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宽宏、仁爱、同情和怜悯，一直被视为至高美德，被标榜为人类灵魂所具有的最优特质。孔子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又说“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孟子紧随其后，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还说：“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孔子、孟子都将王者的必要条件定义为“仁者，人也”。
封建制政府很容易向军国主义堕落，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应该感谢仁慈，是它把我们从最恶劣的专制主义中解救出来。被统治者要完全奉献出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而统治者除了放纵自己的意志就再没别的了，这自然就是独裁发展的结果。
我决不是要维护任何形式的专制制度，但把封建制简单等同于专制制度是错误的。当腓特烈大帝写下“国王是国家的第一公仆”时，法学家有充分理由认为，自由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到来了。古代中国的《诗经》上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而孔子在《大学》中教导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这样，公众舆论和君主意志或者民主和专制就合而为一了。也正是如此，武士道接受了一种父权的——相对于“山姆大叔（美国）而言”——统治。
我们知道，仁慈是一种像母亲一般温和的美德。所幸仁慈是美丽并且常见的，因为“至刚则至柔，爱即勇”的道理，众所周知。不是因为武士的仁慈与其他人的仁慈种类不同，而是因为它意味着这种仁慈并非盲目冲动，且需适当考虑公正。经济学家可以“有效”或“无效”论及需求，我们同样可以让武士的仁慈成为“有效”，因为它意味着仁慈的承受者的利益，会危及武士自由行动的权利。
武士既为蛮力以及充分利用蛮力的特权自豪，也完全同意孟子所倡导的“仁”。孟子说：“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他还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因而仁者从来都想着那些受苦受难、绝望之人。
不同国家的骑士荣誉准则是如此的一致，确实不同寻常；换言之，被滥用的东方道德观念，在欧洲最高尚的文学中也能发现与之对应的格言。如果把下面这句著名的诗句送给一位日本绅士：这是你的艺术，以法为桂冠，建立和平之道，败者安之，骄者挫之。这位绅士也许会立即指责写出这句格言的曼图亚诗人剽窃了日本文学。以此诗句颂扬对弱者、被践踏者、被征服者的仁慈，这对武士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武士阶层鼓励作诗，表面看是为表达某些事物，实则是为促进温文尔雅的情感修养。因此，我们的诗歌潜藏着一股伤感和柔美的暗流。因此，我们的诗歌潜藏着一股伤感和柔美的暗流。一位乡野武士的轶事证明了这一点：有人教他学习诗词格律，习作第一篇，定题为“莺啼”。这使他暴跳如雷，他把这篇无聊的习作扔到老师脚下：勇敢的武士背过耳朵，不听黄莺的啼叫。
他的老师并未在意武士的粗野宣泄，他继续教导年轻气盛的学生。直到有一天，武士灵魂深处的音乐被唤醒，应和着黄莺的甜美歌声，他写道：身着铠甲的武士伫立着，谛听美妙莺啼穿过林间。
我们仰慕并欣赏克尔纳短暂一生中的英雄业绩。当负伤倒在战场上时，他匆匆写就了著名的诗篇《告别生命》。类似事迹在我们的战争史上绝非罕见。简明、隽语式的诗体，尤其适合即兴表达某种特定的情感。其实无论受过何种教育，每个人都是诗人，至少是蹩脚诗人。经常会见到行进中的战士突然停步，从腰间取出文具写诗一篇。之后当人们从了无生命的战士身上脱下头盔或胸甲时，就会发现这些诗稿。
在战争的恐怖中唤起人们的怜悯、同情之心，在欧洲由基督教为之，在日本则是由武士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来完成的。温文尔雅的感情有助于对他人苦难的体认，而尊重他人的感情，由此产生出谦逊和殷勤，正是礼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