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走了半英里路，我的手帕就已经湿透了，这时马车停了下来。我探出去看看为什么停车，才惊讶地看到佩格蒂从树丛里跑出来，爬上马车。她将我拥入怀中，将我整张脸挤向她的束腰，直到我的鼻子疼到不行，不过当时并不觉得疼，是之后感觉鼻子变柔软时才发现的。
佩格蒂一个字都没说。她一手放开我，伸到口袋里拿出一些装着蛋糕的纸袋，塞进我的口袋，并将一个钱包放到我手上，仍然一言不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两手将我挤向她，就下车跑走了。我一直都认为当时她衣服上的纽扣肯定一颗都不剩了。我从地上滚来滚去的纽扣里捡起一颗，当成纪念品珍藏了很久。
车夫看着我，似乎想问她是否会回来。我摇头说应该不会。“那走吧。”车夫对着懒惰的马儿说，它们也听话地开始跑。
这时候的我早已哭得不像话了，开始想再哭也没有用，尤其在这个令人难过的情况下，蓝登或英国皇家舰队的队长就从不流泪。车夫看到我下定决心不哭了，就建议我把手帕铺在马背上晾干。我谢了他并同意这么做。这时的手帕看起来特别小。
我现在有空好好端详佩格蒂刚刚给我的钱包了。这是个硬挺的皮革钱包，上面有转扣，里头有亮晶晶的三先令，显然是佩格蒂特地擦亮过的，要让我高兴。但里头最宝贵的东西是叠起来的两个半克朗，用一张纸包着，上头是母亲的字迹：给大卫，送上我的爱。我实在是感动得不得了，便问车夫能否好心地把手帕递给我，但他说还是别拿比较好。我真心觉得也是，就用袖子擦了擦眼泪，不哭了。
我是真的不哭了，但刚刚哭得很厉害的结果，就是偶尔还是会突然抽噎起来。又走了一段时间后，我问车夫是否要直达目的地。
“直达哪里？”车夫问。
“那里。”我说。
“那里是哪里？”车夫再问。
“伦敦附近。”我说。
“呼，马儿啊，”车夫拉起缰绳指向马匹，“跑到半路大概就死得比猪肉还僵透了。”
“那你只会到雅茅斯吗？”我问。
“差不多。”车夫说，“到那里之后，我会带你去驿马车站，之后他们就会带你到……看你是要去哪儿。”
对这位车夫来说（他姓巴基斯），这些话算是很多了──就像我在前一章说的，他很沉默寡言──为了表示礼貌，我拿了块蛋糕给他吃。他一口就吞下肚，那张大脸毫无表情，跟大象没两样。
“这是她做的吗？”巴基斯先生说。他总是无精打采地向前倾，脚踩着马车踏板，手臂分别放在膝盖上。
“你是说佩格蒂吗，先生？”
“啊！”巴基斯先生说，“就是她。”
“对，我们家所有的糕点都是她做的，她也负责所有餐点。”
“是嘛！”巴基斯先生说。他做出要吹口哨的样子，但并没有吹出声。
他坐在那儿看着马匹的耳朵，好像看到了什么新东西一样，就这样坐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说：“没有甜心吧，我想？”
“你说甜杏吗，巴基斯先生？”我以为他是要别的东西吃，便直接联想到食物。
“心，”巴基斯先生说，“甜心，她身边有没有人陪？”
“陪佩格蒂吗？”
“噢！”他说，“就是她。”
“噢，没有，她从没有过甜心。”
“她没有是嘛！”巴基斯先生说。他再次做出要吹口哨的样子，但一样并没有吹出声，只是坐在那里看着马耳朵。
“所以所有的苹果派……”思考了很久之后，巴基斯先生说，“都是她做的，所有的饭菜也是她煮的，是吗？”
我回答说的确如此。
“嗯，那好，”巴基斯先生说，“你应该会写信给她吧？”
“我一定会写信给她的。”我再回答。
“啊！”他说，并缓慢地朝我这边看过来，“好！你写信给她的时候，或许可以记得写说巴基斯愿意，可以吗？”
“巴基斯愿意，”我天真地重复道，“就这样吗？”
“对……”他想了一下说，“没错，巴基斯愿意。”
“但你明天就会再回到布朗德史东了呀，巴基斯先生。”我说。想到我离家远得很，稍微迟疑了一下说：“你自己告诉她不是比较好吗？”
