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将军39岁受赵构、秦桧所害之后，时年41岁的李夫人带着两房儿媳、两房尚在襁褓中的孙儿女们（岳甫4岁，岳申1岁，岳大娘3岁，岳二娘1岁）充军岭南，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熬过了19个严冬，最终等来了岳大将军平反昭雪的诏书。已年过花甲、白发苍苍的李夫人长跪在夫君灵位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她身后，是已长大成人、生龙活虎的一排岳家儿女。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暮秋的一天，秋高气爽，高天明丽，李夫人带领着全家从惠州生还，回到京都后，被复原封正德夫人、晋秦国夫人，加封楚国夫人。女中豪杰李娃后来在75岁上寿终正寝，陪伴岳母姚太夫人葬于江西九江。
这样的巾帼英雄，惭愧我才疏学浅，过去还真不知道。现在听到了这么悲壮的故事，就心心念念，就难以释怀，就将心比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之疆场上的英勇杀敌，也许在庸常日子里的活受更其难堪——夫君岳飞和长子岳云都横遭惨死，天庭幽晦，前路黑阒不知，周边是瘴气弥漫和蛇蝎遍地的险恶生存环境，膝下有一群妇孺嗷嗷待哺，这样的塌天重力，全压在一个女人的瘦肩上，是何等的滋味、何等的不堪！她怎么承受得起？
李夫人的应答是：“以吾夫之贤，可使无后乎？”就是这样的信念给了她力量，无穷无尽的力量。加上南方女人特有的聪明、勤快、吃苦、能干，终于把老岳家的香火保存与延续了下来，不仅使我中华民族的千古英雄第一人岳飞，还有岳家的满门忠烈们，巍巍乎、堂堂乎挺立于人世间，也把秦桧等小人永远地推跪在地接受百姓的审判，还使“宜兴有好女”的声名在华夏寰宇广为传颂开来。
顺便交代一句：让宜兴人自豪的是，岳飞就义，李夫人发配后，他们的儿子岳霖被宜兴人秘密接回，安家在太湖边的周铁镇唐门村。后岳霖娶妻于斯，得四子一女，从此世居宜兴，并在唐门村建起了岳飞大将军的衣冠冢和显祖庵。1990年，周铁镇建湖村党支部书记岳锡春（岳飞第30代世孙）捐出了《唐门岳氏宗谱》共24卷，是为老岳家的英雄真传。
“宜兴有好女”这个题目，是它自己跳出来的，之后就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不去。为什么？实在是因为宜兴的好女人还多着呢，说也说不完。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
西施不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专宠和特权，不恋皇宫里骄奢淫逸的浮华，追寻范蠡离开越王勾践之后，两人就隐居在宜兴了。凡宜兴百姓都知道，范蠡大夫后来把他的智慧用在了研制陶艺上，西施则用温柔和细腻加以辅佐，经过千百次的试验终获成功，烧出了名甲天下的紫砂、精陶、青瓷、彩陶，等等。然后，他们又将制陶艺技教给了百姓，帮助他们发展制陶生产，最终使宜兴成为着名的陶都。
孙尚香和刘备虽然是政治婚姻，但她被哥哥孙权诓回东吴且扣住不放后，终日郁郁寡欢。翌年刘备死讯传来，孙尚香悲痛万分，返回封地宜兴太华山，祭天别祖后，至镇江投江殉夫，7个侍婢也跟着跳入滚滚长江。用今天的观点，“殉夫”是为封建主义卫道，应该鄙弃和批判的，但宜兴老百姓不干，他们就是要把孙尚香归入家乡的好女人行列，那么就让我们收起利剑，顺从民意吧。
祝英台和梁山伯的故事也是发生在宜兴。善卷洞后面有一古朴的碧鲜庵，庵中立有一块“祝英台读书处”石碑，附近山坡上还有一块“晋祝英台琴剑之冢”墓碑，离此不远的祝陵村，就是祝英台陵墓所在地。直至今日，天公露出特别明丽的笑脸之时，仍能看到一红一黑两只蝴蝶，在附近的山水间相携飞翔，红的是祝英台，黑的是梁山伯。侧耳倾听，从空中还传来音节起伏的清朗诗句：“三载书帷共起眠，活姻缘作死姻缘。非关山伯无分晓，还是英台志节坚。”
