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于公元6世纪进入日本之前，亚洲大陆对日本原始艺术产生的第一波冲击浪潮来自中国的汉魏六朝时期。
汉代艺术是中国古代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中国古代文化在公元前1122年到前221年的周朝时期发展至顶峰，其思想或许可以广义地被冠以“儒学”之名——即由伟大先贤孔子所创立的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体现并阐述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
对于喜好定居生活的中国人（中国人就是从事农耕的鞑靼人，正如鞑靼人就是游牧而居的中国人那样）而言，早在难以言说的久远时代，在肥沃富饶的黄河流域，他们就已立刻开始发展出一套与他们游牧兄弟的文明截然不同的宏大的共有社会体制，将后者遗留在了蒙古草原之上；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即便是在那最早期阶段，在草原诸国的城市之中，一些适合成为儒学发展萌芽的同质元素也已经存在。从这一已迷失在史前黑夜的时刻开始，直至今日，黄河儿女的作用一直如此从未改变：他们在自身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定期从鞑靼游牧部落那里接收新鲜力量，并将之同化吸收、融入自己的农耕体系之中。
这个将游牧者的利剑打造为耕地之犁的过程，削弱了新国民的抵抗力，使之又“躲在墙后”忍受起他曾经从外部带来的命运。因此，中国历史上一长串的朝代更迭一直都在重复同样的故事：一些新部族兴起成为帝王，之后再在旧环境重复出现时被取而代之。
不过，在定居平原之后的很多时代里，中国鞑靼人依然在统治上保留着游牧时期的相关概念：早期中国划分的九大区域被称为九州，而各州的统治者就被称为州“牧”，即游牧之牧。他们信仰一个以“天”为象征的族长统治式的天神，“天”以他的仁慈，将命运天数洒降人间，很可能是如此，因为中文的“命运”之“命”亦有“命令”之意；这一宿命论的根本思想经由鞑靼人的传播，被阿拉伯人所借鉴，成就了伊斯兰教。他们仍保留着对冥冥之中各方神灵的敬畏。对于女性的观念体系，在后来发展成为东方女子足不出户的闺房式生活。他们还保留了他们在草原高深茂密的草丛间游走时期所积累起来的、掺杂着图兰人二元神话的星相知识。此外最重要的是，他们保留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宏大理念，这是一个不可剥夺的遗产，属于所有在阿穆尔河[8]与多瑙河之间游走的游牧国家。在中国，先有牧民、后有农民的这一事实在神话中亦有体现：教民渔猎畜牧的伏羲氏是华夏最早的帝王，而后才是传授农耕的神农氏。
不过，界定一个农业社会的那些必要元素是在无数漫长宁静的岁月里缓慢自我发展起来的，彼时，这些元素尚未形成那个以土地和劳动为根基的伟大的伦理宗教体系。时至今日，这一体系仍是中华民族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之一。这个自祖先传承下来的体系，在其社会体制中被自我完整地保存下来，而其后代，尽管经历了各种政治纷乱，但至今仍将它传播至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这一点便是明证。
阐释并代表这一融合了集体劳动、值得每一位当代社会学者加以研究的伟大体系的使命，便落到了孔子身上。孔子活动于周朝末期（前551—前479），他毕生致力于践行一套伦理宗教，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设立神圣规范。他主张天人合一，人性即天性，天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是他的终极追求。让印度人的灵魂在属于他们的无尽天空里翱翔融合吧，把探究地球事物之谜的任务留给信奉经验主义的欧洲人，而半空中承载着尘世梦想的天堂是基督徒和闪米特人飘荡的空间——抛开所有这些不必去理会，儒学必须以其广博睿智的普遍原理论述和对普通民众的无限热爱来时刻吸引着伟人们的心。
《易》[9]是中国人的《吠陀经》，其本意是变易、变化之书，书中充满（实际上是针对游牧生活的）暗示；尽管孔子借《易》来处理不可理解之事，但此书对于持不可知论的他而言，却几乎是禁忌之地，他曾说：“未知生，焉知死？”根据中国的伦理道德，社会以家庭为单位，建立在等级森严的服从机制之上，庶民与帝王同等重要——帝王这位家长式的专制君主，因其美德而成为这个拥有相互义务的伟大公有制群体的君主，为万民推举，受万民认可。
