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部和小学部，相隔很近，一座弧形天桥，将二者连成一体。之所以选在这里集合而不到球场上去，是因为天桥敞阳，夜里，明亮的路灯把桥身照耀得如同白昼。到场的并不多，除张校长外，基本上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张校长说自己编自己学，可由谁来编，又由谁来教？我们谁也没想到，张校长竟是跳舞的高手！他那么矮，满身的赘肉，可录音机里的音乐一起，那满身赘肉就像长在他身上的羽毛，让他腾挪，飞翔，空灵而且生动。“文革”时期，百节煤矿跳“忠字舞”，就是由张校长把大家教会的，那时候他二十出头，只是生服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跳那干系重大的舞蹈，他并没专门跟人学过，只是去外地看别人跳过几场，就把舞步全都记住了。除了“忠字舞”，他还自编自创了《永远跟党走》、《永不落的红太阳》等一系列“永”字头舞蹈，小小一个百节矿，文艺演出不仅在矿务局拿奖，还在全市拿奖。现在他教我们跳，自然还是当年的那些老套路，“忠字舞”是不跳了，其他的，比如《北京的金山上》、《颂歌献给毛主席》，都跳得十分扎劲。几十年不跳的舞，张校长竟没有忘记，一招一式的，根本不需要想，音乐自会让它们从他的肢体生长出来，就像春风吹绿树枝。他是在回忆自己人生的春天，特别的忘情。
我们这群人，因为新奇和好玩，差不多也跟他一样忘情。
学得最快的是姚中庆。他长得帅，估计念书的时候没少进舞厅。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某个周末张校长有事，姚中庆就充当我们的老师。张校长是很喜欢姚中庆的，看得出来，他在努力培养他。
本以为这种文娱生活会持续下去，却被一记耳光扇掉了。
挨耳光的就是姚中庆。谁敢打他呢？当然只有他女朋友，阳青。
在一些不谙世事的小青年眼里，女人之间的重要差别自然是长相，然而，略阅人世，就会明白，女人之间的重要差别其实不是长相，而是性格和教养。阳青跟她姐姐比，性格和教养上就天悬地隔。阳霞很独立，阳青的骨头却是长在姚中庆身上的，需要靠，所谓小鸟依人。这也是让姚中庆骄傲的地方——他把阳青对他的靠当成对他的爱。两人好的时候，阳青也确实爱他，爱得发黏，发腻，爱得在姚中庆的世界里，只能有她，而不能有别的。她一开始就反对姚中庆跳舞。又不是跳交谊舞，更不是贴面舞，怕什么呢？她不怕什么，就只是需要姚中庆陪。她是一根藤蔓，天生要有一棵树缠的。每个周末的晚上，音乐刚起，她就到天桥的一头站着，不说话，也不笑，不管遇到在我们看来是多么滑稽的场面，也没见她笑过。事实上，她就没大往我们这边瞧。她冷淡着脸，望着别处，偶尔才把细细的脖子扭过来。那时候，我们往往笑得前仰后合，而她呢，只看一下，就把头别过去了。这似乎显得我们很傻。趁这空当，姚中庆跑步到她身边，抢时间跟她说几句话，她不回应，只把眼睛一翻，下巴一扬，望着宝石蓝的天空。这明显是不高兴了。
张校长也不高兴，他知道阳青到这里来，是等姚中庆的，至少要练两个小时，你何必站在这里干等？这分明是在给姚中庆施加压力，让他跳得越来越不尽心。张校长曾经邀请过阳青，让她一起跳，她只哼了一声，像不屑于与这群人为伍。既然愿意等，你就等吧，张校长不再理会她了。可这却苦了姚中庆，他向阳青身边跑的时候日渐增多，张校长转过头咳声嗽，他也要跑过去说上两句。
