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谋略家成长故事(激励学生成长的名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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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杜预的故事(2)

西晋时期,鲜卑秃发部在陇右地区的势力迅速强大起来。泰始六年(270)六月,秃发部首领树机能起兵,将西晋首任秦州(治今甘肃甘谷县东)刺史胡烈杀死于万斛堆,并在金山打败了西晋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刺史苏愉。为了平定那里的叛乱,晋武帝司马炎任命司隶校尉石鉴为安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并任命杜预为安西军司,给兵三百人及马一百匹。到了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以后,杜预又被任命为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由于形势危急,杜预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秦州。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刚到秦州,他的顶头上司安西将军石鉴就命他立即率兵出击兵强马壮、以逸待劳的树机能,这无疑是要置杜预于死地。当时,鲜卑秃发部的势力很大,西晋派去镇压的将领,不是战败,就是被杀。杜预识破了石鉴的阴谋,不肯去送死,但又得给石鉴一个正当的理由,于是他向石鉴以献计的方式说:“现在正逢秋天,陇右地区水草肥美,鲜卑人兵强马壮,加之他们屡战屡胜,士气非常高昂;而我们的官军则是刚刚远道而来,粮草供应不济,如果贸然出击,势必会劳而无功。不如我们先全力以赴储运粮草,等到明年开春野无刍草之时,再出兵打击人疾马乏的鲜卑骑兵,这样我们定能取得胜利。”杜预还向石鉴具体陈述了当前的“五不可”、“四不须”,这下可惹怒了石鉴,于是诬告杜预不听调遣,并且擅自盗用军资修饰城门官舍,将杜预送交给廷尉治罪。幸亏杜预是晋武帝的姑父,在能够减免刑罚具有司法特权的“八议”之列,所以免去一死,但丢掉了爵位。

安西将军石鉴不听杜预的建议,没有按照杜预给他谋划的军事策略用兵,贸然发动了对树机能的进攻,结果被树机能打败。而他回到洛阳后却虚报战功,称自己打了胜仗。杜预揭穿了他的谎言,结果石鉴被免了官。他们之间的矛盾更深了,闹得朝廷上下沸沸扬扬。

泰始七年(271),南匈奴右贤王刘猛举兵反晋,自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西及河东(今山西运城市一带)、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一带)。此前一年,杜预的军事才能虽因石鉴的嫉恨而未能得以发挥,但陇右地区的军事形势诚如杜预所预料的那样,所以朝廷上下都深知杜预善于谋略,因而晋武帝下诏令杜预以散侯的身份在朝中出谋划策,以平定并州地区的战事。这一回,没有了石鉴这样的政敌的干扰破坏,杜预的军事谋略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西晋很快就遏制了边患,而且西北边疆地区的防务、经济、生产等都得到了整治和发展。

在陇右和并州地区的两次退敌安边军事实践中,杜预深思远虑,足智多谋,显现出了他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才能和远见卓识,为日后他在平吴战争中出谋划策、建立奇功做了演练。

四、度支尚书“杜武库”

泰始七年至咸宁四年(271~278),杜预出任度支尚书,其间,虽因石鉴的报复而一度被免职,但为时很短。在七年的任期里,杜预对全国的农业、手工业和财政收支等进行了治理,共向晋武帝提出过五十多项治国治军的建议。杜预非常重视工农业生产,对处理经济问题颇有一套高明见解,其发展农业及手工业经济的主张有“奏立藉田”、“兴常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课调”等。他还积极出谋划策进行救灾,解决了当时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历来被认为是国家立足之本。相传古时的天子和诸侯都拥有藉田,天子藉田千亩,诸侯百亩,但实际上都是征用民力耕种的,只是每逢春耕前,由天子和诸侯执耒耜在藉田上举行耕作仪式,称为“藉礼”,以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古时所谓的圣王们无不躬耕于田亩,并将收获物献给宗庙用于祭祀,以此来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并对全国起到表率作用。但到了魏晋时期,皇帝亲耕成为一种空泛的形式,没有起到训农的实际作用。有鉴于此,杜预建议扩大藉田面积,让皇帝和大臣都去参加实际的耕作,以体验稼穑之艰辛,这样一来,农业生产就不怕搞不上去,粮食产量和国库收入自然也会增加。晋武帝司马炎接受了杜预的这一建议,并下令在洛阳城东建立了面积达千亩的藉田。晋武帝和王公百官每年都定期到田中劳动,为全国的农业生产树立楷模。

西晋初年,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谷贱伤农”的现象,这很不利于农业的长远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杜预建议朝廷效法古代,在粮食主产区建立“常平仓”,用国库所藏的布帛去换取农民手中的粮食,以起到平抑粮价的作用。晋武帝采纳了杜预的建议,在全国推行常平仓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从而有利于农业的长远发展。