生命的最高准则是个人对社会的自我牺牲，而艺术因服务于社会道德行为而受到重视。值得一提的是，音乐被赋予最高地位，具备教化谐和民众之间及群体之间关系的特殊功能。因此，乐艺是周朝时期贵族子弟们学习的第一项技艺。
在有关回忆孔子一生言行的各种著述中，不仅不乏反映他痴迷谈论音乐之美的若干对话，还有一些关于他与音乐的故事。比如有故事写到他宁可弃食也不放弃听音乐；还有一个故事提到，他有一次饶有兴味地一路跟随一个击缶的孩子，只是为了观察节奏带给人的影响，并乐在其中；最后还有那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孔子在齐闻《韶》的故事，写他一心要去齐国，热切想要听到从太公望[10]时期流传下来的上古雅乐。
诗歌与音乐类似，也被视为是实现政治和谐的一种手段。君王之职不在于下命令，而是要立表率，臣民进言的方式也不该是直谏，而应用暗示；诗歌则被认为是实现所有这些目标的合理媒介。有理论认为，正如中世纪的欧洲一样，承载着爱与劳动及大地之美的乡间民谣，反映边城战事、响彻金戈铁马之声的边塞诗谣，以及无知人类在无限宇宙面前顶礼膜拜时所唱出的奇异颂歌，是当时受认可的诗歌形式。这样的教条只有在充满这类元素的时代才有可能形成，而且也只有在个体的自我实现意识尚未诞生之时才有可能被人们接纳。在中国远古的夏商周时代，民间歌谣可以被用来检验君王治理的功过，孔圣人采集修订这些古代诗歌编成《诗》，借此来展示中国这一黄金时代的礼仪风俗。
连绘画也因其美德教化之功而受到推崇。根据《孔子家语》，孔圣人在一次对话中说起自己拜谒周室明堂，描述了墙壁上如何悬挂着一幅周公画像，周公怀中抱着婴儿成王，他将此画与墙壁上的另一幅桀纣享乐图相对比，对两幅画中各自描述的善恶做了一番评述。
或许可以这样说，周朝时期中国的壶及其他青铜器，与同时期的希腊相比，尽管习俗用途各异，但在形制的纯粹方面却毫不逊色。实际上，这两者一道，正如温润精巧之玉与尽显个性锋芒的钻石一样，恰好构成了理想典范的两个对立端，成为支撑起东、西方装饰审美的两根立柱。而且，在这个领域，在打造雕琢青铜器和玉器的匠人身上，我们同样也看到了让那个时期的诗歌和绘画作者沉溺其中孜孜以求的、实现和谐大同理想的热切努力。
周朝统领天下五百年，之后，其实力因诸侯各国的强大而被削弱。而到公元前221年左右，诸侯各国又被一一征服，并最终按照中国的永久宿命，被来自外域实力在六百年间逐渐壮大起来的秦国所统一。秦先祖为蒙古牧人，善养马，在周朝初期为周天子养马驾车，而今，这些沙漠的迟来者成了统治者。
对于秦国暴君，古代儒家学者不吝以各种能够想象得到的厌恶与恐怖来描述他们。不过，也许可以这样说，毕竟他们才是让中国走出周朝制度、走向统一的因素。是他们统一道路、建起长城，以类似波斯行省制度的郡县制方式统治全国，并发明——或许更确切的说法是选择了——全国统一的文字，从而实现中华帝国的天下一统。他们平息了战乱，正式解除了天下武装，率先起用帝王称谓。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或许只是按照建立帝制的共同传统，按部就班地走向了日后导致其灭亡的中央集权。
甚至就连他们憎恶、破坏文字之举，或许也可以被视为并非直接针对儒家，而更多是为了镇压自由的政治思想——百家争鸣的自由政治思潮是周朝后期存在于诸侯各国的一个危险要素。秦朝建有全国性的学府，不过执教者只能是由政府任命的“博士”。
这是一个世界各处充满哲学思想的时代。佛教正成为一种社会意识，雅典散发着巨大的影响力，基督教即将在亚历山大里亚逐渐被人类了解。而在东方，秦统治之下的思想领域却是暴政横行。秦朝统治者推行审查制度，即人们所熟知的焚书之“秦火”，此举一直为后世所诟詈，不过实际上，这一时期对于文献的毁坏，可能更多应归咎于在短命的秦王朝衰败之后持续了二十年的战乱，而非秦统治者的焚书之举。
秦之后的汉朝（前202—220）在政策方面大体沿用前朝，只有一点不同：汉朝自从汉武帝时期起，开始将通晓儒家经学作为选拔官员考试中的一项必考科目，这一制度一直沿用至清。这套制度在为国家选拔人才方面非常有用，不过也有其弊端，由于考试中的主要元素一成不变，因此发展和进化的空间受到限制，而且儒学本身也趋于僵化。
实际上，儒家思想在这一时期影响力极大，以至于在公元1世纪，辅国重臣王莽声称受儒生拥戴、遵照儒家传统而登上了王位。