这天，姚中庆低三下四的，说了好几句，也不见过来。张校长实在看不下去，说，姚中庆，你回去算了。姚中庆不愿在众人面前输了志气，笑着大声回答：谁说回去？再跳一个钟头！
话音未落，啪的一声，他挨耳光了。
我们的那份吃惊，难以言说。同时也明白了，姚中庆脸上为什么总有或明或暗被抓挠出来的伤痕。
张校长把录音机一关，怒气冲冲：婆娘都管不住，还指望他管啥呢！
姚中庆挨的那一耳光，就像一出戏的结束鼓，终止了我们的文娱生活。很可能，也终止了姚中庆奔往仕途的前程。
那天回屋后，刘畅洗了把脸，就到我房间来了，紧接着，冉强、洪金辉他们也来了。
大家都议论姚中庆跟阳青，唯刘畅一言不发，只是听。
我承认，我很佩服刘畅。那次，洪金辉把姚中庆的话转告给他，他气得脸上的疙瘩一抖一抖的，都以为他要跟姚中庆吵一架，甚至要跟阳霞解除关系，可过后悄无声息，阳霞还是他的女朋友，他和姚中庆之间，虽不火热，可表面的关系维持得滴水不漏。跳舞的过程中，阳青站在那边，不仅张校长心里有气，我们也比较厌恶，有时还说两句怪话，把阳青跟阳霞比较，说都是一个妈生的，人家阳霞为什么就不来找刘畅的麻烦？对此，刘畅从不应承，连表情也没有变化。
今天照样是这样，他听了一会儿，说我身上痒，去洗个澡，就起身离开了。
几个人都有洗澡的想法。学校没有澡堂，平房里的人，都各自准备了一只塑料桶，小洗，塑料桶就能解决，大洗就不行了，得去矿上。矿上的澡堂跟食堂一样，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的，而且，澡堂对矿上的所有职工都免费。这天，我、洪金辉、冉强、刘畅四人，结伴去矿上澡堂时，大概是晚上九点过，穿过黑灯瞎火的灯光球场后，要经过几幢家属区，其中一幢，是住矿领导的，那幢楼从外观上就跟别的楼房有区别：它有阳台，别的楼房没有。我们正要过去，突然看见杨贵华从有阳台的楼房里出来了，刘畅轻叫一声：藏起来！旁边是几棵粗大的槐树，往槐树背后一撇，就躲得严严实实。这是为了免除杨贵华的尴尬。这个时间段往那楼房里跑，干吗去了，再没有政治经验，也能猜出个大概。最近，学校办公室主任要退休，还听说张校长要调走——矿务局正在市区里建一所中学，叫通矿一中，以高中为主，将集全局学生、教师和领导干部之精华，冲击高考升学率和重点大学上线率，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通矿一中办成名校，与市里另外两所名牌高中抗衡，改变局里长期以来贴钱办校的历史。听说张校长要调去当副校长，至少是教务主任。当然，那所位于市区北郊的学校，才把地基平出来，张校长要去，还有好长一段时间，而办公室主任退休，是眼皮子底下的事情，杨贵华定是为那把椅子给自己铺路去了。校领导是矿里直接任命的，像办公室主任这样的中层干部，由校领导提名，最后还得矿上批，当然矿上也可以直接压给学校。
但奇怪的是，杨贵华从那楼房里出来，并没离开，而是站在空无一人的楼底下，朝上望，望得又很没目标，目光的落脚点，从低到高，又从高到低，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弯腰捡起一块石子，退后几步，像要朝某个窗户上扔，结果是扔到了自己脚下。然后，他走了。他没从我们身边过，而是选了另一条路，那是一条上扬的小路，直通学校之外的田野和山林。
对杨贵华的这一系列怪异举动，我们谁也没发表意见，直到进了澡堂，脱衣裤的时候，刘畅才悄声地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杨贵华已经发现我们了。
他的意思是，杨贵华故意做疯癫状，为的是打迷魂阵。
老实说，刘畅的话给了我很大的打击。