他驳回了这项提议，不过头侧向一边，再一次非常严肃地确认他之前的要求说：“巴基斯愿意。就这样说。”我立刻着手转达他的信息。那天下午我在雅茅斯一间旅馆里等待马车时，弄来了一张纸和墨水，开始写信给佩格蒂，内容如下：亲爱的佩格蒂，我平安抵达这里了。巴基斯愿意。请向妈妈转达我的爱。大卫敬上。备注：他特别要你知道──巴基斯愿意。
我答应替巴基斯先生转达这个信息之后，他又变回原本一言不发的样子。这几天发生的事可把我累坏了，我躺在马车里的布袋上睡着了。一路上我都熟睡着，直到抵达雅茅斯才醒来。我们开进旅馆的院子，我觉得这里非常陌生，只好默默放弃想在这里见到佩格蒂一家，甚至是小艾蜜莉的希望。
布置得金光闪闪的公共马车停在院子里，但还没套上马儿，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准备好要去伦敦。巴基斯先生把我的行李放在院子人行道的柱子旁（他开进院子将马车转头）。我思考着我的行李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有我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时候一位女士从弓形窗（旁边还吊了一些家禽跟肉块）探了出来说：
“你就是从布朗德史东来的小绅士吗？”
“是的，女士。”我说。
“你叫什么名字？”女士问道。
“科波菲尔，女士。”我说。
“这可不行，”女士回答，“没有这个名字的客人预付过饭钱。”
“那摩德斯通呢，女士？”我问。
“如果你姓摩德斯通，”女士说，“那一开始干吗报别的名字？”
我向她解释原因后，她就摇了铃叫道：“威廉！带他到咖啡室！”刚说完，一位服务生从院子另一端的厨房跑出来带路。当他发现是要替我带路时，看起来非常惊讶。
这间长长的大房间里挂了几张大地图。如果真的是外国地图，而我被丢入其中一处外地，大概也不会比现在更感到陌生了。我拿着帽子，在最靠近门的椅子上坐下，觉得这样做有点失礼。服务生帮我铺上桌巾，放了一组调味罐，我想当时我一定羞得满脸通红。
他拿了一些肉排和蔬菜给我时，粗粗鲁鲁掀盖的举动，害我以为我得罪他了。但他很快就让我放心了，帮我在桌旁摆了张椅子客气地说：“好了，180的大高个！请坐吧！”
我向他道谢后，在餐桌前坐下。我觉得刀叉使用起来太不灵活，还不小心把酱汁喷到身上。服务生站在我对面，死盯着我看，每次跟他对到眼时，我的脸总会红得要命。他看着我开始吃第二块肉排时说道：“你还有半品脱的麦酒，想现在喝吗？”
我谢了他后说：“好的。”他随即将麦酒从壶里倒到大玻璃杯中，并拿到光线下，酒液看起来很漂亮。
“我的天哪！”他说，“看起来很好喝，对吧？”
“的确看起来很好喝。”我微笑着回答。我看到他开心也觉得很高兴。他是个眼睛闪烁、满脸痘痘、头发高竖的男子。他单手叉腰站着，另一只手高举着杯子，看起来很友善。
“昨天有个绅士来到这里，”他说，“很强壮的绅士，名叫塔普索尔，或许你听说过他？”
“没有。”我说，“我不认为……”
“他穿马裤，裹绑腿，戴宽帽，穿灰外套，围花纹领巾。”服务生说。
“不，”我害羞地说，“我无缘……”
“他进到这里，”服务生说，在光线下检视酒杯，“点了一杯同样的麦酒──本来我是建议他别点的──一喝就挂了。这酒对他来说太烈了，我不应该这么下定论，但这是事实。”
我听到这个惨剧之后很震惊，说我最好还是喝水就好。
“不过你知道吗？”服务生继续在光线下检视酒杯，“我们这里的人不喜欢有人点了东西没吃完，这对他们来说是种冒犯。但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帮你喝掉。我已经习惯了，而习惯成自然。如果仰头赶快一口喝掉的话，我不觉得会对我有害。可以吗？”
