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葬俗普遍信仰宗教是古代埃及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它在古代埃及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中所起作用时间之长、影响之深，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尽管如此，由于封闭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经济特点和单一民族的稳定性，特别是由于在古代埃及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中，政治总是处于首要地位，而宗教成为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工具，所以，古代埃及始终没能形成统一的宗教思想和完整的宗教体系。
古代埃及的宗教生命力之所以强盛，影响之所以深广，是由它的特点决定的。古代埃及宗教神化王权，使得法老政治世代相传，这是古代埃及宗教的第一个特点。
古代埃及宗教的第二和第三个特点，就是笃信死而复生和亡灵审判，这两个特点，不仅仅对古代埃及陵墓的修建、木乃伊的制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还为古代埃及崇尚秩序、尊重制度和传统的文化特征奠定了基础，并且还成为后来耶稣死而复生和末日审判等基督教义的源头。
古代埃及人认为，现世是短暂的，来世是永恒的，死亡是向永恒的另一个世界生活的过渡，灵魂将永远存在。不仅如此，古代埃及人还相信，人死后必须向冥王奥西里斯报告生前的善恶，并接受天秤称心，验证所述的真伪。真善者，死后可进入地下乐园；伪恶者，心被恶魔吞食，并降生为畜牲。正是出于这样的宗教信仰，古代埃及法老和贵族才不惜人力物力，大兴陵墓、金字塔，精心制做木乃伊。
在修建金字塔作为陵墓之前，埃及国王的陵墓是平顶长方形的，一般用泥板和石块砌成。后来又建成四方形的，并在顶部加建几层依次缩小的方形平台以增加高度。金字塔就是由此演变出来的。最早建造的金字塔形陵墓是第三王朝的第一位法老左塞王在萨卡拉为自已建的“梯形金字塔”，到第四王朝时，金字塔愈造愈大，并由角锥形取代梯形。到第六王朝，历代法老虽也建造金字塔，但规模越来越小，反映出法老权力的下降和国力的衰微。到新王国时期，王室的墓葬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阻止猖狂的盗墓行为，到第十八王朝早期，法老们终于放弃了金字塔这种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的墓葬形式，改为在底比斯附近的一条山谷悬崖上开凿墓穴。因此这条山谷被称为“帝王谷”。
古代埃及宗教信仰导致的葬俗特点——金字塔和厚葬风，给古代埃及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金字塔和塔中的一切，为我们研究古代埃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五古代两河流域文化
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注入波斯湾。它们所流经的地区叫做两河流域，又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古代两河的定期泛滥，给这一区域带来了适宜农耕的肥沃泥土。这里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并地处东西交通要冲，因此，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苏美尔人就开始在这里定居繁衍，并逐步开创了两河流域文化的先河。此后，这里成为民族融合。商业贸易和文化碰撞的热点地区。来自不同区域的不同民族，交替统治这一地区，他们互相借鉴、融合，共同创造了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古代两河流域文明。
自然科学与艺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主要原因。古代两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发展，需要比较准确的历法。人们通过对月亮盈亏规律的长期观察和研究，制定了太阴历。即把两次新月出现的间隔期作为一个月，一个月29天或30天，一年分12个月，全年共354天。这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差六天多，于是，他们又设置闰月来解决。即有些年份为13个月。太阴历的制定和实施，进一步促进了两河流域农业文明的发展。
古巴比伦时期，人们不仅能将恒星和五大行星区别开，还绘制了星象图，把天上的星体按方位划分星座，共12站，每站30度。现在我们说的黄道带，就是由此产生的。这些星座的名称如天蝎座、狮子座、巨蟹座、双子座、天秤座等一直沿用至今。
新巴比伦时期，两河流域的人们确立了星期的概念。他们把一个月分成四周，每周七天，每天由一个星神主管，即日、月。火、水、木、金、土。这种计日的方法，广为流传，沿用至今。
由于地处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两河流域的人们很善于经商。商业贸易要求精确的计算，河流泛滥需要每年丈量土地，这些都离不开数学，数学也因此发展起来。
古代两河流域的人们运用10进位法，同时兼用60进位法。10进位法为圆和时间的计算提供了便利。当时，人们把圆分为360”肥一天分为12时，每时30乌斯，一天共360乌斯。他们不仅掌握了四则运算、分数、三元方程，还能测算不规则多边形面积和梯形面积，并求出圆周率为3。
当时，王室还规定并公布了长度、重量和容量的标准。
古代两河流域的雕刻艺术成就非凡，其中，圆柱印章是他们的杰出成就之一。