我也说不清在哪一点上打击了我，反正就是心里难受。人，真有那么复杂吗？
尽管我不愿意相信人有那么复杂，可似乎又不能不信，那之后，我再看杨贵华的时候，就觉得他身上带着某种坚硬的东西，我对那种东西很陌生，也很排斥，因而不想去碰。我是一个多么没有追求的人。我的身上还有着明显的“学生习气”，把什么都看得简单，也希望简单。
然而，我们毕业都快一年了！
这时候我才从骨子里感觉到，当学生的时候，世界固然被栅栏隔开，走上社会，就一马平川了吗？所谓天高任鸟飞，是不成立的；即便成立，也得看你是什么鸟。
这让我无形中产生了自闭的倾向。自闭，是因为内心有了恐慌感。
我不大想见人，特别不想见到杨贵华。他是长长的一段阴影。可不想见他怎么可能呢，我的宿舍，夹在他跟李冬梅之间，每天，他们从我窗前，来来去去地要走很多趟。我无需抬头看，就分辨得出他们的脚步声，李冬梅的像鸟在落叶满地的林间行走，沙沙响，杨贵华的一轻一重，左脚轻，右脚重，轻得像叹息，重得像夯土，不知为什么他会养成这种走路的习惯。每当杨贵华从我窗前走过，我都在心里打着拍子：轻、重、轻、重……脚步声消失好久，我还在默念，中了魔法似的。
我为什么不跟他们换一换房间呢？
这天放了午学，我比杨贵华先回宿舍，没急于去食堂买饭，一直等他，听到他门响，我过去了。
我说贵华，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我跟你换一换房间吧，你住我的，我住你的，或者李冬梅住我的，我住李冬梅的，都行。
我想他是应该高兴的，但他没有。他把一大摞作业本放在铺得整整齐齐的床上——有女朋友的人，床才铺得这么齐整——嘴角那颗疣子上的黑毛，摇动了几下，沉着脸说：你为啥不早提出来？
我现在提出也不晚啊，再说，你自己也可以提的，我又不是刁钻古怪之人。
杨贵华没言声，眼神里变幻出非常复杂的内容，我一时没有读懂。
沉默一会儿，他说，暂时不用换，需要换的时候，我再给你说。
人一旦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有了警惕，那环境就像一件泡涨的牛皮衣，风吹日晒，自会干燥收缩，对心灵形成挤压。我已经打算逃离这个地方了。或许，这想法并不是现在才产生的，更不是因为偶然间发现杨贵华的“秘密”而产生的，说不定它早就潜伏起来了。我记得，当我带着派遣证，从市里来百节报到的途中，见一路瘠薄的田地和恶相毕露的山体，就有过窒息般的感觉；那时候我以为只有我一个呢，没想到还有八个，正是这八个跟我同样身份同样命运的人，使我忘记了那种感觉。
忘记，并不等于消失。
然而，有什么办法能够逃离呢？考研吧，前面说过，我读书早就读累了，而且对英语考试心存畏惧。念高中的时候，我英语学得很不错，我相信肯定比李冬梅好，高二的时候，我就能读《老人与海》的原版，高考只差两分就得满分，大学前两年学英语，都没听过课，全是吃高中的老本，考分由高到低，低到只有六十多分的时候，英语科就恰到好处地结业了。大学的后两年直到今天，我从未碰过英语，偶尔还记起一个单词，都是听李冬梅朗读的时候回忆起来的。如果下一点苦功，把英语捞起来也不是不可能，可我缺乏那样的决心。
那么，我将在这夹皮沟里把自己打发掉吗？
其实我心里明白，所谓夹皮沟，并不是地域的狭窄，而是人心的狭窄。
这人心，又主要不是指别人的人心，而是自己的人心。
心里明白和勇于面对，还有着很长一段的距离。
我想，如果通矿一中建成后，能及时调进去，不同样能达到目的么？