我回应如果他愿意喝掉，我会非常感激，前提是他觉得这样做是安全的，倘若觉得有任何危险，那就别这么做。他也真的仰头把酒一口喝掉。我万分恐惧，怕他跟悲惨的塔普索尔先生一样的命运，一命呜呼倒在地板上。但麦酒对他无害，相反，他喝完似乎更加精神奕奕。
“还有什么东西呢？”他把叉子伸进我的盘里，“这该不会是排骨吧？”
“是排骨没错。”我说。
“上帝保佑我呀！”他惊呼道，“刚刚不知道是排骨哪。怎么说呢，排骨正是解酒的好东西！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
他一手抓了排骨，另一只手拿了马铃薯，胃口大开地吃了起来，这让我极为满意。吃完，他再次拿了一块排骨和一颗马铃薯，然后又拿起另一块排骨和马铃薯。我们都吃完后，他去拿了甜点，放在我面前，接着似乎沉思了起来，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
“派好吃吗？”他回过神说。
“这是布丁。”我回答。
“是布丁啊！”他惊呼道，“呀，上天保佑我，真的是啊！什么？”他凑近了一点看，“这该不会是约克郡布丁吧！”
“是的，没错。”
“哎呀，原来是约克郡布丁！”他拿起汤匙，“这是我最喜欢的布丁了！我可真幸运不是吗？来吧，小朋友，我们来比赛看谁吃得多。”
服务生当然吃得多。他不止一次要我加把劲儿努力赢他，但我的茶匙对上他的汤匙，他的速度对上我的速度，他的胃口对上我的胃口，我从第一口开始就毫无赢过他的可能。我想我从来没看过这么享受布丁的人。
等到都吃光后，他大笑了，一副好滋味还留在嘴里的样子。看到他这么友善、好相处，我就问他有没有纸笔和墨水，我要写信给佩格蒂。他不仅立刻拿来给我，还很好心地看着我写，写完后，问我要去哪里念书。
“伦敦附近。”这也是我仅知的资讯。
“噢！我的天哪！”他说道，看起来很沮丧，“真替你难过。”
“为什么？”我问他。
“噢，老天爷啊！”他摇摇头说道，“有个男孩就是在那所学校被打断肋骨的──两根肋骨呢。年纪很小，我想他应该……我看看……你大概几岁啊？”
我回答说八九岁。
“他大概也是这年纪。”他说，“他八岁又六个月大的时候，他们打断他第一根肋骨。八岁又八个月大的时候，打断他第二根肋骨，然后就死了。”
听到这种巧合，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服务生，我都无法掩饰不安的神情。我问服务生那男孩的肋骨是怎么被打断的。他的回答并没有带给我安慰，因为他说了三个令人惊恐不已的字：“鞭打的。”
院子里的马车喇叭声响得真是时候，我站起来，从口袋里拿出钱包，有点得意又有点不好意思，犹豫地问还有什么账没付清。
“这里有张信纸，”他回答，“你有买信纸吗？”
我不记得买过。
“这很贵，”他说，“由于关税的原因，要三便士银币，这就是我们国家所收的税。除了小费之外就没有别的了，墨水就不用了，算我的就好。”
“这怎么可以……请问……我应该……付你多少……该给多少小费才对呀？”我结巴地问，满脸通红。
“如果我没有子女要养，他们也没有长牛痘，”服务生说，“那我是绝对不会收到六便士的。如果我家里没有个老人家和可爱的小妹要养……”说到这里，服务生激动万分：“那我是不会收下四分之一便士的。如果我有个好职位，在这里的待遇也好，那我不但不会收你的钱，还会请你吃甜点呢。但我都靠着吃剩菜过日子，而且睡在煤堆里。”说到这里，服务生痛哭了起来。
我非常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也觉得给少于九便士就太狠心无情了，因此给了他光亮三先令的其中一个。他谦卑恭敬地收下，用拇指弹到空中，再立刻接住，辨识真假。
