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人没有身份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今的人没有户口簿也是不可想象的，如今的人没有工作证更是不可想象。我们需要标志。当我在生产流水线上（一所学校的教室）机械地忙碌了一天，我坐着电车回家，在傍晚昏暗的光线中我的妻子如何认定我就是那个每月向她交工资，每天起来送孩子上班的人？我的身体是那样毫无个性，一米七的个子，有些清瘦（那是小时候营养不良造成的），但是这样的身材在我的同龄人一抓一大把；我的技术？我是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是制造生产工具的工人，虽然我的职业是教师，我所能做的其他人都能做──将一个个自动来到你眼前学生培养成铁锅生产者、痰盂买卖员、树木修剪工、人类繁育者、垃圾制造者等等；我的个性呢？我不知道个性为何物，我不锻炼，任何体育活动我都不擅长，我只会读书，但是读得很少，我一到家就累极了，我唯一想的就是睡觉，因而我也没有任何业余爱好；那么，我们（我和我的妻子）之间是不是会有一些暗号，不，没有，本来应该有一些的，比如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儿子的生日，可是因为劳累我连自己的生日都忘记了，所以我讲不出任何暗号。我的妻子凭什么认定我就是她的丈夫呢？她需要我的身份证，我必须每天都把我的身份证带在身上，在进门的时候向她出示。
同样的理由，我必须带我的教师工作证，我们那个劳动力制造工厂太大了，它有成千上万的人，即使是在一个教室内我们也互不相识：我们各自处于流水线的不同部位，我们不允许相互串岗，一进教室我们就坐到我们自己的方位，例如我的位置，固定在一块大的黑色的板的后面，前面是一只半米见方的黑色的桌子，如果我想起来走动，我只能在这之间来回徘徊，走到其他地方去，或者我坐到桌子上去都是不允许的，我在那个位置上呆着一直到下班。
下班我们就匆匆地回家，因为在路上我们还要接我们的孩子，还要到菜场买菜，还要到电车公司购买月票，还要到学校开家长会，还要到我们的父母家看望他们，还要收晾在阳台上的衣服……这样我们虽说在一个单位工作，可是见面的机会是绝少的，我们几乎不相识，至于那个看门的老头，他戴着老花眼镜，对于我们这些毫无个性的人──我们不留长发，不戴眼镜，不会唱歌，不穿任何出格衣物，他凭什么认得出我们呢？他必须看我们的工作证，他把我们的工作证拿在离他一米远的地方，左看右瞧，对照我们的照片研究了又研究，最终又让我们报出自己的工号，这才确定我们就是那个工号上的人，这样我们才算是进了“工厂”。
得感谢那些聪明的人，他们发明了身份证、工作证，这样我们的身份便一览无余了，这样我就对自己放心了，我不会被认作张三李四等其他人了，我的妻子不会开错门，将其他人迎回家，我的儿子也不会喊错别人为爸爸了。因为有了工作证，我们单位的会计师就不会将我的工资给错其他人了，他对照我的工作证，然后将我的工资发给我，这样我就可以拿着工资回家。这是我对于家的意义，我的妻子因此而需要我，我的儿子也因此而需要我，有人需要我，我该感到多么地充实阿。
然而身份证和工作证还不是我最感激的，我最感激的是户口簿。尽管户口簿在我们家已经许久没有拿出来用过了，但是它对于我的意义是多么的重大啊。因为户口簿，我来到了在这个城市里，成了一个城市公民，没有户口簿的话，我有什么理由是一个城市居民呢？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农民，当我还是一个胚胎的时候，我就酷爱山川河流，热爱自然，我就喜欢听牛羊的叫声，我愿意我怀孕的母亲在散发着芳香的土地上行走而不是在水泥马路上散步，要是由着我的性子，我会一直是个农民，而事实上我是多么感激户口簿啊，因为它我终于吃上了商品粮，望着户口簿给我带来的白花花的大米我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也因为它我得以进入这家“工厂”，我成了一个光荣的以教育为职业的“工人”，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养家糊口了，看一看我们隔壁的小三把，就因为他没有户口簿（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在农村下放时娶的农村人），他成了一个小商贩，他在街头东躲西藏地贩卖蔬菜、录像带、二手服装、年历片、垃圾筒，甚至我还见到他在天桥下摆摊擦皮鞋，他满脸灰尘地呆坐在天桥的阴影中，失神的眼睛大大地望着天桥下走过的人群，他的眼神充满乞怜，他将每一个过路的人都视作他潜在的顾客了，而我这时正从他的眼前走过，我穿着西装，我拎着一尘不染的帆布包，帆布包里是我的新婚妻子为我准备的红烧鸡腿以及酱油黄瓜──从他乞怜的目光中走过我的户口簿给我带来的幸福感使我颤栗不止，要知道小时候小三的体力是多么的强壮啊，比力气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要知道小时候小三是多么聪明啊，我的父亲经常说“你要有小三一半的聪明就好了”。