所谓圆柱印章，是在名贵的圆柱形小石材的表面刻上阴文，在胶泥上滚转以留下印记的一种印章。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圆柱印章，刻于公元前3400—前2900年。印章的内容丰富多彩，有几何图形、符咒图案、神话故事等。印章的用途，由驱凶避邪，逐步发展为私有财产的标记。
体现古代两河流域石雕艺术成就的，还有《汉谟拉比法典》石柱上的浮雕和著名的猎狮浮雕。
文字与文学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两河流域多元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人在石头上刻下了图形文字，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他们创造性地用声杆或棒把简化了的图形文字压刻在半干的泥板上，或晒干或烧干，其笔划由粗到细，很像木楔，所以，我们称其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发明后，在两河流域不同时期的不同民族中得到承袭和改造，在西亚地区广泛流行，形成了以苏美尔为中心的“楔形文化圈”。不仅如此，它还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古代埃及文字和腓尼基文字，为腓尼基文字过渡为世界通用的字母文字，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历经3000多年的风风雨雨，楔形文字被两河的泥沙覆盖，公元前后，更先进的字母文字取代了楔形文字。1835年，英国学者罗林生在伊朗发现《贝希斯敦铭文》，并于1857年释读成功，楔形文字的神秘面纱才被揭开，从而诞生了亚述学。
1621年，意大利商人瓦拉在伊朗高原古波斯帝国柏塞波里斯王宫的遗址中，发现了楔形文字并把它拓了下来带回欧洲，但这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764年，丹麦人尼布尔出版楔形文字的拓片，并作了释读，从此，学术界的研究和破译工作开展起来。19世纪初，德国学者格罗特芬释读取得重大突破，确认了波斯楔形字的9个字母。1835年，英国驻波斯外交官、著名东方学者罗林生，在伊朗西部的悬崖上发现了《贝希斯敦铭文》，并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制成拓片。经过长期艰苦的研究，1857年，罗林生在格罗特芬研究的基础上，首先释读了古波斯文，继而与巴比伦文相对照，最后释读了西亚和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同时，英国的塔尔波特，法国的奥波特、爱尔兰的辛克斯也分别破译了楔形字，从此，楔形文字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了。
复杂的地理环境、民族构成和经济样式，频繁的民族冲突和多变的政治格局，使两河流域积淀了丰富的文学素材，智慧的两河流域的人们利用成熟的文字，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寓言、神话、诗歌和箴言。著名的如《埃努玛·埃立什》、《洪水的故事》等，文学成就最高是的《吉尔伽美什》。
史诗《埃努玛·埃立什》是一部关于世界起源的神话故事。它叙述了马尔都克与女妖决战后，创造了日、月、星座以及江河湖海和万物，又创造了为神服务的人。《旧约》中创世纪说，基本上源于这个神话故事。《洪水的故事》就是《圣经》中“洪水灭世”和“诺亚方舟”的故事蓝本。《吉尔伽美什》起源于苏美尔时代，经过历代传诵，成书于约公元前2000多年。该史诗共3000余行，用楔形文字分别记述在12块泥板上。该史诗文字泥板，现今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里。史诗描写了英俊勇武的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为修筑城墙和神庙而引起民怨，遭天神使者思启都暴力干涉。交战中，二人不仅结成生死之交，而且在除暴安良时，救女神伊什塔尔于困厄中。之后，吉尔伽美什拒绝了女神的爱情，遭因爱成恨的女神的报复。英雄杀死女神的使者后，众神为惩罚他，使恩启都染病身亡。为救朋友，他历尽艰辛求得复生仙革，却不慎被蛇吞食。史诗故事曲折动人，它既反映了两河流域的多神观和神的拟人化，也反映了人类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宗教与法律由于地域环境、民族构成的复杂和政治格局的多变，两河流域及周围地区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地方性、狭隘性和时代性的多样性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这一地区的宗教不可能发展为世界性的大宗教，但这并没有妨碍它为世界性大宗教的形成提供丰富的养料。
两河流域的人们关于世界起源、上帝造人、洪水灭世、诺亚方舟等传说，成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经典《圣经》的来源，也为伊斯兰教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两河流域的宗教特点，还使这一地区形成了完备的占卜体系，西方的很多占星术源于两河流域。
两河流域的地理位置、民族构成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决定了这一地区的统治者为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而注重立法的习惯，这也是两河流域的人们为人类文化事业作出的一项特别重要的贡献。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苏美尔人首先跳出习惯法的圈子，制定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法典，可惜的是，这部法典只有片断流传至今。此后的历史岁月中，两河流域的人们制定了《乌尔纳姆法典》、《苏美尔法典》、《俾拉拉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亚述法典》等等。其中，影响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就是《汉漠拉比法典》。
