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米粮库胡同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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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胡适的房东——袁祚廙

1930年12月,胡适举家入住米粮库胡同。有文字记载,胡适在米粮库胡同住了六七年之久,这是他在北平居住时间最长的住所。通过查找资料档案以及回忆文章,胡适当年在米粮库胡同宅院的房东为袁祚廙,是大实业家,曾在北平担任电报电话局局长。

1.通过科举,考取功名

袁家是官宦世家,祖籍贵州修文。四百多年前,袁家的祖上就中了武举人,明朝时官至贵阳守备。自此以降,这个家族代代有功名,鼎盛时期曾连出了三位进士。袁家子弟通过科举而做官,竟绵延十八代之久,令人惊叹和羡慕。直至清末,袁照黎中举,当了两任知县,后升任督办黄河水利的观察使。到了其儿子袁祚廙时,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了。

由于前辈世代为官,袁家多与豪门联姻。袁祚廙的姐妹分别做了晚清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儿媳、安福国会选出的“大总统”徐世昌的儿媳。袁祚廙因精通文墨,在袁世凯新军中从文书做到幕僚。当北洋政府向日本借款的时候,他是“官小油水大”的营口海关负责人,捞到不少油水。

辛亥革命以后,袁祚廙在道台的太师椅上席未暇暖,就只得挂冠而去,躲进了天津的租界。他在那里建了新式洋房,娶了三房姨太太。总共生育了十六个子女(长大成人的只有九个)。

随着北洋军阀攫取辛亥革命的果实,袁祚廙利用他的“原始积累”和与军阀政客们的关系,开始“二次创业”。据袁祚廙的孙辈陈必大撰文说:“他先是摇身一变,成了北洋政府凤阳盐关的总监。后来又当上了山东枣庄中兴煤矿董事长和北京电报电话局的局长,同时还在北京经营房地产和当铺,开了面粉厂和油坊。”

这是袁家历史上最为风光的年代,别说家中三妻四妾,呼仆使婢,出门不仅有马车,还有汽车。但毕竟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所有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2.洋楼转租胡博士

袁祚廙的儿子袁永熙回忆说:“1928年,我4岁的时候,全家又迁移到北平,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一幢两层楼房里。第二年,父亲就因脑溢血去世。米粮库胡同的楼房转让给了回国的洋博士胡适。全家搬到北兵马司一座四合院里。财产日渐减少,靠着卖古董、字画度日。虽然家道中落,供孩子们上学还是舍得花钱的。”

据当年到过米粮库胡同袁家的朱文长教授回忆说,这是个很阔的大红门,里面是一个栽满花木的院子,北头一座相当大的红色洋楼。这房屋的东家,大概过去很有点势力,所以平台的石栏和小径的瓦砌,都是从圆明园搬来的旧物。

袁永熙那年才十二岁,父亲的“肥缺”丢了,买卖亏了,最后人也没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家道中落,袁祚廙的子女却均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

袁永熙的大哥袁永辉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二姐袁永熹,毕业于燕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叶公超结为夫妻;五姐袁永懿,毕业于辅仁大学,丈夫是清华大学教授孙国华;弟弟袁永宝当时年纪虽小,也受到两位兄长的思想影响,倾心于抗日和民主活动。袁永宝1941年离开北平的家,辗转到重庆,1942年考入复旦大学,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袁家后人不仅跻身于新知识分子阶层,而且大多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在拯救民族危亡的年代里,他们聚集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毅然脱离了原有阶级的家庭。

袁永熙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西南联大总支部书记、宣传部长。但他最知名的身份是蒋介石幕僚陈布雷的女婿,这个身份也正好为他们夫妻二人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1947年8月10日,袁永熙和陈琏在北平成婚。隆重的婚礼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国民党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及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均应邀而至。北大、清华校友们还送了一套《鲁迅全集》作为礼物。

3.袁家的儿媳,陈布雷的爱女

袁永熙的妻子陈琏年轻时很激进,不顾父亲陈布雷的反对考入杭州高等学堂。1939年7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她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并在那里认识了袁永熙。1942年,陈琏赴重庆中央大学,1946年毕业后赴北平贝满中学做教师。