此外,杜预还对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历法进行了修改,并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李修、卜显共同编定了《二元乾度历》,于咸宁(275~280)中向晋武帝奏上,不久晋武帝将其颁行于全国,对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任度支尚书期间,充分展示杜预多智善谋的事件,要数他为救灾出谋献策这件事了。晋武帝咸宁三年(277)秋,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发大水,庄稼受灾严重。晋武帝诏令大臣们献计献策设法救灾。杜预曾前后两次上书陈述救灾计划。他的两篇收在《晋书·食货志》中的奏章,是后人研究魏晋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文献。由于杜预对当时的灾情作过调查研究,所以他对灾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灾办法,比较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

在第一篇上疏中,杜预首先指出,朝廷救灾的方针政策要有根本的改变。他说:“现在全国的水灾,尤以东南地区最为严重,不仅庄稼没有收获,连老百姓的家居产业也都被损害。那里低洼的田地里到处都是积水,高处的土地又大都坚硬瘠薄,像这样的困苦局面,老百姓来年也一定还会遇到。我常常想,即使诏书谆谆告诫地方官员们设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但若不改变根本大计,确定有关的正确方向,恐怕诏书也只是一纸空文,真正的作用很小。现在正是夏秋蔬菜食物最多的季节,可是老百姓已经不够吃的了。接下来冬春两季就要到了,到那时野外连青草都没有,老百姓就只有指望依靠政府的救济粮来活命了。这可是治理一方的大事,不能不预先认真考虑啊!”

紧接着,杜预又针对灾民的日常食品供给具体说道:“我认为,这些地方既然因水而受灾,应当把鱼虾螺蚌等水生物作为食物来维持生活。然而洪水泛滥,贫穷的老百姓始终无法得到它们。如今应该大规模破坏兖州和豫州东部边界的各个堤坝,并根据水流的方向加以疏导。这样可以使饥民们都能利用丰富的水产品,老百姓不用走出本地边界,早晚都能在野外找到食物,这是眼下救济灾民的好办法。洪水退去以后,对填满淤泥的农田略加整治,到明年春天种上庄稼,一定会有好收成。可见,这样做对明年也大有好处啊!”杜预认为宣泄旧堤坝不仅仅是救灾的权宜之计,而且还有利于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长远发展。

针对一些地区农民种地缺乏耕牛的实际情况,杜预向晋武帝建议道:“我以前上奏曾经说过,典牧所管理的种牛不供耕田套车用,一直到老死也不穿鼻孔套缰绳,没有实用价值,却白白占用了人力和粮草的开支。实际上这些牛每年送去驾车运粮的很少,又不加以调教训练,所以最好将它们大量出售贷给农民,用来换取粮食和作为军队的赏钱。”晋武帝经过询问主管官牛的部门,最后同意了杜预的建议,将其中的三万五千头官牛作价贷给了农民用于耕种。这不仅仅是解决了农民的当务之急,更有利于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长远发展。

杜预再次上疏指出,火耕水耨、粗放滥垦和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是造成水灾的根本原因:“那些想要整修水田的人,都认为火耕水耨最为便利。其实并非完全是那样。这种方法只不过适用于新开垦的田地和荒地,是在和老百姓居住的地方相隔离的情况下罢了。以前东南地区初步开发时人口稀少,所以有放火烧荒的便利。近年来,那里的人口与日俱增,可是陂堰每年都决口,致使良田里长出了蒲草和芦苇,人们居住在水泽岸边,水陆失调,放牧绝种,树木枯死,这些都是由堤陂所造成的。如此密集的堤陂,导致土层较薄和地下水位升高,这样一来,积水往往不能下渗。所以每当天降大雨,这里就会积水横流,并且影响到了旱田。”

杜预还谴责了某些部门和个别官吏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彼此纷争,互相扯皮,使一些地区的救灾工作不能继续下去。他说:“议论的人不考虑其中的缘故,便说这样的土地不适合种植旱地作物。我考虑到汉代的户口数,以之核验现在有堤陂的地方,都是当年的旱田。那里有一些汉代的旧陂旧堰,都是坚固完好的,不是现在所说的危害人民的。我以前见尚书胡威上奏说应当毁掉堤陂,他的话诚恳至极。我又见到宋侯相应遵上书提议,请求毁掉泗陂,改变运河的路线。现在都督和度支各自根据自己所见到的,不听从应遵的意见。我考察了应遵上书说的事情,运河路线往东到寿春,有旧的水渠,可以不经由泗陂。泗陂在应遵管辖的地界内毁坏耕地达一万三千多顷,危害到了已耕种的田地。应遵的辖区里管理的佃户有两千六百口,可以说是非常之少,却还担忧土地狭小,不足以满足需求,这都是水害所造成的。有关部门应当共同关心这件事。可是都督和度支又各自意见不同,他们不是难以发现问题的所在的,而仅仅是因为各自的利益不同。各人所想的不同,利害关系也有差异。军队方面和地方郡县,士大夫和老百姓,他们的认识没有一点相同的,这都是因为偏重它的好处而忘记了它的害处。这正是事理之所以还不被了解,而实际中之所以有很多困难的原因。”

