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工程进行到一半，韩国的阴谋就被发觉。秦国一些守旧的宗室贵族本来已对秦“不用同姓”的政策不满，认为大量异国异姓的人充塞秦国朝廷，堵住了他们的仕途，因此就以水工郑国之事为借口，对秦王说：“其他国家的人来到秦，都足为他们的君主作间谍的，对秦国不会有什么好处。请您下一道逐客令，把他们都赶走！”这就引发了秦国的“逐客”事件。
但根据清代学者梁玉绳的看法，秦国“逐客”事件的起因不在郑国渠的修建，而是另外发生的秦王嬴政镇压吕不韦和嫪毒集团之后的余波。因为据《史记·六国年表》的记载，郑国渠的修建是在秦王嬴政刚即位时，即公元前246年，此时在秦国专权的是吕不韦，他本人就是来自东方的“客”，所以不可能建策逐客。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此事的发生应该在吕不韦被免去相职后的公元前237年。
然而事情的原委还要从秦昭王时代说起。
吕不韦原是卫国濮阳人，后在韩国经商，是家累千金的大商人。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他经商来到赵国首都邯郸，遇见秦国公子异人。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是当时称为安国君的秦太子柱的二十多个儿子中的一个。异人既非长子，其生母夏姬又不受太子宠爱，所以就被送到与秦关系紧张的赵国来为“质”。所谓“质”，就是各国之间互相抵押的人质，结盟时交换“质”以取信对方。然而一旦有撕毁盟约的战争发生，这个为质的公子王孙就有可能“身为粪土”。即使不发生战争，因为秦国自恃强大横行霸道，赵国也不会给公子异人好脸色看，因此异人在赵国很不得意，连生活都难以维持。但吕不韦以商人的眼光，立刻发现此人“奇货可居”，很有长远的投资价值。原来，当时秦昭王在位已久，太子柱作为储君是随时可能继承王位的。太子柱最宠爱华阳夫人，但华阳夫人自己没有儿子，她要巩固自己的权位和长久的影响力，极有可能在太子柱现有的二十多个儿子中找一个认做自己的儿子，然后把他立为太子的嫡嗣。而吕不韦一旦能抓住了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抓住了将来秦国政局的中枢大权。公子异人恰好就成了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于是，吕不韦找到公子异人，表示愿意以千金帮助他返国并成为太子的嫡嗣。公子异人非常高兴，就好像正要睡觉有人送来枕头，真是天大的好事。他马上许诺：如果将来真能顺利登上秦国王位，“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即他要让吕不韦执掌国政。按照林剑鸣先生在《秦史稿》中的说法，一场政治交易拍板成交。于是吕不韦立即行动：他先以五百金交给公子异人，让他用来结交宾客提高声誉壮大自己声势；又以五百金买珍奇礼品，亲自到秦国首都咸阳找到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说明因为华阳夫人没有自己的亲儿子，她现在的荣华富贵很难持续久远，甚至将来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连生命都会有危险。阳泉君很恐慌，连忙问怎么办。吕不韦趁机推荐说正在赵国为质的公子异人非常贤能，结交诸侯宾客遍天下，很有政治前途。并且异人很孝顺仁慈，日夜思念太子和华阳夫人，愿为华阳夫人的子嗣。如果华阳夫人也能认其为子，把他召回秦国，劝说太子立他为继承人，将来由他继承秦国的王位，这样“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对华阳夫人最为有利。