如果对方稍微表示一丁点想听的意愿，霍普金斯队长就会以洪亮的嗓音一字一句念给他听。我想如果有两万个人愿意听他念，队长也会一字不落地读上两万遍。我记得他念到“议会的诸位人民代表”“请愿者谦卑地来到尊贵的议会殿堂”“仁慈国王陛下的不幸子民”时，总会用一种悠扬的语调，仿佛这些字词在他嘴里是真实的东西，有如山珍海味般的鲜嫩可口。再者同时，麦考伯先生带着一点作者的虚荣在旁边听着，看着对面墙上的尖钉（不是很认真地）沉思。
我每天往返于南华克区与黑衣修士区之间，午餐时间在隐秘巷弄中穿梭，石头路大概都快被我幼小的脚踏坏了。不知道听着霍普金斯队长朗诵，在我面前排队签名的人当中，现在有多少人已经不在了！当回想起过去那痛苦而缓慢的童年，很想知道我替那些人编的故事，有多少是建立在清楚地记得的事实之上的幻想迷雾！我只知道，当走在过往的石头路上，似乎看见前方有个天真烂漫的男孩，我会同情他以奇怪又悲惨的经历为基础，编织出想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