杜预在经过实际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陂堰宣泄与否的标准:“我认为,豫州界内两处度支所管理的佃户,都是州郡的大军杂士,共有水田七千五百多顷,算起来三年用水的田亩数,也不过两万多顷。根据常理来说,没有必要过多积存没有用的水,何况如今洪水成涝,造成了大灾害。我认为与其失当,不如泻掉它而不蓄积。应该发布明文诏令,命令刺史二千石,凡是汉代的旧陂旧堰以及山谷里的私家小陂,都应当修缮好以便积水。凡是曹操屯田以来所建造的,以及各种因为雨水冲决后而建的蒲草马肠之类的小陂,全都拆毁它。”杜预提出的这种以宣泄旧的水利设施来救灾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办法,历史上确属罕见,但却是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杜预接着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地方主要官员应亲自到现场加以督导,所有出力的人都集中听从号令,赶在冬天结冰之前能够大致宣泄完毕,其中参加整修有实际功劳的人都要加以鼓励。凡是旧的水塘沟渠需要修补的,都要查找出微小的险象,一律依照汉代的原貌,预先将它们分类备案,到冬季东南一带休兵交接的时候,各自留出一个月来做这件事。”杜预还进一步指明了其中的道理和意义:“山川河流有不变的流水,地势形貌有一定的样子,汉代居民众多,尚且没有问题,如今根据遇到的问题而把它们宣泄掉,考察古代的事情而了解了眼前的问题,根本的道理是很明显的,可以很轻易地明白。我不胜愚钝,窃以为这实在是如今最大的实际利益所在。”杜预言之有理,因而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对东南地区汉魏时期的旧堤坝分别进行了修整和宣泄。

杜预还在孟津主持建造了一座黄河浮桥。西晋都城洛阳北边的孟津,自古以来就是黄河上的重要渡口。相传武王伐纣时,曾在此与诸侯会盟渡河,因此称为盟津,也称为孟滓、富平津、小平津或陶河渚。黄河是古代南北交通的巨大障碍,而孟津则是黄河中游的重要渡口之一。它不仅是洛阳的北大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且还是联系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区的交通枢纽。西晋定都洛阳,这里更成为沟通大河南北的要津。然而,每当上游有较大的降雨,或是刮大风的时候,这里的黄河便往往水流湍急、风波险恶,人们在这里渡河也因而非常危险,常常出现船翻人亡的悲剧。曹魏时期,杜预的祖父、曹魏尚书仆射杜畿受诏制造了一艘御楼船,有一天在盂津一带的黄河里试航,由于风大浪高,不幸发生了翻船事故,杜畿也因此而丢了性命,令朝廷上下都感到十分惋惜。到了西晋时期,这里交通更加繁忙,因此杜预建议在富平津修建一座浮桥,以克服这里风涛大的危害,方便广大官民渡河。但他的这一合理建议却遭到了朝中一些大臣的竭力反对,他们的借口是,这里自古以来就没有人造桥,盂津一带的黄河两岸,曾是殷周的都城所在地,殷商建都的河内在黄河的北边,周朝的都城洛阳在黄河的南岸,那时的人们就经常来往于黄河两岸而在孟津渡河,但殷周的圣贤们却都没有在这里架桥的想法,可见孟津一带的黄河上是不适合建造桥梁的。知识渊博的杜预引经据典,反驳道:“你们说殷周的圣贤们没有在黄河上架桥的想法,这是毫无根据的。《诗经》中‘造舟为梁’就是指在黄河上建造浮桥的事。”一句话,使得反对他的人无言以对。很快,杜预的建议便得到了晋武帝的默许,于是由杜预亲自负责,开始在富平津建造黄河大桥。泰始十年(274)九月,仅用了短短几个月,大桥便正式落成了。为丫庆祝这一空前盛大的工程竣工,晋武帝亲率百官前去视察,并专门为杜预举行了庆功宴会。宴会上,晋武帝举起酒杯向杜预祝贺道:“要是没有你杜预,这座大桥是建不成的啊!”杜预谦虚地恭维道:“没有陛下您的神武圣明,我也就没有机会显露这点雕虫小技啊!”晋武帝听了杜预的话后更加高兴。孟津浮桥建成后。大大方便了黄河南北两岸的交通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