当然现在小三发了，他有钱了，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他的老婆也是没有户口簿的，他的儿子也是没有户口簿的，他的儿子依然进不了学校。现在小三买了一套房子，他的那套房子在偏僻的西郊，还要3000元1平方米，而我的房子呢？在市中心，我只是带上了我的户口簿，我就以2000元1平方米的价格买下来了。如今我的儿子在市里最好的小学上学，我的房子是90平方米，我的老婆长得又白又胖，这些都很满意。我怎能不感激户口簿呢？
我的一切都是我的户口簿给我带来的，因为有了户口簿，我不用（也不必、不能）再选择我的身份证、我的工作证了，我的户口簿象一个上帝，它将这一切都为我安排好了，它殷情地为我提供了一切，尽管我失去了一点小小的自由，比如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比如选择职业（也许我可以不做教师，而做一个理发师、邮递员）……但是这些小小的自由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已经有人为我安排好了我为什么还要选择的自由呢？自由使我心慌，我怕的就是可能性，如果我的生命有多种可能性，我一定因为不能选择而一事无成，现在一切都被别人安排好了，因而我成了一个“工人”，我是一个本分的“工人”，这难道不是一件成功的事吗？
感谢身份证、工作证、户口簿，它们给了我一个身份，使我感到踏实。我不能想象哪一天没有了它们我会是什么样子。它们是我的身份，我不能失去身份。它们是我的存在，就是我，我不能失去我。现在我要好好地将它们收藏起来，将它们放在我家的大衣柜里的夹层里，我不能让任何人拿走它。
户口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计划经济之下，社会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将劳动力组织成一个个固定集体，使他们与特定的生产单位（企业单位、农村公社）形成凝固的人生依附。这种情形之下，公民，首先是作为劳动力进入管理者的计划视野，劳动力则被看成是一种国家公有的生产资源，由国家按计划统一配置，公民个人无权选择自己的职业（一颗红心，服从分配），也无权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一旦你被生下来，你就被纳入了计划管理的体系，就不能在计划外随意迁徙）。现在，经济条件变化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传统户口制度提出了挑战。例如三资企业吸引人才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吸引了内地的大量人才，就是在“不要户口”这个前提下实现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流行的大学生“三证报道”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真正公平的按照市场原则进行操作的劳动力市场。
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但是只要户口制度的存在，企业对劳动力的选择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和公平的。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我们建立了劳动力市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在毁弃这个劳动力市场──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是封闭的，绝大多数情况之下，所谓劳动力市场都只是针对各个城市具有本地城镇户口的居民的，对外，尤其是对更为广大的农村劳动力是封闭的。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许多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对工作挑挑拣拣，他们宁可失业，在家领取救济金，也不愿做赃、苦以及所谓的贱活，例如北京市曾对失业者提出一项只要自己创业就可以享受数万元补助的计划，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冒失去国家安排的危险到市场上自谋生路。