值得一提的是，此人天赋异禀。他建立了新朝，而且有观点认为，在王莽在位称帝的短短十四年里，由于他所发行的货币流通范围很广，进入已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此英文中的“中国”China一词（源自“Shin-land”，意为新朝之地）最初正是来自这个时期。不过，鉴于在更早期的印度文献中就出现过这一称谓，王莽很可能只是进一步巩固了这个用法。他是史上第一个发布法令废除奴隶制的君主。而新朝的衰败是在他追随自己心中的儒学理想，一意孤行地宣布并试图实现天下土地人人均有的王田制之后才出现的。推行这一土地制度的结果是加强了贵族势力对他的反对。公元23年，王莽被杀。有关他死前的描述，恰是儒家主张宿命论的绝佳范例。当宫殿外激战正酣时，他坐在殿中，手持虞帝匕首，注视着夜空星斗，平静说道：“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随后，就这么端坐着，毫无反抗地被冲进来的人杀死了。
正如罗马人之于希腊文化，汉朝将儒学理想发扬光大。而汉朝时期的艺术形式与周朝类似，不过色彩更为浓郁且形象更为宏伟，这些特点是受宏大统一和奢华生活影响的汉代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方面，有这样一种有趣的观点认为，其著作者总在努力为文章找到道德基础，为极力铺陈肆意放纵的华丽辞藻涂上一层绚丽光芒，而这么做是出于社会认知角度。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往往会在描绘了一番华丽车架、狮象等异域猛兽以及酒宴歌舞天子游猎等壮观场景之后，加上一句诸如此类的议论：只有天下如此太平，王侯才能享此奢靡，足见时人幸运。或是在历数一番各城市的繁华之后，以宏论收尾，称真正的都市之美不在于楼宇亭台或是雕梁画栋，而在于人们幸福的面容。
这个时期的建筑以装饰有人形立柱及丰富雕饰的宏伟宫殿为特色，雕饰内容主要体现道德生活。雄伟的高塔以及巨大的砖木建筑得秦人建筑传统之真传。秦朝是修建军事防御高墙的时代，正如后来的罗马。秦朝皇帝在从潼关一直绵延至黄河的长城之上留下了自己的纪念丰碑。实际上，或许可以这么说，这一辉煌的顶点同时也是其权力衰退的起点，修建工程耗尽了国内资源，同时也将统治者的威望消耗殆尽。不过，后世许多朝代也继续修建过长城。而这一时期的其他建筑成就，比如常在文字中被提及的青铜及铁制的巨大雕像，如今却已失传，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帝王习惯在战败的最后一刻让财富与自己同归于尽，改朝换代时的破坏行为则是另一个原因。
汉代的绘画风格自然已无从复原，如今我们只能借助山东武梁祠内粗略雕琢的石头来想象一下其丰富与成熟了，武梁祠是汉代晚期地方贵族武氏家族的墓地。这些画像石的内容包括对中国神话和历史的描绘，并展示了中国早期的生活与风俗。
若要找到展现这一时期精妙工艺的样本，我们不得不转向日本，在日本皇室收藏、神道庙宇珍藏以及从古墓中发掘出来的葬品中去寻找。日本有直接来自中国的汉代艺术，而且，接触中国文献的时间甚至也有可能比朝鲜学者王仁博士赴日本传授儒学典籍的时间要早得多。早先已有来自中国的影响流入日本这一事实，在众多于他进入日本不久后出现的汉字铭文中可以得到证实，这些铭文也显示了汉字的实用便捷。因此在日本，与在中国一样，儒学提供了土壤，供后来传入的佛教种子在此生根发芽。
大多数来自中国和朝鲜的移民都是作品风格为汉风的艺术家和工匠，这从他们制作的镜子、马具、剑饰，以及以青铜和黄金制作的漂亮甲胄中即可得到证实。因此，日本人的艺术教育，在飞鸟时代佛教开始倡导一种全新宏大的表达方式之前，就已几乎完成。日本的雕刻大师止利佛师的天才并非一夜养成的，而是之前长久以来的种种因由结出的果实；而在他身上，我们只不过是第一次收获了一个强大文化长期以来在这块耕地上所播下的种子。
不过，儒家理想，由于与其对称而生的二元论理念的存在，以及其个人隶属于整体的服从本能所导致的活力缺乏，必然会限制艺术的自由。被绑上了要为道德服务的枷锁，艺术自然而然成了工匠行为。实际上，中国的艺术意识，若不是道家思想为其注入了游戏人生的个人主义色彩，以及佛教后来传入，将其提升至表现高远理想的高度，则一定还停留在总倾向于作为装饰的水平——中国的纺织品和陶瓷器高度发达便是明证。不过即使中国艺术理念仅停留在装饰层面，也永远不可能沦落到贪图享乐的地步，因为亚洲艺术本身所具备的普遍性与去个人化的巨大生命力，使之永远能够免于陷入这种可悲的失败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