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近代科学文明看来，日本的学问固然较中国进步了许多，这不过是最近五六十年的事实。除却了欧洲传来科学文明和中国印度所输进的哲学宗教思想而外，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说是幼稚。然而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耻辱。并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进取精神发展余地的地方，绝没有一些衰老颓唐的气象。这一个神权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住日本的治者阶级，以为皇帝的大权宝位是天神传授下来的。不过当此刻这样一个时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权还脱不了这一种人的手，不能不说是危险万状了。
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势力，那一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已经渐渐消沉下去。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起来，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这时日本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具备了一个规模，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勃兴起来。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所以他们自称是王政复古。那些倡王政复古的学者虽然是各方面都有，汉学家的力量尤其大，然而推动的主力还是要算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学家。一旦把素行学派中后起的吉田松阴的著作详详细细地看起来，就晓得日本维新史的“心理的意义”在哪里了。和吉田松阴同时的一个有名的学者，叫做藤田东湖，他也是以神权为日本民族思想的中心。
以上所讲的，是关于日本民族思想的一种观察，日本人的国体观念大都由这一种神权的民族思想而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础。我们见到德川时代的武士道之富于生活的情趣时，才可以了解武士阶级所以能成为维新主要动力的缘故，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