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说吕后性格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这个过程是从刘邦藏身芒砀山，吕雉往来通风报信、传递消息开始的。
刘邦本来是秦始皇的崇拜者，希望通过从一个基层小吏做起，实现其“大丈夫”的理想，成为大秦帝国的重臣，最终光大刘家门楣。但是，历史常常会和人开玩笑，本来想进这个房间的，结果却走到另一个房间去了。刘邦早年的梦想和晚年的结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秦朝统一全国以后，并没有像百姓们希望的那样给人们带来安居乐业的结果，相反是无休止的徭役兵役和赋税负担，法律之繁杂严密更是人们以往所想象不到的。本来，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原来各国的王公大臣丧失其政治经济地位和既得利益，就心存不满，时时准备恢复原来的天堂。秦始皇为了加强对东方地区的统治，实行了大规模的迁徙豪强政策，就是将东方各国的大手工业主、大商人、势力强大的家族包括各国宗室之后，统统迁徙到大西北和大西南地区，就是将他们流放到边远地区，剥夺他们的家产，防止他们兴兵造反。本来，这个措施对于普通农民的生活没有多大影响，相反，因为这些大姓的迁徙，他们原来的土地被收归国有，国家的土地数量增加，可以保证普通农民的授田需求，对农民还可以有间接的好处，给农民带来新的希望。但是，令广大农民没想到的是等待他们的是新的苦难。为了说明问题，在这里对秦朝的暴政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秦始皇是时代造就的集英雄与暴君于一身的伟大人物。当六国的君主们先后跪倒在他的脚下、六合之内全部变成了皇帝之土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志得意满，顾盼自雄，毫不怀疑地相信自己是个“功过三皇，德高五帝”的空前绝后的“始皇帝”。在他的眼里，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只要自己想得到，就一定能够做得到；只要是自己做的，就一定都是正确和英明的。飘飘然，昏昏然，他认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为所欲为了。我们只要看看统一以后的徭役和赋税就行了。
秦始皇统一以后，曾修骊山墓、阿房宫、驰道、长城。骊山墓就是现在的秦始皇陵，经过近年考古工作者勘察，秦始皇陵墓面积近60平方公里。墓冢下的地宫又称为玄宫，有内外两重城墙，内城南北1355米，东西580米，面积785900平方米；外城南北2165米，东西940米，面积2035100平方米。在内外城之间及周围地区有无以计数的各种陪葬坑，已经发掘的有兵马俑坑、车马坑、珍禽异兽坑、铠甲坑，等等，当时每天使用的劳动力仅仅刑徒就达七十万之多，另外起码还要有相当一部分管理人员和普通百姓。
秦始皇每消灭一个国家，就把这个国家的宫殿绘制成图，在咸阳北面依样画葫芦，按照原来尺寸式样建造，表示自己的功劳。这样做还觉得不过瘾，又修建阿房宫，圈地三百多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百余里。表南山之巅为阙，络凡川以为池。作阿房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百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用建筑学的眼光看，阿房宫是一个融自然和人文于一体的建筑群，规模宏大，设计奇巧，但当时秦始皇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享受，显示自己权力的无上性，浪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据不完全统计，修阿房宫起码用人200万。实际上，若就全国而言，修宫殿的人数可不止这200万，因为秦始皇为了出行巡视的需要在全国各地还建造了大批的离宫别苑，所用人力比修建阿房宫少不了多少。此外，又在全国修建驰道，命蒙恬率领30万军队修建长城，又发兵50万南戍五岭，按照当时的运输条件，起码还要有几十万人为这些戍边、修城的将士运送给养。当时全国人口不过2000万多一点，成年男子最多600万，仅以上几项大工程，就要300多万人，保守估计，当时服役人数占了全国人口的20%以上，“丁男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并不是文学家的夸张，而是实际情况。
修道路、建宫殿、筑陵墓，不仅需要劳动力，更要大量的钱财，几百万劳役人员的日常生活更需要大量的粮食，尽管他们的生活境地极其悲惨，但是维持他们的生命需求还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程的进行。所有这一切当然征之于民，赋税的沉重可以想见。农民2/3的粮食都用来交税还是不够，最为关键的是，男劳力都被征发服役，在田里干活的都是老弱妇孺，粮食产量实在有限，农民即使把全部粮食上缴也不够，无法生存，只有逃亡。