因为夫人的儿子在秦国为王，不仅活着的时候尊崇无比，而且百年之后，家族也终不失势，真是“一言而万世之利也”。阳泉君被打动了，他又去劝说自己的姐姐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完全同意吕不韦的计划。于是，华阳夫人找一个好时机，对太子柱说正在赵国为质的公子异人如何贤能，来往各国的人们都在称誉他；又说自己不幸没有生养孩子。愿意认公子异人为自己之子。以寄托后半生。太子柱答应了。但此时还是公子异人的爷爷秦昭王在位，真正立下自己的嫡嗣还要等他即位为王之后。为了证明守信，他给华阳夫人刻下玉符，保证立异人为嫡嗣。公子异人为了显示自己已经是华阳夫人的儿子，就改名为子楚，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太子柱给公子异人送去很多金钱珍奇，让他在赵国使用，并且让吕不韦“傅之”。公子异人因此而名声大振，在诸侯中享有很高知名度。吕不韦的计划成功了一大半。
据文献记载，吕不韦曾在邯郸得到一个容貌绝佳又善舞蹈的“豪家女”，与之同居并使之有了身孕。一次公子异人到吕不韦住所宴饮，见到该赵姬，爱不自胜，请求吕不韦将她让给自己。吕不韦初则怒，继而想既然已经为异人破家，又何必吝惜一女子而坏了政治投机的大事！于是将赵姬献出，但隐瞒了她已经怀孕的事实。结果据说经过十二个月，生下一个男孩，因为是正月所生，故取名为“政”，这个孩子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到秦昭王十年（前257），因为秦军急攻邯郸，赵国方面要杀公子异人，又是吕不韦以六百金贿赂监管者，使异人独身脱逃回到秦国。赵国想要杀害其家属，但赵姬母子借助吕不韦的帮助藏匿起来，平安过关。又过了六年，秦昭王去世，身为安国君的太子柱被立为秦王，即孝文王，华阳夫人成为王后，公子异人即现在的子楚顺利成为新太子。赵国因此很识趣地奉送赵姬即子楚夫人和他们的孩子“政”回到秦国。
秦孝文王即原来的太子柱，即位时已经五十三岁，还重病在身，所以三天就死了，由刚当上太子的子楚继位，也就是秦庄襄王。子楚很讲信用，奉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夏太后，又按原来的约定，任命吕不韦为秦国丞相，执掌秦园政权。吕不韦还是有能力的，在秦庄襄王在位的三年（前249~前247）中，灭东周，削韩赵，设置三川、太原二郡，秦国的对外扩张有了重大进展。因此吕不韦被封为文信侯，在河南洛阳附近食邑十万户（也就是封邑内十万户居民应该交给国家的租税现在交给吕不韦侯家享用）。但庄襄王正式在位仅仅三年，就患病死去，接着便由其子嬴政即位，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当时嬴政才十三岁，政坛仍然由吕不韦掌握，对外足相国，对内是秦王嬴政的“仲父”，权威无二。
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记，秦王嬴政的母亲赵姬对吕不韦私情不断，帷幕不修。但随着秦王嬴政年龄增大，精明的吕不韦担心将来会因此引来祸端，于是找来了一个名叫嫪毐的年轻人，假装犯法判以宫刑，但又不是真的执行，仅仅把胡须拔掉，然后用宦官名义送入后宫侍奉赵姬，先暗度陈仓，后李代桃僵。赵太后对嫪毐很喜欢，并且与他生下两个儿子。嫪毐也趁机发展自己势力，手下“家僮”数千人，“舍人”千余人，逐渐形成一个能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政治集团。