有人来扶我坐上马车后座，发现大家都以为我独自吃光午餐，害我觉得很难堪。我之所以会发现，是因为无意间听到弓形窗口的女士跟警卫说：“照顾好那小孩，乔治，不然他会爆掉！”我也观察到附近的女仆们跑出来，看着我，咯咯地笑我是小小大胃王。而不幸的服务生朋友似乎已经打起精神，不但一点没受到这件事影响，反而跟着大家一起赞叹连连，丝毫不觉得难为情。要是我对他曾起过任何疑心，多半是他的这种反应。但小孩子天性单纯，容易相信别人，对大人会产生自然而然的信赖，所以整体来说，我当时对他没有半点不信任（如果有任何孩子提早改变了这种天性，变得世故，那我感到很遗憾）。
无缘无故被当成车夫和警卫的笑柄，说马车后头太重，都是因为我坐在那儿的缘故，还说我去坐四轮运货马车比较合适。必须承认，这让我觉得很难受。我胃口很大的事也在外面的乘客间传开，他们同样对此津津乐道，问我学费是否得多付一两倍，还是有没有特别签约，或是照一般规定入学等其他拿我寻开心的问题。但最糟糕的是，有机会再进餐的时候，我知道如果再吃的话会很丢脸，所以在一顿只吃了几口的午餐后，得挨饿一整晚──由于太匆忙，把蛋糕忘在旅馆里了。害怕的事果然发生了。中途停下来吃晚餐时，我无法鼓起勇气要任何食物，虽然真的很想吃，却只坐在壁炉边，说什么都不想要。其他人并没有因为我这么做就停止开玩笑。有位声音沙哑、看起来经历风霜的男子整路不停地吃着便当盒里的三明治，不吃的时候就喝水壶里的酒，但他竟然说我很像大蟒蛇，饱餐一顿后就可以撑很久。之后他还拿出水煮牛肉，吃到脸上都泛红了。
我们下午三点钟从雅茅斯出发，预计隔天一早八点抵达伦敦。现在是仲夏季节，傍晚天气很宜人。经过一个村庄时，我想象待在那些房子里是什么样子，还有里头的人在干吗。几个小男孩跟在马车后面跑，还爬上来跟着颠簸了一段路，我心想他们的父亲是否还健在，他们在家快不快乐。除了不断想象目的地是什么样子以外，我还有太多事可想了──这是个很可怕的猜想。有时候我会想起家里和佩格蒂，毫无头绪地努力回想在咬摩德斯通先生之前，我是什么样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孩子。但不管怎么想，都想不出满意的答案，因为咬他的事情似乎发生在遥远的古代。
入夜后变凉了，不像傍晚那么舒适。我被安置在两位男士中间（经历风霜的男子和另一位），以免我在马车里乱滚。他们睡着了，差点把我挤到窒息。有时候实在挤得太用力，让我不得不大喊：“噢！拜托你们别挤了！”结果把他们吵醒了，让他们很不高兴。坐我对面的是一位身穿毛皮厚大衣的年迈女士，全身裹得很紧，在黑暗中看起来不像个人，反倒像个稻草堆。她手上有个篮子，很长一段时间，她不知道该拿那个篮子怎么办，后来她发现我脚短，东西放我脚下正好，这一放，挤得我好痛，感觉十分悲惨。而且只要我稍稍一动，篮子里的玻璃杯就会撞到别的东西（这是当然的），这时她就会狠心地用脚踢我说：“拜托你别乱动。你的骨头还嫩，肯定不会这么坐不住吧！”
终于，太阳升起了，跟我同行的人好像睡得更安稳了。他们整夜疯狂喘气、打呼所造成的不安宁，这里就不详述了。太阳越升越高的时候，他们越睡越浅，一个接一个慢慢醒来。不过大家却假装自己一点也没睡，只要有人说某人明明睡着了，那个人就会严正否认这项指控。我记得当时觉得不可思议。据我观察，人类各式各样的弱点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大家绝对矢口否认自己在公共马车上睡着过。我着实想不出为什么，直到今天都还是对此感到讶异。
从远处眺望伦敦，觉得它实在是个惊奇连连的地方，我所有的英雄偶像不断在这里上演并重复他们的冒险，不知怎地，我认为比起世界上其他城市，伦敦有着更多的奇观和罪恶。不过那时的想象在这里就不加以赘述。我们慢慢驶进伦敦，准时抵达目的地，也就是白教堂区的一间旅店。我记不清店名到底是蓝牛还是蓝猪，但我记得是叫蓝什么的，而且它的样子被画在公共马车后头。
警卫下车时，目光落在我身上，然后他对着售票处问道：“这里有个来自萨福克郡布朗德史东，姓摩德斯通的年轻人，有人在等他吗？”