这对于更为广大的农村劳动力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他们失去了享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公平就业的机会，也就同时几乎失去了一大半公平地享受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成果的机会。而这种户口制度上的不平等往往演化为实际上的经济收入和劳动条件的不平等。如北京某大学后勤部门正式工作人员人满为患，达到数千人，但是他们依然必须雇佣数百人的农村劳动力来负责打扫卫生，原因是这些活正式员工不愿意做，而一个农村雇佣工的劳动力成本只有一个正式工的十分之一，在这个大学的后勤部门，一个正式工的月实际收入近2000元（还不含住房、医疗等其他待遇），而一个农村雇佣工的收入只有200元──尽管他的劳动强度通常要比正式工强得多。
以上分析可知，户口制度的存在实际上带来了农村与城市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竞争，一方面保护了城市居民中的低素质劳动者，另一方面对农村劳动力而言则构成了无法逾越的等级制，实际上是使他们受到了经济剥削。更严重的是人为地提高了企业、事业单位的用人成本，因而也削弱了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严格的户口制度，层层审批，严格把关，人为地提高了人口迁徙的成本，造成人口流动的极端凝滞。人口的极端凝滞，也带来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极端凝滞。
如果说，瓦特之前的时代，人类的生存活动半径主要受制于交通工具，那么汽车、火车、飞机的时代这种限制已经可以忽略一些了。但是，在中国我们却依然在严格的限制中，因为户口。一个人口流动凝滞的社会，人们活动的空间（尤其是农村社区）极端的狭小，人们的视野受到极大的限制，交际圈封闭，生活闭塞，人们终年生活在熟人、熟物之中，封闭的生活产生了惰性：因循守旧，老人统治、道德主义、人情社会。
因为迁徙困难，远距离工作、发展，异地谋生障碍重重，人们被迫生活在一个狭窄的生活圈中，这进而迫使各个生活区间都发展出自己的全套的娱乐、交际活动──进而人们被这些活动所主宰，以为这就是生活的全部，由于目光狭窄（生活范围狭窄的结果）人们对外界的兴趣也狭窄化了，自我意识变得模糊，生活在封闭圈子里（一个没有陌生人、陌生事，一天一天没有任何新鲜色彩）的人总是缺乏真实的自我体验。首先是缺乏相异之人的对照（周围都是熟人，相互间缺乏对比──熟人在这里意味着遵守相同的生活风俗、习惯、方式），没有异己事物的激发，没有新鲜事物的激励，人们无法发现自身中的创造性（个性力量），寻求个人感的冲动被压抑了，熟人社会是重人情、重归属感的群体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代替了竞争，守旧代替了创新，从众代替了独特。
在这种封闭的生活处境中，因为无法逃离那里，一个小小的过失都将是致命的。因为那些看过你犯那个错误的眼睛将永远盯着你，你无法摆脱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观之所以成为令人压抑的威胁，是因为到处都是熟人的眼光。冒险被禁止，任何逾越常规的企图都被扼杀在摇篮里。“熟人”组成的社会圈子，四处都充斥着叫做世交、老朋友、亲戚……的人，人们办事首先想到的是请亲友帮忙，人情成了办事的通行证，成了办事的前提，社会中各项事物的法则都归结为人情交换法则，没有人情你就四处难行──这从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封闭性（外人难以进入这样的圈子就是因为他总是因缺乏人情关系而被拒绝），人们办事不是靠个人奋斗，发展个人的能力以及与众不同的独立个性在公平的公开的竞争中争取到待遇、机会、成功，而首先想到的是人情，找熟人，找依附，通关系，走后门成为这种封闭型社会的典型特征，看一看，封闭型生活圈子人们之间打招呼，人们回答“你是谁？”这样的提问，首先想到的是“我是某某家的。”“我是某某的儿子（侄子等等）。”而不是“我就是我自己。”这一切都和人们的日常活动半径有关。
真正地具有大发展潜力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人口流动的动机强烈，人口流动的成本极低的开放的、流动的社会。开放的、移民的社会，“外地人”的概念消失了，它不再附带任何排斥、蔑视色彩，大的活动半径使“地”的概念打破了，社会的整体性增强，人们平等共享社会机遇，社会心理也将趋于平衡。
户口制度的存在还不利于廉政。因为户口管理层面多，手续繁杂，一个人要想调一个户口，他就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包括生理上、心理上以及金钱上的代价。而农村往城市迁徙、小城市向大城市迁徙，西部城市向东部城市的迁徙其指标总是不够用，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暗箱交易，许多人不得不采取请客送礼贿赂甚至献身的手段。