崔莺莺、张生和红娘的故事原型，发生在宜兴鲸塘的烟山。山下烟林中学后门外，有一座大坟，人称“莺莺墩”，上世纪50年代初，当地农民曾在墩里挖到陶瓷坛罐等物。70年代，又在附近一座密封石窟坟墓中挖出一具棺材，在现场的人都见到一具女尸，穿着艳丽的古服，面目、头发俱栩栩如生，但不一会儿就风化了，极为可惜！
白螺姑娘下凡人间，天天走出螺壳，给贫穷小伙吴堪烧饭，最后和他结为夫妻的美丽传说，是我们大家从小就听到了的，但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个故事原来也是发生在宜兴的东氿河边。那故事的最后结局是，白螺姑娘施计把一贯欺压百姓的贪官烧死了，然后让老百姓都登上一张荷叶，随风飘到了宜城，所以人称宜兴为“水浮地”，也称“荷叶地”。谓予不信，请现在就到西氿河边去看一看，那里尚遗西津庙，是为纪念旧物。
以上，是大家都熟知的古代传说。下面还有大家不太熟知的近代宜兴好女人：
傅湘纫是宜兴人傅用宾之女，嫁夫谢泳。她一生最受人尊敬的成就，是教育出了两个着名儿子。长子谢玉岑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浙江温州中学闻名遐迩的两位国文教师之一（另一位是词学大师夏承焘）；谢玉岑的绘画也非常有造诣，曾被张大千誉为“海内当推玉岑第一”。次子谢稚柳名气更大，是中国艺术史上记载的现当代着名书画大家，集诗文、书法、绘画、鉴定于一身，名重海内外，与徐邦达并称为“南谢北徐”。
傅学文是邵力子之妻，宜兴市归径乡人。早年在苏州女子中学、大同大学等校读书，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与中国妇女运动先驱邓颖超、史良、李德全、曹孟君等宣传抗日救亡，担任中苏文化协会妇委会副主任等职。1949年全国解放后，曾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祖国统一工作组副组长等重要职位。
葛琴是邵荃麟夫人，1907年出生于宜兴丁蜀镇。她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曾与夏之栩、陶桓馥两位女同志一起被誉为革命的“三剑客”。解放后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出版《海燕》等中短篇小说、电影剧本、散文随笔、文学评论等着作多种，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批会员。
宗瑛是宜兴徐舍镇美栖村人，她是跟着哥哥出来干革命的。哥哥宗益寿烈士在上世纪20年代即投身革命，30年代曾与陈云一起在沪西区委搞工运，后调入上海中央特科，在周恩来手下工作。1935年担任红军挺进师政治部部长（师长为粟裕），当年6月就牺牲于浙江右泉，时年才28岁。哥哥牺牲后，宗瑛继续留在革命队伍里工作，解放后曾任贵州省轻工业厅厅长等职。她的丈夫周林也是一位老革命，曾任中国共产党中顾委委员、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等。
……
还有许多，许许多多。当地朋友一会儿想起一位，一会儿又想起另一位，七嘴八舌，争说巾帼，听得我“耳花缭乱”，两眼放光，心生莲花，好生好生羡慕呀！
他们自己也是越说越兴奋，像是发现了一座价值连城的新富矿，又像是孩童之间有了炫耀和傲视别人的资本，还像是一门新的学科诞生了，更像宜兴的太阳从此永远不落了一样。青年作家蔡力武仿佛比众人更爱自己的家乡，自告奋勇去为我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并且真的在我离开宜兴时，把一叠抄写得工工整整的资料交给了我。
而当我离去时，倒恋恋不舍了。心说：“能够做个宜兴人，真够幸福的。”
我不愿意再用“人杰地灵”这个词，因为实在被用滥了，大家都已经像歌唱红太阳一样没有了感觉。我想得来点儿新鲜的，让众人留下深刻印象最好，可惜又想不出来，只好望文生义地堆砌了一个新谚语——“女人杰，地灵甚”。相信有觉悟的中国人民都能接受，因为不管男人、女人都知道，是母亲、是妻子、是姐妹、是女性，孕育了人类，使之繁衍生息，绵绵不绝。更因为有了好女人的光辉千秋的照耀，而使满世界都呈现出一派郁郁葱葱。