没人回答。
“拜托你，先生，试试看科波菲尔。”我一脸无助地说。
“这里有个来自萨福克郡布朗德史东，姓摩德斯通却自称科波菲尔的年轻人，有人要来接他吗？”警卫说，“快点！有没有人？”
不，没有人。我焦急地看了看四周，但旁人听了完全没有回应，只有一位裹着绑腿套、瞎了一只眼的男人提议他们最好在我脖子上挂个铜圈，把我绑在马厩里。
有人拿来了梯子，我跟在那位很像稻草堆的女士身后下车（在她的篮子被拿走前，我不敢乱动）。所有乘客都下车了，马匹也在行李取下之前先被带走，旅馆的几位马夫将空马车拖到一旁不挡路的地方。还是没有人出现，来接这个来自萨福克郡布朗德史东，灰头土脸的年轻人。
我比鲁滨逊还孤单，就算他形单影只，至少没有人看着他，没人知道他孑然落寞。售票处的伙计请我进去，我走到柜台后面，在行李秤上坐了下来。我在那里看着包裹、行李、书籍，吸进马棚的味道。（从此之后，只要闻到这种味道，我就会想起那天早上。）
这时，一连串恐怖至极的念头涌进我的脑海中。要是没有人来接我，他们会同意让我滞留在这里多久？他们会让我留到把七先令花完吗？我应该要跟其他行李一起，躺在其中一只木箱上睡觉，早上再用庭院的打水器盥洗吗？还是每天晚上都出去，等到白天售票处开门时，再回来等人接我？要是这并不是有人弄错，而是摩德斯通先生改变计划要丢掉我，那该怎么办？如果他们愿意让我留在这，直到七先令花完，我开始挨饿之后，就不能继续待在那里了。很显然，这样不只会替这家名叫蓝什么的旅店带来困扰，劳烦人家替我付丧葬费用，更会给其他旅客带来不便和困扰。如果我立刻动身走路回家，那要怎么找路？有办法走那么远的路吗？如果真的回到家，那又怎么能确定除了佩格蒂，其他人还要不要我呢？如果到附近找有关机构，自愿当军人或是水手，他们可能会因为我太小而不收。这些想法以及上百个类似想法，让我既恐惧又惊慌，觉得浑身发烫，头昏眼花。头昏得最厉害时，有位男士进来小声跟伙计说话，说完，伙计立刻将我从秤上拉下来，推向那位男士，好像我已经过秤、售出、交货和结账了。
手牵着这位新朋友走出办公室时，我悄悄地看了看他。他是个面色苍白、一脸憔悴的年轻人，双颊深陷，下巴几乎和摩德斯通先生的一样黝黑。但他们俩的相似之处仅止于此，因为他的胡子都刮掉了，而且头发不油亮，是粗糙干燥的。他穿着一身黑，有点褪色，还有一些补丁，袖子和裤管稍微短了一点，脖子系着不是很白的白色领巾。我当时不认为（现在也不认为）那条领巾是他身上唯一的亚麻布料，应该还有其他衬衣的，不过他露出来或是让人看得见的只有这样。
“你就是那个新学生？”他说。
“是的，先生。”我说。
应该是吧，我不知道。
“我是撒冷学校的老师。”他说。
我向他鞠躬，觉得万分敬畏。面对撒冷学校学识丰富的老师，我不好意思提起行李这种微不足道的物品，直到稍微走了一段距离后，我才厚颜地开口，低声下气地暗示或许以后用得着，因此我们掉头回旅店。老师告诉伙计明天中午会吩咐脚夫来取我的行李。
“老师，请问一下，”当我们走到刚刚折返的路段时，我说，“学校很远吗？”
“就在布莱克希思区[1]附近。”他说。
“那里很远吗？”我胆怯地问。
“有一小段距离，”他说，“我们要搭马车去，大概有六英里路。”
我感觉虚弱和疲累，光是想到还要撑上六英里实在太难熬。我鼓起勇气告诉他，我整晚都没有吃东西，并问是否能买点食物果腹，我会非常感激的。他似乎对此感到意外──现在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他当时停下来看我的样子──想了一下后，他说想去拜访一个住在附近的老妇人，最好的办法是我可以在路上买些面包，或是想吃什么健康的东西都可以，然后到老妇人家用早餐，那里也有牛奶可以喝。