看到《中国国情国力》99年第1期上仲大军的文章，文章认为户口制度的存在，限制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也限制了城市生活对生育制约作用的发挥，其结果是30年间多生了1亿人口。除了多生人口，更使中国的工业发展出现了布局上的扭曲，从经济效益看，集中的区域性的工业生产比分散的远距离的工业生产更有规模效益。但是由于户口制度的存在，农民不能进城，造成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分散的结果是占用更多的耕地、破坏环境、效益低下。这个论断我以为是站得住脚的。
从长远来看，迁徙自由是一个国家之居民的基本自由，一个更合理、更人道的社会必然要对居民的自由择业和迁徙予以保障。保障居民的迁徙自由其实也就保障了社会的流动，一个流动的开放的社会才会具有发展的活力。这是世界性的潮流。因而构建一个更合理的社会，我们的户口制度就必须予以改革，应逐步改革户口管理制度，放松户口限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形式，合乎世界户籍管理趋势的现代户籍管理制度。
“这是规定”这句话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极为平常，似乎毫不起眼，但是实际上它却是我们这个社会公共生活的标志性语言，它隐含了某些非常隐秘的社会生活信息。正如常识告诉我们的，规定的制定在大多数时候是为了平衡社会行为，规范人的行动，这一切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使人民更好地从彼此协作中获利。但是规定又常常会异化成为它的对立面，成为主宰人的力量，导致一些人有权利制定，而另一些人有义务遵守，从而使原先作为平等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主宰和被主宰的不平等关系。
在人们的行为不是由“法定”而是由“规定”的社会里，人们必然会遇到诸多问题。一个合理的规定常常因为缺乏执行监督，在执掌者私欲的过滤下变得不合理，而一个不合理的规定，虽然大多数人都能意识到它不合理，但是大多数人又常常对这不合理保持缄默。这样从结果上看不合理的规定会越来越多，而合理的规定会越来越少。
任何一项规定它都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利益划分。对一部分人利益的钳制，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另一部分人利益的保护。任何一项规定，哪怕是非常地不合理，它总是与生具来地带来了它的得利者。这些得利者就成了这项规定的保护人，他们自觉都保护这项规定的生命，使它永远地存在下去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因而在利益的驱动下，这部分人会使出浑身解数来维护它的生存，即使他们知道这对于另一部分人意味着不公。
这就是为什么，一项不公的规定，一旦它得到了执行，就会得到生命，就会自我保全。因为一旦改革，就要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这时既得利益者往往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较多的利益，因而在力量上处于上风――他们拥有更多的发言的机会和保护自己既得利益的力量，因而当他们反对改变这一规定时，他们常常比那些支持改变这一规定的人居于更有力量的地位。这样常常是不公平的规定伤害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这个“大多数”却没有力量推动这一规定的改变，而这一规定保护了少数人的利益，但是这少数人却有力量将这一规定延续下去。这就是规定的自我保护机制。
规定的执行人其实是规定的最大得利者。执行人的存在成了规定永远存在的最坚定的保护者，即使是这项规定已经彻底地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只要这些执行人还存在着，那么它就要一天天存在下去，因为执行人不能放弃执行这项规定所带来的权利以及相关利益。这个时候实际上规定已经从由人制定，为人服务，而转变为高高在上，主宰人了。
这就是我们常常听到“这是规定，没办法”等类似说词的缘故。规定在获得了自己的生命以后，它已经不再是人的附属，而是人的主宰，它从人的生产物变成了人的上帝，仿佛它来自某个神，而不是来自人，它的合法性不再由人质疑。