秦律以严酷著称，曾有人形象地说，“秦法繁于秋荼，而密于凝脂”。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轻罪重罚，实行非东方各国所能想象的重刑主义原则，如“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甚至“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也要服役三旬。二是刑罚名目繁多且异常残酷。根据现在资料的不完全统计，秦朝刑罚名目有十几种，每一种又分为不同细目，如死刑就有弃市、戮、枭首、腰斩、囊扑、肢解、剖腹、凿颠、抽肋、烹、定杀、族、具五刑、绞、大辟、坑、夷三族，等等；又如肉刑即破坏肉体以惩罚犯罪之刑，有墨、劓、刖、宫等名目；与肉刑相配合的徒刑有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等。这些徒刑还有很多的附加刑。这些法律在统一以前的秦国就开始实行了，秦国人早已习惯。统一以后，秦始皇针对新的形势，又加以补充和发展。对于六国民众来说，大部分都是没有经历过的，人们是摇手触禁，动辄得咎，举国上下成为一个恐怖的大监狱。在2000万多一点的人口中，最保守的估计也要有100万刑徒，以至于“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在李斯、赵高等人的谋划下登上皇帝的宝座，本来应该改弦易辙，停止或者减少力役，缓解刑罚，让农民有个基本的喘息机会，但秦二世在秦始皇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不仅残杀大臣，更是恣意妄为，屠杀无辜，大事兴作，进一步把广大农民推进了苦难的深渊。农民无法生存，只好造反。
早在秦始皇在世的时候，全国各地已经有零星的造反火种在燃烧。公元前211年，在东郡（今河南濮阳）落下一块陨石，有人在上面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表明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过去的怀念，这可能是原来六国的贵族写的，也可能是普通百姓写的，但无论是谁写的都表明了六国民众对秦朝统治的不满。秦始皇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并没有想想人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而是下令追查写字的人，查无结果，竟然下令将陨石附近的所有居民全部处死。秦始皇此举的目的是想用镇压手段摧毁人们的反抗心理，结果适得其反，走向反抗之路的人是越来越多。昌邑（今山东金乡）人彭越，是个贫苦的渔民，长期漂泊在巨野泽中，养成了勇敢剽悍的性格，见秦朝的压榨使百姓难以生存，首先拉起队伍，以烟波浩渺的巨野泽为依托，攻击官府，劫富济贫。九江六安人（今安徽六安）英布，犯法受过黥刑，又称为黥布，被送到咸阳，修筑骊山墓。修墓刑徒七十多万，其中不少是过去的刺客死士，有的是六国官僚，都有相当的真才实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见解。英布和他们广泛结交，联络反秦志士，最后率领同伴，逃离关中，在今日的江西、安徽的沿江地区，啸聚山林，除暴安良，走上了武装反秦的道路。像彭越、英布这样的反秦义士在当时不在少数，只是因为彭越、英布和后来的刘邦联手反秦并被刘邦封为王，在正史上被记载下来了。其余的反秦武装因为规模小，或者和刘邦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历史上没有记载而已。
刘邦身为亭长，就要和刑徒打交道，对刑徒的犯罪原因知道得清清楚楚，了解民心的向背。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地方基层官吏，抓捕和押送的刑徒都是自己的乡亲父老，不要说他们本来没有什么罪，就是有罪，情节轻微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可是秦法无情，要么和这些人一样沦为刑徒，要么成为乡亲父老的仇人，走上与百姓为敌的道路。初入仕途的刘邦，本来是想做一个称职的亭长，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凭借自己的豪爽洒脱，一步一个台阶地向上爬的。但是，眼见秦朝统一以后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广大农民的反秦风暴一触即发，自然要重新思考当初的打算。特别是和吕雉成亲以后，吕太公以一个相者的敏感，更会提醒刘邦不要和父老乡亲结怨。所以，刘邦在平时履行职责时总是有所保留的。因此，刘邦在沛县也好、泗水也好，都有不错的人缘，黑白两道都能吃得开。当发现依靠为朝廷卖命以猎取富贵的梦想不可能实现的时候，自然地走上了反抗秦王朝的道路。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刘邦又一次受命押送刑徒去骊山服苦役。刑徒们知道等待自己的结果是什么，到了骊山工地，不是累死就是饿死，再就是被如虎狼般凶狠的监工打死，以往去骊山服役的人就没有几个回来，就是很好的证明。所以，上路伊始，这些人就想方设法逃跑。刘邦也不愿意到骊山去，这不仅因为路途遥远，长途跋涉艰辛，更因为这些刑徒都是自己的乡亲，对刑徒们的逃亡也就听之任之。刘邦明白，按照秦朝法律，刑徒逃走，监管官吏要负全部责任，到了咸阳，等待自己的将是严厉的惩罚。一天，队伍行进到丰邑（今徐州丰县内）西部的湖荡里，刘邦将队伍停了下来，对着苍茫长空，默默无语，而后和几个熟悉的刑徒，一声不吭地喝酒。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刘邦亲自为刑徒们解去绳子，深情地说：“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绝大多数刑徒对刘邦都投以感激的目光而后逃走，最后剩下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愿意和刘邦一同造反。刘邦和他们开怀畅饮以后，逃到今日山东、安徽交界的芒砀山中隐蔽起来，招降纳叛，积聚力量，等待时机，成就大事。