1901年，J·摩尔根指导的法国考古队在伊朗埃兰古都苏萨遗址发掘时，发现了刻在石碑上的《汉谟拉比法典》。据考证，埃兰人入侵巴比伦时，将石碑作为战利品运回了苏萨，并磨刮了其中部分碑文，日后史学家根据其他泥板文字上的法典抄本片断，大体补上了磨损的部分。现在，该石碑藏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
《汉漠拉比法典》由三块黑色的玄武岩合成，高2.25米，顶部周长1.65的米，底部周长1.90米。法典是由楔形文字书刻，共3500行，282条，由序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奴隶主阶级的意志。《汉谟拉比法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是两河流域文明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不仅对以后两河流域乃至古代希腊、罗马法典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还成为研究两河流域和西亚社会状况十分珍贵的资料。
城市与建筑古代两河流域是西亚商路的必经之地，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发达的社会经济，使这一地区率先由城邦进化为城市。但由于战乱频繁，城市一再被毁。两河流域最著名的城市代表，是新巴比伦王国（前626—538年）第二位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投人巨大力量重建的千年古城巴比伦城。城市规模宏大，设施齐全，宫殿、庙宇无数，最著名的就是“空中花园”。
巴比伦城建有3道城墙，城墙分别厚为7米、7.8米、3.2米，城墙上能四匹马并行。主城墙长达74公里，内侧两道砖砌城墙略呈方形，方圆16公里，共有3000多座塔楼。城外挖有深沟，还有一套复杂的水利建筑工程，平时作灌溉交通用，战时可淹没城周围地区。
所谓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实际上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为取悦他的米底宠妃而在土台上建造的假山花园。假山每边长120米，高25米，用石柱和石板一层层向上堆砌，直达高空。远远望去，像是空中花园，故名。假山共分上中下三层，每层都用大石柱支撑，层层盖有官室。为防止渗水，每层铺上浸透柏油的柳条垫，上面再铺两层石砖，还浇铸一层铅，然后在上面培上肥沃的土壤，种植奇花异草，并设有灌溉的水源和水管。
文化影响两河流域多变的政治格局、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地处西亚商路要冲的地理位置，不仅使这一地区成为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而且还使这一地区成为周边地区文化的集汇地和中转站。
古代埃及和古代印度的建筑艺术，明显受到两河流域的影响。古代埃及的早期建筑几乎全用石料，后期出现了砖，而砖的大小和形制与两河流域几乎完全一样，有些建筑的扶壁也像苏美尔的样式。晚于两河流域的古代印度城市文化，在很多方面与两河流域相似。
处于两河流域边缘的波斯（今伊朗），无论是城市建筑、政治机构，还是宗教、文字、教育制度等，都深深地受到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
两河流域的宗教信仰，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尤其巨大，《圣经》中的很多故事、神话传说和教义，大多源自于两河流域。
两河流域的文学、天文学、法律、数学以及商品观念等，对西方世界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两河流域的文化在形成、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一方面基于自身文化的特点，也吸收和借鉴了一些外来文化，这是不容置疑的。另一方面商人的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因此，早期的商人在商业活动中，客观上起到了文化交流的作用。
六古代印度文化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印度次大陆是一个独立的区域，它北依喜马拉雅山，东、南、西三面环海，分别为孟加拉湾、印度洋、阿拉伯海，西北为苏来曼山和兴都库什山。印度地域辽阔，南部三角地带是热带气候的德干高原，北部是印度河和恒河两大水系供养的平原地区。独立的地理环境、丰富的雨水，以及印度河和恒河泛滥造就的肥沃土地，使这里的农业文明比较发达。印度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冲突、列国纷争、宗教兴衰此起彼伏，正因为如此，印度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征，即包容性极强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宗教内涵丰富的民族文化现象。
印度文明的开端——哈拉帕文化从19世纪七十年代至20世纪三十年代初，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发现了931处遗址，其中大小城市遗址10处，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是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两处城市遗址。因此，史学界将这一地区的文化称为哈拉帕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