于是我们探进面包店的窗户。我提议买下店内一样样不健康的食物，他都否决了。最后决定买一小块不错的全麦面包，花了我三便士。之后到杂货店买了蛋和一片五花肉培根，我递出第二个油亮的先令，找回的零钱很多，让我觉得伦敦是个物价很便宜的地方。收好食物后，我们继续经过吵闹喧嚣的地方，原本就疲累的脑子更加眩晕，难以言喻。我们又走过一座桥，肯定是伦敦桥（老师的确说是伦敦桥，但我当时已经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最后，我们来到穷人住的房子。从外观和大门石块上的刻字得知，这是救济院的一部分，里面收容了二十五位穷苦妇女。
这栋房子每一户都有一模一样的小黑门，门的一边和上方各有菱格状的小窗，撒冷学校的老师拉起其中一个门闩后，我们走进一位可怜女士的小屋里。她正在吹炉火让小锅子里的水烧开。看见老师进屋，老妇人停下来，把吹火风箱放在膝盖上，说了一些话，听起来像是“我的查理！”但在看到我也进门后，她起身搓揉双手，似乎是在行礼。
“可以的话，能否请你帮这位年轻人做早餐？”撒冷学校的老师问道。
“可以的话？”老妇人说，“当然可以！”
“菲比森太太今天还好吗？”老师问，看着壁炉旁大椅上的另一位老妇人。她就像一团衣服，我至今还因为没有误坐到她身上觉得很庆幸。
“啊，不好，”第一位老妇人说，“她今天的情况很糟。如果炉火因某个意外而熄灭，那我百分百相信她也会昏过去，就此长眠。”
他们看着她，我也跟着一起看。虽然今天天气温暖，但她似乎只想着炉火。我觉得她一定也很忌妒炉上的小锅子，憎恨壁炉被迫拿去煮我的蛋，烤我的培根。我有理由相信这点，因为在煮食物的时候，我在不安中亲眼看见她趁着没人注意，拳头朝我挥过来。阳光从小窗户透进来，但她坐在大椅上，背对外头挡住炉火，用极不信任的态度盯着，似乎努力维持炉火的热度，而不是让炉火来温暖她。我的早餐煮好后，炉火空出来了，让她开心地大笑起来──笑声真是不堪入耳。
我坐下来享用全麦面包、鸡蛋和培根，旁边还有一小盆牛奶，真是美味的一餐。我还在大快朵颐时，老妇人对老师说：“你有带笛子来吗？”
“有。”他回答。
“吹一下嘛，”老妇人哄着说，“吹啊！”
听到她这么说，老师将手伸进大衣下摆，拿出分解成三段的笛子，组合起来后开始吹奏。经过多年经验的累积，我的感想是，世界上绝对没有人可以把笛子吹得这么难听。不管是自然或人为的声音，我从没听过比他所吹出的更可怕的音乐了。我不知道他在吹哪首曲子──很怀疑他表演的真是首曲子──但那笛声倒是有一些影响。首先，他的吹奏声让我想起所有的伤心往事，让我忍不住眼泪直流。其次，笛声夺去了我的胃口。最后，我觉得特别想睡，眼睛都睁不开了。随着记忆涌现，我开始合起眼，点头打盹儿。再一次地，我回到那个小客厅，角落有个三角柜、几张方背椅子、通往楼上的转角小楼梯，以及壁炉上摆放的三支孔雀羽毛──记得刚进门时，还心想如果那只孔雀知道它的鲜艳华服面临如此下场，不知道作何感想──这些都在我眼前消逝。我摇头晃脑地睡着了。笛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马车的轮子声，我又上路了。马车颠簸了一下让我惊醒，笛声又回来了。撒冷学校的老师跷脚坐着，黯然地吹奏笛子，老妇人在一旁很高兴的样子。接着，轮到她消失了，之后他也消失，一切都消逝无踪。然后就没有了笛子，没有老师，没有撒冷学校，没有大卫?科波菲尔，什么都没有，只有沉睡。
我好像做梦了，梦见老师吹奏凄凉的笛音时，老妇人心醉神迷地越走越近，到老师身后前倾，热情地拥抱住他，让他停顿了一下子。不知道是在事情发生的当下，或是紧接着之后，我介于半梦半醒的状态，当他又开始吹奏时（他停吹了一会儿是事实），我看见也听见同一位老妇人问菲比森太太美不美妙（她是指笛声）。菲比森太太回答：“对，对！很美！”然后对着炉火直点头。我相信她将整段表演都归功于炉火了。