在刘邦从湖荡里向芒砀山行进的途中，还有一个刘邦斩蛇的故事。当时刘邦喝得醉眼蒙眬，在泥泞湿滑的泽边土路上踉跄前行的时候，忽然有人说：“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酒壮英雄胆，刘邦哪里管得了那么多，不向前走，向后还有什么退路吗？难道要向官府投案不成？他拔出佩剑，说：“壮士行，何畏！”跨步向前，一剑将横在路上的大蛇斩为两段，从蛇的尸体上跨过，头也不回，大步流星地昂首前行。走了不过两三里，刘邦实在不胜酒力，倒在路旁，呼呼睡去。同行的人来到死蛇跟前，看到一个老妇人在哭泣，就问为什么哭。老妇人说：“我的儿子被人杀了。”刘邦的同伴又问：“为什么被杀？”回答说：“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变成蛇拦在路上，被赤帝子杀掉了。”人们以为老妇人胡说八道，正要讥笑挖苦，老妇人已经不见了。这几个人来到刘邦身边时，刘邦正好醒来，听说这件事以后，心中暗暗高兴，更加自命不凡，伙伴们对刘邦也敬畏有加。这就是刘邦斩蛇起兵的故事。
在沼泽湖荡中行走遇到蛇，没有什么稀奇，刘邦完全有可能杀过蛇。伙伴们对刘邦心存敬畏也是正常的。刘邦本来是官，地位就比刑徒高，刑徒的自由是刘邦主动给予的，他们对刘邦心存感激，同时佩服刘邦抛弃官职而流浪江湖的勇气，而甘愿为刘邦奔走。至于赤帝子斩白帝子之说，则纯粹是后人为了神化刘邦而编造的瞎话。
按照秦律，一人犯法，全家连坐，四邻也要吃官司，所以犯人逃走后，官府也好，邻人也好，自然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找，但这些人都不知所终。找不到犯人，就拿犯人的家属问罪。作为刘邦的妻子，吕雉当然是首当其冲，被捕入狱。秦朝的司法原则是轻罪重刑，知情不举要被课以重刑。刘邦身为亭长，不仅不制止刑徒们的逃亡行为，竟然成为刑徒的同伙，罪行之严重可以想见，官府自然是严加追查。吕雉入狱以后少不了被严刑讯问。但是，好在吕雉的父亲和沛县县令是老朋友，沛县各个部门的官吏大都是刘邦的老相识，又是乡里乡亲的，如当时任主簿也就是相当于现在政府办公室主任兼组织部长的萧何，对刘邦就十分赏识，对秦朝统治也存在不满，理解刘邦逃亡的原因，更敬佩刘邦的举动，对吕雉的逮捕和讯问也就是走过场，应付场面而已。刘邦的同乡任敖当时主办吕雉的案子，更是多方照顾。因而吕雉入狱的时间并不长，也没有吃到多大的苦头，就被放出来了。这实际上在间接纵容刘邦的行为，吕雉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刘邦通讯员的角色，为刘邦通风报信，在别人都找不到刘邦时，吕雉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找到。
按照《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的记载，吕雉之所以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刘邦的藏身地点，是因为刘邦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五彩云气缭绕，也就是所谓的天子气。《汉书·高帝纪》的记载是这样的：
“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具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这显然是吕后和刘邦合演的一出双簧戏。背叛官府，啸聚山林，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以一个亭长，一个执法人员，背叛官府，其行为就更加严重，绝对是满门抄斩的大罪。对这个严重性，刘邦在决定逃亡芒砀山之前，不可能不做考虑，也就不可能不做安排。芒砀山距离刘邦老家不远，刘邦作为负责地方治安的亭长对芒砀山的地理形势早已了然于胸；同时也对自己逃亡以后家人的生活早已做好了安排，对以后的行动计划已经有了打算，所谓的“斩蛇起兵”、隐身芒砀山绝对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深思熟虑以后的选择。他断定秦朝统治难以长久，反秦怒潮不久会淹没大秦江山，与其尽心职守、做秦朝的爪牙死于反秦的怒潮之中，做秦朝的殉葬品，不如逃亡江湖，召集部众，等待时机，在天下大乱的时候，成就一番功业。所以，刘邦隐身芒砀山和英布、彭越之“为盗”不同，刘邦是有着政治目的的。因而，刘邦在释放那些囚徒之前，已经和吕后商量妥当，把自己的藏身之地、行动计划，都一一告诉吕后，好让吕后为他传递消息，了解官府动静。吕后坚信她这个夫君不是凡夫俗子，自己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绝对不能满足于田间、厨房，就此消耗一生的青春，所以她对刘邦的选择当然坚决支持，并倾尽全力帮助刘邦。为了树立刘邦在这一帮草莽中的威信，增强刘邦在家乡父老面前的号召力，她利用迷信的力量，编造神话，说刘邦居住之地有云气笼罩，说明刘邦不是凡人，既能坚定刘邦追随者的决心，确立刘邦的领袖地位，又能扩大刘邦在社会上的影响。“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透露了吕后所说的“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这句话的真相：刘邦既然是藏在深山之中，防止官府追捕，就应该尽量避免暴露行踪，这些沛中子弟又如何知道刘邦头上“常有云气”的话？显然这是吕后在外面故意散布的，目的是扩大刘邦的影响，帮助刘邦召集人手，准备起义。
吕后不仅是刘邦的秘密使者，为刘邦通风报信，而且是刘邦最为得力的助手，在当地有着不同一般的影响力，对刘邦建立汉家江山的丰沛集团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司马迁说吕后“佐高祖，定天下”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人们绝对不能用后世的眼光，把吕后看作普通的家庭妇女或者是一个专擅后宫的泼妇，她是一个有着过人的政治识见的女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