我这样说话，绝不是什么“女权主义”之类，而是想到了几千年来女性所受到的压抑和苦难。因为压抑，她们的灵心慧质都被扼杀在历史的巉岩之下，人类的文明进程也因此迟滞了几千年吧！而今天，世界已不断进步，文明已不断进步，男人女人都在不断进步，很多很多、太多太多的问题，都被重新提了出来，反思、研究、纠错、校正，向好的方面九九归一——姐妹们，能够生活在今天而非中世纪的黑暗里，也是够幸福的了！
哎咦，真没想到一趟宜兴游历，竟引发了我的如此感慨。此刻，正是南方最好的时日，燕子来时，绿水逶迤，朱朱粉粉，翠峰如簇。金红色的阳光交响乐般流淌着，有时又像是人工做出的多媒体炫光，把她照耀之下的山、水、花、草、树、人、鸟、狗、猫、虫，全都辉映得通体熠熠，发出各种形状的、奇异奇幻的流光溢彩——令人恍然若梦，不知今夕何夕？不知身在何处？不知怎样感恩于人世间的幸福？
思悠悠，爱悠悠，爱到归时无始休！宜兴文友你知否：我已从你们宜兴好女人身上沾了仙气，并且带着一百二十分的满足，完美主义地告别了宜兴。
2008年9月5日初稿，9月8日改毕定稿于北京协和大院葳蕤斋
我给季羡林先生当编辑
1998年11月11日，我收到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散文新作，还有一封信。文章题为《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是复印件。信是亲笔，全文如下：
小蕙：
你好！
我现在难得写什么抒情的散文，写了几篇，也被别人抢走。这好像是怠慢了“文荟”，实则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文荟”，我的《赋得永久的悔》等等拙作都是首先发表在“文荟”上的。
现在又写了一篇《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自己还难判断写得是好是坏。现寄上，请法眼加以鉴定。
祝
撰安！
季羡林
1998.9.26
我兴奋得眼睛直放光，上上下下，捧着信又看了好几遍，心里漾起一股久别重逢般的亲情。季先生的稿子已经一年多没来了，而前不久，他于1997年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散文《清塘荷韵》获得了首届中国新闻副刊奖，由此使我知道，季先生虽然已经到了米寿（88岁）高龄，却还在坚持写。《清》文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高三文科学生的《阅读教材》里，我早就找来读过了，写得果然好，是沿着传统散文的路子写的，遣词、造句、炼意，均十分用力，全篇各处都显得非常精致，的确是好文章，也是季羡林散文中的上品。说实在话，我一方面替季先生高兴，同时，心里也有一点儿发酸，暗自思忖：季先生怎么不把此文给我呢？
又一想：晚生小子（女）才吃了几碗干饭，就当上了季先生的编辑，还没问自己做得好不好呢，就老企图让先生把上好的文章全给你，不是做白日梦？由于“文革”失学，我读季羡林散文，已是80年代了，比正常情况下起码晚了二十年光景。二十年，又一条好汉都顶天立地了，奈何？
当晚11时许，我摒弃一切杂事，端坐在书桌前，展开《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开始细细阅读。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读？那是因为阅读季羡林散文，是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白天办公室里太嘈杂，晚上家务事太乱电话太干扰，都会影响阅读效果。我读别的好散文，也往往是选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时间里。