似乎已经打盹儿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撒冷学校的老师将笛子拆成三部分，收回刚刚的地方，带我离开那里。马车就停在附近，我坐上了车顶的位置。可是因为实在太想睡了，他们中途停下来接其他客人时，有人将我弄进车厢里头，那里没有其他乘客，所以我睡得很安稳，直到发现马车缓慢地爬上绿荫扶疏的陡坡。不一会儿，马车停了下来，目的地到了。
老师和我走了一小段路到达撒冷学校。校区四周有高墙围起，看起来非常阴暗，正墙的大门上有块牌子，写着：撒冷学校。拉了门铃后，只见栅栏另一边有人在打量我们。开门后我才看清楚，这个人身材壮硕，脖子短粗，太阳穴凸出，头发剃得很短，装着一只木头义肢。
“这位是新同学。”老师说道。
木腿男子从头到脚打量了我──并没有花很长时间，毕竟也没多少东西可以看──然后将身后的大门锁上，拔出钥匙。我们往上走向校舍，两旁尽是幽阴的大树。这时他叫住老师：“哈啰！”
我们回头看，他就站在宿舍小屋的门口，手上拿着一双靴子。
“这里！补鞋匠来过了，”他说，“就在你外出的时候，梅尔先生。他说靴子没办法再修补了，还说原本的鞋料根本就连剩都不剩，你怎么会觉得可以修得好。”
说完，他把靴子丢向梅尔先生，梅尔先生还得往回走几步路去捡。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看他很难过地端详着手上的鞋。这时我才第一次注意到他脚上穿的那双靴子很破烂，袜子也破了一个洞，有点像个花苞。
撒冷学校是间正方形的砖造建筑，两边有厢房，外观看来光秃秃的，没有什么装饰。校园里寂静无声，我问梅尔先生学生们是不是都出去了，但他似乎很惊讶我并不知道现在学校在放假，所有的学生都回家了，校长克里克先生也和妻女到海边度假去了。我在放假时被送来，是一种处罚。以上都是我们继续走的时候，他告诉我的。
他带我到一间教室，这是我见过最凄凉荒芜的地方了。现在那里的景物就浮现在我眼前：一间长教室有三长排的桌子，总共六横排，四周墙面钉满了挂帽子和石板的木桩。旧课本和练习本的碎纸张丢在脏乱的地上；有些用同一种纸张做成的蚕宝宝小盒子散布在桌上；两只可怜的白老鼠被它们的主人丢下，在用纸板和缆线做成的霉臭城堡里跑上跑下，用它们红通通的眼睛四处找东西吃；有只鸟待在只比它稍大一点的鸟笼里，不时跳上两英寸高的栖木，之后又跌了下来，发出凄惨的嘎嘎声，但它既不唱歌也不唧叫。
教室里有股不卫生的怪味，闻起来有点像发霉的灯芯绒裤子、放在不通风处的甜苹果，以及发臭的书本。教室到处都是墨水溅洒的痕迹，就算房子建造时就没有屋顶，天空一年四季降墨水雨、下墨水雪、落墨水冰雹、刮墨水风，也不可能像这里一样处处都是墨迹。
梅尔先生把无法修复的靴子拿上楼时，留我一个人在那儿。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教室前面，观察着这一切。突然间，我看到桌子上有块纸板挂牌，上头的字迹很美，写着：小心，他会咬人。
我赶快爬到桌上，害怕桌底有只大狗，然后焦急地四处乱看，并没有发现狗的身影。我继续探头探脑地张望，这时梅尔先生回来了，问我爬到桌上干什么。
“不好意思，老师，”我说，“我在找那只狗。”
“狗？”他说，“什么狗？”
“不是有只狗吗，老师？”
“什么有只狗？”
“要小心会咬人的狗啊，老师。”
“不，科波菲尔，”他严肃地说，“那不是给狗的，是给一个小男孩的。科波菲尔，我接到的指示是，要把那牌子挂在你身上。很抱歉刚和你认识就得这样做，但我爱莫能助。”说完，他带我下来，把挂牌绑在我身上，为了这个目的，它被打造得非常平稳，就像背包一样挂在我的双肩。之后不管我去到哪，都得背着它。
那块挂牌是怎么折磨我的，没有人可以想象。不管别人有没有可能看见，我总是觉得有人在看，但转过头发现没人的时候，还是不放心，因为不管背对哪边，我老是觉得有人。那个木腿的残忍男子更加剧了我的痛苦。他负责管我，只要看到我靠在树上，或墙上，或房子上，他就会从他的小屋夺门而出，用惊人的音量喊道：“哈啰！这位先生！就是你，科波菲尔！把那块牌子放在显眼的地方，不然我就要跟上头报告了！”
