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观点碰撞成为君子之交的常态
这本小册子汇集了我近两年来关于社会评论、教育思考的一些文字。有的篇章还引起过不小的反响或争议。
曾经有人好心地劝我：“你就是一个教师，多谈谈教育，不要去碰社会问题，容易惹火烧身，何苦呢？”我总是这样回答：“我是教师，所以我同时是一名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公民。何况在一个真正的教师眼中，天下所有的事都是‘教育’！”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所以我评论“刺死辱母案”（《我该如何给学生讲于欢？》），谴责屯留县纪委对几名自费吃饭教师的荒唐“处分”（《谁给谁“抹了黑”？》），批评各种类似“创卫”活动对教育的严重干扰（《请饶了教育吧！》）……我这样做，无非是承担一个公民应有的社会责任，也是对学生对好的公民的教育示范。
至于谈论教育话题，更是我的“分内事”了。长期以来，包括教师在内的不少人习惯于关闭自己的大脑，迷信书本，迷信领导，迷信权威，从不独立思考，而且还视独立思考为“危险”，叫学生“不要乱说乱写”。这样的教师，企盼他培养一代公民，不但缘木求鱼，而且南辕北辙。其实，我的许多思考并不“深刻”，说的都是常识。我们有太多的“前沿观点”“新潮理念”，而常识却被遮蔽了。因此，我一旦谈本来众所周知却几乎人人遗忘的常识时，便显得“独特”而“深刻”了。其实不然。比如《最好的学校要招最好的学生？》《“人”是高于一切的目的》《动辄标榜“教育创新”，至少是一种无知》《教育不是拿给别人欣赏的》《急功近利是教育的天敌》等等，说的都是前人已经说过的常识，只是这些常识现在被淹没了。因此，我最近几年不断言说的主题，就是让教育回到起点，遵循常识。
思考必然也应该伴随着争议，甚至可以说，没有观点的碰撞就没有思想的诞生。这也是常识。虽然我们的祖先早就讲过“君子和而不同”，但其实中国思想史总体上看还是党同伐异的时候多，尽管也有过“百家争鸣”的时代。人们往往容易把观点不同往人际关系上扯，甚至一言不合便互相谩骂，而且吵着吵着便离开了观点而直奔对方的道德人品。于是一旦遇上争论，君子大多变成了小人。这是中国当代一直没有学术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一直认为，做人和为学在“道”的层面是相通的，都需要“真”（诚挚和严谨）；但在“术”的层面，二者还是有不同的呈现方式的，那就是为人处世以“曲”为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彬彬有礼、婉约和善，研究学问以“直”为美——观点鲜明、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一针见血。这样且行且思且写且争（争论），几年下来，我除了因为观点不同被一些人讽刺挖苦攻击谩骂之外，也交了不少真正的朋友。比如，我曾因争论而结识了三位君子。
拙文《请称校长为“老师”》提出一个观点：校园平等，从称呼做起。因此我建议（在我的学校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无论校长还是主任，一律称“老师”。文章发表后，重庆一位叫杨德发的老师立即撰文和我商榷，他问：“现在有多少老师敢叫校长为‘老师’？”又说，现在不少校长根本就没上课，已经不是“老师”了，凭什么还要被称作“老师”？于是我又写了《民主校长，请从小事做起》，予以真诚严肃的回应。这么一来二去，我们越“吵”越亲热，各自的思想也越来越丰富、全面而完整——本来我俩就是从不同的侧面谈同一个问题的。再后来，2016年8月，我去重庆讲学，杨老师特意来听我的讲座，结束后又陪我吃饭，席间我俩畅谈甚欢。有一个细节让我感动：正是重庆“火炉”的季节，可杨老师为了表示对我的尊重，特意西装革履，尽管汗流不止，他却依然保持君子风度。
《最好的学校要招最好的学生？》在《中国教育报》发表后，反响强烈。赞成者如著名学者石中英先生说我提了一个“李镇西之问”；反对者则讥讽“李镇西太扯了”。不久，《中国教育报》发表《假如最“好”学校招最“差”学生》一文提出不同的观点和我商榷，作者为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姚跃林。说实话，我当时感觉姚校长和我说的“对不上号”，所以没回应，但我对姚校长行文的严肃认真心升敬意。几个月后，我读了姚校长的另一篇文章《给班主任减负比加薪更现实》，谈的是校长如何减轻班主任的无效劳动。当时我很感动，感到这是一位有人情味的校长。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对他的文章表示认同和赞许。