当时,供职南京国民政府的陈布雷,对女儿陈琏的婚姻非常关切,对未来女婿的出身和职业进行了“政审”。他暗中委托国民党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详查袁永熙其人,结果是,袁永熙人品才学俱佳。而且,外交部次长叶公超是袁永熙的姐夫,孙国华教授是他另一个姐夫,吴晗教授是袁永熙的好朋友,朱自清教授则和孙国华相熟,对袁永熙十分赏识。陈布雷听了这些溢美之词,欣然接纳了这位门当户对、品行端正的乘龙快婿。

婚后一个月时间,陈琏夫妇突然被保密局北方区逮捕。由于陈琏夫妇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保密局无法确定他们的政治身份,便押送南京。当蒋介石听到被捕人员中有陈布雷的女儿和女婿时,大吃一惊,后来特务们反复追查陈布雷并确认其没有泄露机密给女儿,蒋介石才放心。蒋对陈布雷说:“我知道,你对党国是忠心的。这样吧,你可以把女儿领出来,要严加管束。”1948年4月,由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叶公超作保,袁永熙也被释放,并得到一个美差——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敌伪资产处置科科长,而学历史出身的陈琏则到国立编译馆工作。

1948年11月12日,辽沈战役结束后,陈布雷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在决心服毒自杀前与女婿袁永熙谈话时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终至不能自拔。”又说:“政治这个东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怜儿(陈琏乳名)像现在这样,凭自己的本事,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不是很好吗?千万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万!千万!”

陈布雷先生做了半辈子官,而且是大官,但从不搞特权,生活上清苦俭约。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其简单,与部属同桌吃饭,衣着朴素,人所共见。房间里家具装饰也很简单,会客室中只有三只旧沙发,配给他用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对于贪官污吏和各派特务,陈布雷先生更深恶痛绝。

新中国成立后,陈琏任青年团中央委员。袁永熙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56年被划为右派,夫妻二人被迫离婚。之后,陈琏带着三个孩子到了上海。她被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教育处处长,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文革”开始后,陈琏即遭批斗,被定为叛徒,于1967年11月自杀身亡。

1979年,在陈琏被甄别平反时,胡耀邦总书记对陈琏曾有8字评价:“家庭叛逆,女中豪杰。”

4.袁家的女婿叶公超

叶公超是袁祚廙的女婿,他的妻子是袁家的二女儿袁永熹。1931年6月,时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叶公超和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袁永熹结婚。胡适在6月21日写给梁实秋的信中说,“公超为结婚事忙”,“公超三十日结婚,七月底可回北平”。

叶公超的妻子袁永熹,比叶公超小两岁,是位荆钗布裙、不饰铅华的物理学家,性情爽朗,待人热忱,生活俭朴。当时她在燕京大学物理系就读时,被誉为燕京的“校花”。

叶公超成为袁家女婿时,袁家已经走向衰落,搬离了米粮库胡同。叶公超在北京大学英语系任教期间,却因胡适之故经常往来米粮库胡同。

1935年,叶公超应胡适邀请就任北大英语系教授。1936年7月中旬,他从清华园搬到北平城内地安门西大街前铁匠营5号。叶公超的书房在西厢房,这里也是接待朋友的地方。房中的家具还是以前用的那些,陈设着满堂硬木家具,显得富丽堂皇。北房的廊檐很宽,通到东面另一个院子。廊檐外有两棵树和许多花花草草,还堆砌着几块太湖石。这所新居虽然看不到竹影婆娑,却有花木扶疏,而且十分幽静。如果想散步,出胡同十分钟就可走到北海的后门,多走几步,就可到地安门外鼓楼一带的古玩铺、地摊逛逛。同时,他还可以随时溜达到米粮库胡同胡适家,十分近便。

叶公超婚后不久,学生赵萝蕤去家中拜访他,“看见一位女子坐在书桌旁椅子上看书。经叶先生介绍,才知道是他新婚的夫人袁女士,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可是房里没有新添像是新婚家庭的家具和摆设。新婚夫人也是一般穿戴,不像一个新嫁娘。坐下谈话时,我看见背后书架上有红皮脊烫金字和图案十分耀眼的书,以前在他书架上不曾看见过。叶先生告诉我,是胡适、温源宁十位老朋友赠送的结婚礼物路卡斯编的《兰姆全集》和路卡斯写的《兰姆传》。叶先生最喜欢兰姆的文章,朋友们特意买了这套书作为结婚贺礼。”