这真是阅读好散文的最佳时光。家家户户都已熄灯，整座楼静谧无声息了。叽叽喳喳的女儿也终于沉入梦乡，不再小鸟似的在身边扑腾来扑腾去。书房里，开一盏台灯，柔和的黄色光晕放射着暖人的光芒，犹如一大朵张开的降落伞，把我和稿子都呵护在里面，很安然很惬意很有情调。阳台外面，深宝石蓝色的夜空辽远幽静，远方天边上，有数点灯光闪闪烁烁，像是苍穹里的星星在值守。真正的星星呢？抬望眼，贼亮的天狼星已偷偷溜到正南，得意洋洋地把一幅神秘的星系运行图挂上天幕，任人遐思冥想，这一切却已被警惕的猎户星座发现，一路狂奔紧紧追过来。草木欲静而顽皮的风不肯止息，一会儿摇摇这根枝杈，一会儿撩撩那个叶片，继而又吹起尖利的呼哨。
白天的嚣躁之气正在渐渐尘落……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恰是一首小夜曲，与这天籁地华的清凉世界声息相通，随着温馨的音符一段段跳荡出来，我的心里像逐渐涨鼓的风帆，在感情的潮水中疾行。
它写的是新学期开学后的一天清晨，季先生出门，突然——
眼睛一亮，蓦地瞥见塘边泥土地上有一行用树枝写成的字：
季老好98级日语
回头在临窗玉兰花前的泥土地上也有一行字：
来访98级日语
原来，是98级新生来家探望季先生，又怕打扰了老人，“便想出了这一个惊人的匪夷所思的办法，用树枝把他们的深情写在了泥土地上”，使自谓已经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境界的老先生，“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双双落到了泥土地上”。
接下来是季先生就以往与青年、与读者们的接触交流，所生发的往事回忆与议论。文章不长，仅两千多字，但我读得很慢，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撞着，撞得鼻翼直发酸。新生们的真情打动了季先生，季先生的真情感动了我，真正是“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钟嵘《诗品序》）啊！
文章读罢，久久凝思，半天我才回过味儿来。我为得到了这么好的一篇文章而欣慰不已。可是忽然，一个疑问在我心中升起来：新学期是在9月初开学，这是发生在那时的事，怎么刚刚寄到我手里呢？急忙去看文末落款，果然写着“1998.9.25”字样；再去翻检来信，是“1998.9.26”，也就是文章完成后的第二天写的。我怕是邮局的事，看看邮戳，没错，是11月11日才寄的，怪哉？
后来，我被告知，原来《清塘荷韵》写完后，季先生的确是嘱人寄给我，要在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上发的。但是要季先生稿子的编辑太多了，各报各刊，谁都想得到。有人坐在季府不走，磨来磨去，后竟谎称借去私人学习，绝不发表，可是一拿到手后马上就抢发了，弄成个既成事实，也就不能“追究”了。不单《清》文，后来还有《虎年抒怀》等文，都是说好寄给我的，然终于都被别人这么拿走了。这回《字》文写好后，季先生说：“这回无论如何要给‘文荟’了”，并马上写了亲笔信予以“保护”。哦，至此，我才终于明白“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文荟’”的含义了，事实证明，我的失落，并不是没有影儿的自作多情。
季先生，谢谢您！
我是1985年才认识季羡林先生的。那一年起，我到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当编辑，从此，开始了文学编辑生涯，也开始与着名的学者、作家们交往。
有一天，文艺部派我和另外两位同志专程抵北大，去朗润园看望季先生，耄耋高龄的老人，已在那里住了大半辈子。往事可堪回首？
那之前我还从未见过季先生，只知道这个名字代表着中国的东方语言学研究水平。朗润园也是第一次去，一个多么美丽的名字，总使人联想到珠圆玉润的绝美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