秦王嬴政八年（前239），已经21岁的嬴政快要加冕亲政了。吕不韦似乎觉察出一些什么，于是把自己以前组织门下宾客（私人性质的附庸士人，又被称作食客或养士）集体编写的一部理论著作《吕氏春秋》予以公布。这部书结构宏大，内容充实，按八览、六论、十二纪组织，共有161篇论文，约二十余万字。特别是在精神实质上，这部书以儒学为标的，以道家为纲领，融合百家，唯独贬低排斥秦国一向奉行的法家思想。人们说，这是吕不韦要以自己的观念（他来自东方，与秦国传统的关中文化有许多不同）来影响秦王嬴政，并进而影响秦国统一天下之后的政治纲领。但秦王嬴政是法家理论的虔诚信徒，又有一种刚愎自用的性格，这就埋下了两人冲突的深层种因。
秦王嬴政九年（前238），22岁的秦王在旧都雍（今陕西凤翔）蕲年宫举行加冕礼，私心熏天的嫪毐十分恐惧，于是利令智昏地“矫王御玺及太后玺”，即冒用秦王和太后的名义发令调兵发动叛乱，企图加害秦王嬴政并让自己和太后所生的儿子即位。秦王嬴政似乎早有准备，立刻派兵镇压。嫪毐失败，审查连及太后和相国吕不韦。于是嫪毐被诛灭三族，他和太后所生的两个孩子也被处死；太后被迁往雍地居住，不得在首都咸阳与秦王相见。吕不韦本应处死，但念及辅佐先王治国有功，而且手下大量宾客游士人多势众，使秦王嬴政处理起来十分掣肘。拖了很长时间，到秦王嬴政十年十月（秦历法以十月为岁首，按公元仍是前238年），仅仅免掉他的相国职务，而以侯的身份离开首都到自己封邑洛阳去。但吕不韦在秦国和各国间树大根深，仍有很大影响，“诸侯宾客、使者”前来拜谒问候他的人在道路上络绎不绝，源源不断，这引起秦王嬴政的担心（担心吕不韦发动政变），他给吕不韦发出一封信说：“你有何功劳于秦国，秦国分封你在洛阳食邑十万户？你有何亲缘于秦王室，敢号称是仲父？现在我要把你和你的家属流放巴蜀，你赶快上路吧！”或许是受不了这种口吻所带来的精神侮辱，或许预见到秦王嬴政的加害会逐步升级，最终不会放过自己（凭他多年的经验应了解政坛的冷酷），于是吕不韦选择了喝毒酒自杀。
吕不韦死后，有些门客去为他送葬。秦王嬴政对此十分恼怒，于是下令：凡是秦国人临丧的，一律免掉爵位，流放迁徙巴蜀等边远之地；凡是原籍非秦国之人，敢参加吕不韦葬礼的，一律驱逐出秦国。所谓的“逐客令”，应该就是在这种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四、雄文一篇谏“逐客”
秦王嬴政对吕不韦的愤恨，一是政治路线的不同，他们分别选择的是用严刑酷法和仁政德义来治国，这导致二人形同陌路。但更为关键的还是权力之争，新崛起（可能已经隐忍多年）的秦王要专权独断，吕不韦也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两人只能拼杀到底，为了自己的利就必然对别人要有所害，其他亲情在权力和利害面前也是可以弃如敝屣的。结果秦王嬴政取得了胜利，秦国政坛实现了新陈代谢。李斯原是吕不韦门下的舍人，吕不韦对他有知遇和提携之恩，并且李斯长期在丞相手下工作，两人的私人关系应该不错，所以吕不韦的葬礼上绝对少不了李斯的身影。现在逐客令一下，那些宗室贵族又趁机煽风点火，逐客的范围逐渐扩大，变成对所有的东方人一刀切，统统要离开秦国。来自楚国的李斯也不得不打点行装。但他很清楚，秦国这种褊狭短见的举动，不仅对他本人，尤其是对秦国的发展前途极其有害。于是李斯就在被驱逐的途中上书秦王，力陈“逐客”之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谏逐客书》，曾被后代的《文选》、《古文观止》等书收为典范之文。