叶公超是真正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曾祖父是进士,官至军机章京,辞官后主讲越华书院。祖父是举人,三品衔的江西候补知府。父亲曾任九江知府。叶公超早年丧父,在叔父叶恭绰的监护下长大。叶恭绰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留学日本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任民国政府交通总长,为“交通系”首领。

叶公超五岁时,家人为他延聘教习,习画写字,修读经史,间学英文。九岁时,他被送到英国读书两年,后又被送到美国读书一年。十三岁时,叶公超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五四运动”时,天津南开中学率先响应。十六岁的叶公超加入著名的“南开救国十人团”,参与游行、演讲,十分活跃。叶恭绰怕叶公超受到“五四”影响,荒废学业,未等其毕业即安排他出国留学。1920年,叶公超赴美国留学,获麻省赫斯特大学学士学位,后又转赴英国,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当年鲁迅逝世后,叶公超通宵达旦地读完了鲁迅作品。虽不认同鲁迅的杂文,但十分欣赏鲁迅的散文和小说。他在发表于天津《益世报》副刊的文章中,极力褒扬鲁迅,认为其散文作品超越胡适和徐志摩远矣。这惹得胡适非常不快,他曾当面对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到你的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叶公超告诉胡适:“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叶公超与胡适、徐志摩皆为好友,而与鲁迅没有交集。但他能够抛开投桃报李的小圈子,说真话,实属难得。要知道,鲁迅生前可是没少“骂”胡适和徐志摩。

抗战结束后,叶公超告别了十四年的杏坛生涯后,投笔请缨,从欧洲司长、外交部政务次长,直至外交部部长。虽说官场上顺风顺水,但后来的家庭生活却不尽如人意。

叶公超与妻子袁永熹的婚姻,本来是令许多朋友羡慕的,但却被叶公超的坏脾气所破坏。比如在婚后不久,吴宓到叶公超家去吃饭,因为饭菜的味道不佳,叶公超便当着吴宓的面对妻子大发脾气。袁永熹当时一言未发,等叶发泄完之后才说:“作为主妇,饭菜不合口味,我有责任。但是你当着客人的面发脾气,也是不合适的。”

在以后的日常生活中,夫妻关系越发紧张。抗日战争爆发后,袁永熹带着子女移居美国。此后,袁永熹一直在美国加州大学从事研究工作,退休后过着隐居生活。

在叶公超生命的最后四十多年中,他们夫妻聚少离多,二人的婚姻已是名存实亡。叶公超赴美公干时,只有在外交需要非出面不可的时候,袁永熹才会迁就一下叶公超,出席一些交际应酬场合。除此之外,他们几乎不来往。叶公超常感叹妻子儿女虽各有所长,可惜对中国文化太隔膜,意谓不能理解他的追求与事业。

叶公超在他晚年的文章《病中琐记》中感慨万分地说:“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就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发脾气。”叶公超的晚年是可怜的,据说他在弥留之际还在不断地念叨:“我的家人,我的太太,女儿都要回来看我啦。”护士说:“听着真可怜。”

1981年1月20日,叶公超走完了自己的人生,终年七十八岁,临终之际,身边没人。太太袁永熹也没有回来,只是以未亡人的身份送了一副挽联。

1995年,袁永熹也在美国加州悄然去世,终年九十二岁。从此,夫妻二人地下相见,但仍旧无缘同椁。

对于叶公超,著名华人华侨领袖陈香梅是这样评论的:“叶公超是个性情中人,他是个读书人,有报国的雄心壮志,他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比爱自己多多,他也是一位怜香惜玉的才人,他对不少女人有不同的情感,但他不可能是理想的丈夫,他的婚姻是失败的,我们不须替他辩护。他爱的国家,他爱的女人都使人失望,有负于他,这是一个大讽刺,也是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