过了几天，张校长因为什么事，来平房找付昕，他那大嗓门老远就能听见，那时候我正在写毛笔字，将笔放了，出门去西边的过道口等着。没两分钟，张校长过来了，我装着偶然碰见他的样子，向他问好，随后故作惋惜地说：最多再过一年，我们想见张校长都难了。他说，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说，你不是要调到通矿一中去吗？他哈哈笑，不置可否。我漫不经心地问他：那学校规模很大吧？大概招多少学生？他挤了几下眼睛，满有把握地说：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你关心的不是招多少学生，而是招多少教师。我脸上发烧，矢口否认。他说，你也来关心，他也来关心，都走了，我这百节煤矿子弟学校还办不办？但我告诉你，想去通矿一中，你们暂时还没有资格，筹备组有个意见，没有五年从教经验的教师，再能干也不考虑。
这么说来，向张校长探听那件事的，不只我一个。当然，失望的也不只我一个。
我似乎找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可平衡的时间是短暂的，因为我到底不能跟人家比。我说的“人家”，是指刘畅、杨贵华包括姚中庆他们。有天清早，天还没亮明白，我起了床，去旁边的场地上，并没有锻炼身体的意思，只想散散心，主要的时间，都是靠着单杠望天。天上无声无息，四周也无声无息。过了大约一刻钟，我看见刘畅起床了，他屋子里并没开灯，只是人站到屋前的走廊上，东张西望的。不过他没想到这么早就有人到了球场上，目光也就没放那么远。我正要喊他，他却进屋去了。刚进屋，又出来了——但这次出来的，不是他，而是阳霞！
也就是说，阳霞在他那里住了一夜。
我做贼似的，急忙躲起来。
我想，李冬梅也定是跟杨贵华宿在一起，阳霞的妹妹阳青，也肯定跟姚中庆做了鸳鸯。姚中庆挨了那一耳光，在人前消沉了几天，那几天时间里，他基本上没用好看的手指去挑自己卷曲的鬓发；但很快恢复了原状，又跟阳青如胶似漆的；如胶似漆了一阵，脸上再次留下伤痕，伤痕还没消除，两人又蜜一样地亲热。姚中庆就服阳青那包药。
他们都是在生活，而我，却是在混日子。
你不觉得无聊吗？付昕对我说。
我把付昕约到卧牛山上，向她求爱。我说得很真诚的，她却送给我这样一句话。
你不过就是因为寂寞！付昕说，怎么，没人来向你提亲啦？
提亲是有的，只是没有开初那样密集和狂热。这都怪我自己。虽然，我羡慕像刘畅他们那样去生活，可真有人来提亲，我又觉得，如果让我大清早起来，站在走廊上东张西望一阵，之后再偷偷摸摸地放女人走，心里就堵得慌。再想想姚中庆挨耳光的情景，就更对女人没有把握。但我自认为对付昕有把握，虽然我并不喜欢她。我只是欣赏她瘦弱身躯里的那种大气。我缺少的，恰恰就是大气。
这么说来，我去向付昕求爱，要说完全是因为寂寞，有失公平。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啦？付昕又说，挑挑拣拣，实在挑拣不出个好的来，终于想到了我！
她是在污蔑我，可我无以反驳。因为，她的话似乎有正确的一面。
我做出激愤的样子，说付昕，你不答应就算了，别把别人不当人。
付昕笑了，笑得很甜，甚至很幸福，说我哪敢不把你当人哪，只是，我真还没把你当成男子汉。你们这些人……像男子汉的，数来数去，还只有盛东民一个！
这就是说，如果我真心爱她，她是高兴的，可她并不爱我。
她看不起我。
见我脸色难看，她说，一个人真有那么难熬吗？就不会做点别的事吗？你是一个人，我不也是一个人吗？你觉得自己没有朋友，我不同样没有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