游乐场是个空荡荡的砾石区域，就在教室和办公室后方。仆人都看到了，屠夫看到了，烘焙师也看到了。总而言之，每天早晨我奉命走去那里时，所有来往学校的人都会看见这块牌子，知道要小心我会咬人。我也开始害怕起自己，觉得自己真是个会咬人的野孩子。
学校操场有个旧门，同学们习惯在上面刻自己的名字，所以门上布满了人名。我担心假期结束时，同学返校后会对我的牌子有什么反应，因此我每念出一个同学的名字，就会想象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调和重音来念：“小心，他会咬人。”有个男孩叫作J.史蒂福斯，他把名字刻得很深，也刻得很多。我老是觉得他会用强而有力的声音报上自己的大名，并扯我的头发。还有另一个男孩叫作汤米?崔斗斯，我担心他会开我玩笑，假装非常怕我。还有第三个男孩乔治?丹普，我想象他会唱出牌子上的字。我这么一个畏畏缩缩的家伙，从这扇门上想象这些名字的主人──当时学校共有四十五位同学，梅尔老师跟我说的──似乎都会赞成要排挤我，并用各自的语调大喊：“小心，他会咬人。”
看着教室的桌子和长椅，我心里这样想象着；在我走到寝室，上床睡觉，瞥见一排排的空床时，心里也是这样想象着。那时每晚做梦，梦到和以前一样与母亲在一起，或是到佩格蒂先生家参加晚宴，或是到驿站外游荡，或是再次和不幸的服务生朋友用餐。在这些所有的情境下，我都惹来其他人惊叫连连、不停注视，因为他们不幸地发现我身上除了小睡衫和那块牌子以外，什么也没穿。
我的生活乏善可陈，也时时恐惧着开学那天的到来，这实在痛苦得难以忍受！我每天和梅尔老师学习，有很多作业要做。但这里没有摩德斯通先生和小姐，所以功课都顺利完成，一点也没出丑。在做功课前后，我会四处游荡──如刚才所提，那个装木腿的人一直监视着我。学校里的潮湿、院子里裂开石板里的青苔、漏水的旧水桶、幽暗树木的变色树干，好像雨天滴的水比其他树木还多，而晴天蒸发的比其他树木少──这些都历历在目！有一天，梅尔老师和我一起在空荡荡的长形饭厅高处用餐。饭厅里摆满廉价的松木桌，和着一股油腻的气味。梅尔老师会用蓝色茶杯喝茶，我用锡壶喝，喝完后再做更多作业。一整天的时间，直到傍晚七八点，梅尔老师会在教室里一张独立的书桌上，勤奋地提笔、蘸墨、拿尺在账簿和写作纸上努力办公，（我发现）他在算上半年的账。晚上收工把东西收拾好后，他就拿出笛子开始吹，直到我差点觉得他要慢慢把他整个人吹进笛子上端的大孔里，然后再从指孔中渗出来。
我眼前浮现出渺小的自己在昏暗房间里，手抱头坐着，听着梅尔先生寂寞悲哀的演奏，想着明天的课程。我看到自己将书本合上，依然听着梅尔先生寂寞悲哀的演奏，听着听着，想起昔日家里的声音，以及雅茅斯荒滩上的海风，顿时感到伤心又孤单；我看到自己走到空无一人的房间里睡觉，坐在床沿，哭着等待佩格蒂一句安慰的话语；我看到自己早晨下楼，从楼梯窗户上长长的可怕裂缝看到外头屋舍挂的校钟，上头还有个风标，我担心它会响起，把史蒂福斯和其他同学召回来上课。但这还不是最担心的事，最怕的莫过于木腿男子打开生锈大门的锁，让可怕的克里克先生进来。在这些情境之中，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危险人物，但是在所有的画面中，我的背后都背着同一块警告牌。
梅尔先生不曾跟我说过太多话，对我也不凶。我们就是静静地陪伴彼此。忘记说，他有时候会自言自语，还会咧嘴笑、握紧拳头、磨牙，甚至莫名其妙地拉拉自己的头发。他这些奇怪的举动起初把我吓坏了，不过后来就习惯了。
【注释】
[1]布莱克希思区（Blackheath）位于伦敦东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