规定需要执行人。最初的时候，执行人是因为外力的委派或者甚至是利益被限制者自愿选举产生的。但是一旦执行者产生并且开始执行规定，它们马上就会成为这个规定的第一批最大得利者，权利给他们带来利益，这是规定执行过程中的权与利的转化法则。
在规定关系中，只有“被规定的”才是“允许的”，因而只要涉及到这方面的行为，一切都成了限制行对象，因而也就成了执行人执行权利的对象，也成了他的权利范围。而与之不相称的是，人们对执行人行为常常缺乏监督，执行行为缺乏制约。
当你寻找到一个规定的执行者，你想通过他办一件事的时候，他如果说“这是规定”，这在大多数情形下意味着他不会给你好好办，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和他讨论什么规定是否合理一类的问题，因为他的潜台词是，规定是不容质疑的，更重要的是即使规定允许质疑，也不是允许你这样的被规定的人来质疑。他说这样的话的意思其实是，规定“规定”了我有权利来主宰你，你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我的权威。
其实，对于一项不合理的规定的维护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出于得利者，“这就是规定”还会出自那些被损害利益的人嘴，这实在让人感到吃惊，“规定”到此一地步，它已经不仅仅得到了得利者的维护，还得到了被侵犯者的维护。为什么？一、对于丧失更大利益的恐惧。害怕因为违反规定而受到惩罚。二、人们想通过对执行者的权利进行寻租而将规定的执行变得对自己有利。人们非常清楚，要改变“规定”本身，任何个人都是做不到的，即使能做到也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例如对于一个单位的公车用车制度，这个单位的任何一个个人都是难以改变的，但是他只要给驾驶员一条烟、一瓶酒，就大多可以无条件地用公车了。这样，从结果上看这些利益受害者似乎正在保护规定，而不是破坏规定。
为什么绝大多数人会对不合理的规定，甚至面对某些执行人利用规定对他敲诈而采取缄默的态度？他不是对规定本身发出不满，不是要求改变规定，而是服从了规定，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寻求规定的变通执行？因为个人根本无法改变规定。
请原谅我对规定的这种窥探，我知道在规定的内部它本质的虚弱，然而我并不能将它完全揭示出来，这不是我的责任。如果有一个机会，让我选择是痛恨执掌规定的人还是痛恨规定本身，是对规定本身提出质疑还是对执掌规定的人进行贿赂，是选择向规定挑战还是向规定妥协，我一定会选择前者。但是，我分明已经疲倦到了极限，当我来到我现在静静地坐着的地方，我已经消耗了我所有的精力和勇气。有的时候，我分明赞成刘心武的观点，我希望我遇到的都是这样的执掌者，他明白告诉我，我必须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和他达成协议，我愿意将我所有可能的代价都支付出来，而他也请告诉我，明确地告诉我当如何和他完成交易――我认为中国的交易没有什么是不公平的。我不痛恨贪官，相反我痛恨清官，我知道贪官是有人性的，他有具体的可感的欲望，这就差不多接近是一个人了，而所谓的清官他们身上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性了，金钱、荣誉、食色这些人类快感的满足方式已经不能使他们获得快感，他们的快感就如我在《邪与恶》一节中分析过的那样仅仅来自无谓的施虐。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更可怕吗？鲁迅非常害怕他的父亲做孝子，中国的孝子据说为了孝敬父母是会杀了他自己的儿子来给父母吃的，我则非常害怕清官，中国的清官是会吸了他子民的血来给上司做盛宴的。贪官则常常会网开一面，有的时候为了一点儿金钱，一点儿食色他会偶尔糊弄一下上司。这样看贪官其实更爱他的子民，就近乎是有神的因素在了，就可感激了。
中国是一个巫术盛行的国度。我亲眼见到一个朋友为了贿赂一个医院院长，把自己灌得吐血――这是一种多么残忍的巫术。原始人因为觉得自然无比强大，自己无法通过实践手段来征服自然，就采取巫术的手段，试图过巫术来感化、恐吓对象，进而得到对象的让步和认可。现代中国人也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例如我的那个做药品推销的朋友，他的药再好，价格再低，医院就是不要。他根本就没用通过正当竞争进入医院的可能，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巫术，有的时候是各式礼品，有的时候是饮酒作乐，有的时候是女人。我说他不是什么药品商人，而是大巫师。我的朋友，竟然是个无所不能的大巫师。这是多么荒唐的一件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