再后来，我偶然读到姚校长的大作《让教育带着温度落地》，被他富有温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深深打动，忍不住写了一篇书评《“人要生活在‘人’当中”》，发表在《中国教育报》，而当时我和姚跃林校长还素不相识，但因为“商榷”，我俩后来在微信上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该如何给学生讲于欢？》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镇西茶馆”推出后，阅读量达三百万。此文在引起广泛点赞的同时，也引起不少争议。有朋友转给我一篇批评我的文章，题目是《不能继续宣扬“以暴制暴”的历史逻辑》，作者是陕西师大附中的杨林柯老师。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李镇西先生认为于欢不仅杀人无罪，而且应该成为英雄，他捍卫的是孝道，保护的是母亲，面对这种羞辱母亲尊严的恶劣行为，挥刀指向那些恶人没有什么罪过，恰恰是值得表彰的英雄行为。但这个逻辑依然是‘水浒化’的了，没有走出‘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用这样的历史逻辑思考现实问题，指导普通教师对学生言说‘辱母杀人案’，我认为是危险的。”他还对我“自诩‘法盲’”感到忧虑。
杨老师我不认识，不过“杨林柯”这个名字我眼熟，时不时读到他富有见地的文字，但这篇文章我实在难以苟同。也许是站的角度不同，也许是他没细读我的文章，总之，他说我在宣扬“以暴制暴”是严重误解了我。不过我能理解他的思路，其实他的忧虑也是我在教育中所尽量避免的，而且杨老师行文严肃却态度温和，文风很正，字里行间洋溢着君子风范。于是我主动把他的文章转发到我的微信朋友圈里以让更多人看到。我的按语是：“我虽然不同意本文观点，但我看作者态度是严肃的，没有恶意。我欢迎不同观点。只是有一点，我没有自诩‘法盲’，我已经被删的那篇文章中有一句‘恕我“法盲”……’，特意加了引号，是有特定含义的。其他不解释了，任人评说吧！”我还在他的文章后面留言，感谢他的直言，并解释：“我这几天特别忙，没有时间写应对的文章了。有机会再向您请教，好吗？问好！”他很快作出回应：“我没见过李老师，但读过您许多文章，也很受教，许多文章观点我是赞同的，理性、客观、温和，显示出长者风度，引导基层教师进步。但这一篇我与您观点不同，不是有意求异，而是发自内心地担心，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理性清明的公民。文中有些引述不当，是因为写这篇文章时已经看不到李老师的文章了，如记忆或理解错误，也请李老师多包涵，毕竟，人和人之间信息不对称是永恒存在的事实，误解也是世界的真实。问好！”其实，我估计在这个问题上我俩最终都没说服对方——至少他没说服我，但这不妨碍我们尊重对方。我想，求同存异固然好，有时候不求同只存异也无妨。对我来说，这一“碰撞”的收获是，我和杨林柯老师成了好朋友。现在我们每天都在微信上见面。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说话很直率，包括我的文字，但我对向我提出不同观点的人向来尊重。如果对方说得对，我就接受，并致以谢意——哪怕对方语言不那么中听。举一个例子，曾有一位特级教师说我在文中自称“公共符号”不妥，我当即公开承认我说错了，并向他表示感谢。如果对方是对我观点的误解，我就当作是对自己的提醒，以后避免那种错误的观点，我同样表示感谢；如果对方确实不怀好意，阴阳怪气，讽刺挖苦，那我不理他就算了。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哪有精力和他吵架？套用一句网络用语：“理他算输！”我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和他一样的人格境界。
曾经有一句话被当作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广为流传，后来有学者考证出这话并非伏尔泰所说，而是《伏尔泰之友》的作者霍尔说的，但这句话本身是不错的：“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想，这就是君子风度，也是学者的气度。真希望思想争鸣能够成为君子之交的标志，不同观点的碰撞能够成为真正好朋友之间的交往常态。我愿意从自己做起。
李镇西
2017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