李斯在上书中指出：“我听说秦国要赶走所有异国之客，这是错误的决定！”接着他从秦国的发展史谈起，历数异国人对秦国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春秋时代的秦穆公，是强秦的奠基之君，他重视求取人才，从西戎迎来由余，从宛地（今河南南阳市）得到百里奚，从宋国招来蹇叔，从晋国选用丕豹和公孙支。穆公重用这五人，兼并大小国家二十个，称霸西戎，而这五人却都不是秦国人。战国中期的秦孝公，任用卫国人商鞅进行变法，使秦国移风易俗，人门繁盛，兵强国富，百姓乐于为国家所用。秦国威望大大提高，诸侯无不亲服，征楚击魏，扩地千里，至今秦国仍承用其制度，称雄于诸侯国。接着秦惠文王用魏国人张仪的计略，向东拔取三川（战国郡名，治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因此地有黄河、洛河、伊水之会而得名）之地，向西吞并巴蜀（巴郡和蜀郡的统称，包括今重庆市、四川省全境）之国，向北收复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县东南）十五县，向南由楚国手中取得汉中（战国郡名，治今陕西汉中市东）之地六百里。
张仪任相期间，秦国包抄九夷（泛指多种东夷族群），控制楚圈的首都郢（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县北）和重地鄢（今湖北宜城县），向东据有著名的险要之处成皋（令河南荥阳汜水镇西，一面临黄河，一面在山顶筑军事要塞），迫使别国割让肥沃膏腴之地给秦国；他又纵横捭阖，拆散了六国的反秦“合纵”之盟，使他们一个个恭敬地奉事秦国。张仪的种种功绩使秦国至今受益。到了秦昭王时，又用魏国人范雎。范雎高瞻远瞩，以计去除秦国王庭上专权的外戚亲贵大臣魏冉，驱逐了华阳君，加强了王室，削弱了私门。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之策，不断蚕食各诸侯国，奠定了秦国帝业的基础。
上述四位秦国国君，都是靠任用客卿而为秦国的发展建立了功勋。由此看来，异国之来客，实在无负于秦国！假如这四位君主，也像今天这样拒绝外客而不纳，疏远才能之士而不用，那么就等于让秦国没有今天的富足实利，让秦国没有今天的强大威名了！
李斯又说：“今天秦王到处去搜罗昆山（今新疆和田东北四百里的昆岗以出产玉石著名）之玉和随和之宝（昔日随侯路遇灵蛇口衔径寸之明珠，绝白而有光，因献随侯，号称随珠；楚国卞和得美玉治成玉璧，号称和氏璧）。秦王的身上悬垂着昂贵的明月之珠，佩带着价值连城的太阿之剑（传说楚王召欧冶子干将做钢剑三把，一为干将，二为莫邪，三为太阿），乘驾北狄引进纤离、蒲稍之类的骏马，建树起用鲜艳的风羽制成的大旗，旗帜的旁边是用灵异的鼍（音tuo）龙（即今天珍稀的扬子鳄）之皮蒙起的令鼓。这些多种多类的珍宝，没有一样是秦国所产出的，但是陛下却非常喜欢它们，甚至一刻也离不了它们，这又是为什么呢？假如一定是秦国所生出的物品才可以在秦国容身，那么夜光之玉璧就不应该作为装饰品摆设在朝堂，犀牛角和象牙做成的工艺品也不应该作为王公贵族的完好之物放在身边，郑国和卫国的美女不能再充斥后宫，骏马良骑如駃骁之类再也不会塞满秦王的外厩，江南所出产的铜和锡、西蜀所出产的丹砂和诸种红色青色的颜料也不能被秦国所利用。假如装饰后宫、充当陈列物品让人们能够开心意、悦耳目的东西都一定要出于秦国才可以的话，那么韩国宛（今河南南阳）地所产之珠做成的簪珥和齐国阿（今山东东阿）所产之锦缟制成的衣物就不会再出现在秦国，而高雅多艺、姿容优美、歌舞妙曼的赵国女伎也不会再站立在秦王身边。那么，就只能剩下敲瓦击缶、弹吹筝芋等简单乐器，并伴之以手击脚踏、大声呼叫的乐歌，这样一些所谓真正的‘秦声’了。郑国和卫国的桑问濮上之声，以及古典的韶乐、大武，本都是别国的音乐舞蹈，现今秦国为什么抛弃那种敲瓦击缶的传统，而采用郑卫的舞音呢？为什么不弹吹筝芋而取韶乐、大武呢？这还不是后者更能让人精神愉悦、更适合于美的观瞻吗？对声色珠玉等玩好之类，陛下并不因其非秦所产而摈弃，为什么偏偏对士人就‘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呢？这样做，只能说明秦王重声色珠玉而轻视人才，这决不是想要‘跨海内、制诸侯’的君主所应采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