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国学必读(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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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章 柳翼谋正史之史料

今之治史学者,罔不以考证史料为要务。盖史料征实,始可从事编纂。然不知史料所自来,仅凭本文以意之,亦不能明其真若伪也。此审查史料之来源,为尤足重也。来源正确,则史料不烦考而信矣。正史者,今人咸目为史料,故先讨其源焉。其名昉于《隋书·经籍志》。《史通》叙正史兼《尚书》《春秋》。《隋志》则以《史记》为始。自《史记》迄《明史》并《新元史》凡二十五种,皆隶于正史。兹先考其前之史料。次及正史之来源。

(一)正史前之史料正史以前之史料,大半为官书,正史亦据之。周代,地方有州史闾史,政府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诸职。其五官所属之史,不下千余人。可不谓多与!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此则专于天子者也。《春秋》即据诸书而成。孔子命弟子求百二十国宝书,其原文多佚。《庄七年经》云:“星如雨。”《公羊传》曰:“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此其遗文之仅见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故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如夏五郭公之类,不妄有所增损。此吾国史家之美德。今人读古史,动辄怀疑,以为此为某某作伪,此为某某增窜。嚣然以求真号于众。不知古人以信为鹄,初未尝造作语言以欺后世。若谓今人始善考史,昔之人皆逞臆妄作,则由未读古书,不详考其来历耳。

(二)一家所撰史书之史料正史,有一家撰者,有众手修者。其取材之源不一。撮其大要,不外见闻二种。众手合修之史,仅及所见,一家之书,则可并书所闻。此二者不同之点也。《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北史》《五代史》均一家言。《后汉书》《三国志》而外,皆有叙述其材料之所自。《史记》言之尤详,盖其所闻亦有二种:有闻之一人者。如下列数例是也:

《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孔文祥曰:周生,汉之儒者。)《赵世家》:“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

《卫将军传》:“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

《樊哙滕列传》:“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陆贾传》:“至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

有闻之多人者:

《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过大梁,三月城坏。’”

《苏秦列传》:“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樗里子甘茂甘罗列传》:“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

《孟尝君列传》:“……问其故?曰:‘孟尝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

《刺客列传》:“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

或指名或否。其见可区为四:有见之书者,包罗最富。或为前世之书:

《太史公自序》:“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

又“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说。”

《五帝本纪》:“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

《夏本纪》:“学者多传《夏小正》云。”

《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

《秦始皇本纪》:“述六石刻辞。”(及贾生《过秦论》。)《三代世表》:“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迄共和为世表。”

《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

《六国表》:“《秦纪》不载日月,因《秦纪》踵《春秋》之后。”

《秦楚之际月表》:“太史公读秦楚之际。”

《乐书》:“太史公曰:‘余读《虞书》。’”

《历书》:“历术甲子篇。”

《天官书》:“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以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社。在齐甘公。楚唐味赵尹皋。魏石申。”

《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

《卫康叔世家》:“余读《世家》言。”

《孔子世家》:“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伯夷列传》:“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隐》:其传盖《韩诗外传》,《吕氏春秋》也。)《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氏春秋》。详哉其言之也!”

《司马穰苴传》:“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

《孙武吴起列传》:“世俗所称道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仲尼弟子列传》:“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

《商君鞅列传》:“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孟子荀卿列传》:“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

《平原君虞卿传》:“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

《屈原贾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大宛列传》:“《禹本纪》言河出昆仑。言九州岛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汉书·司马迁传》:“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大汉。”

或为当代之书:

《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石室金匮之书。”(《索隐》: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不尽并世之书。)《惠景间侯者年表》:“太史公读《列封》。”

《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监定号名。”

《三王世家》:“载霍去病疏及三王策。”

《田儋传》:“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语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

《陆贾传》:“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时之辩士。”

《儒林传》:“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或为天下计书:

《汉书·司马迁传》注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可知史公能罗列千百年之行事,及成《河渠》《平准》《货殖》等传者,实博览之功。后世断代为史,多取材当代官书,然下至野史说部,亦未尝不甄采也。欧阳修得五代时小说一篇,载王凝妻李氏事,杂传以成可以知其所采之广已。

有见其地者:史公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复西征巴蜀以南,北抵北地,履蹑周中国,往往询故老,访求遗闻佚事,流风余韵,入之于编。今犹可考也。

《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

《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见前)《孔子世家》:“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

《伯夷列传》:“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孟尝君传》:“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

《魏公子列传》:“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

《春申君传》:“吾过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屈原贾生列传》:“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

《蒙恬传》:“吾适北地,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

《淮阴侯传》:“余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

《樊郦滕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冢及其素,异哉所闻!”

《龟策传》:“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

有见其人者:

《李将军列传》:“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

《游侠列传》:“吾见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

或未见而得之图像:

《留侯世家》:“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

故描摹曲尽其致,使后之读者悠然想其风采,岂无故也!可不奉为圭臬与!

有见其事者:汉建封禅,塞宣房,征西南夷,史公皆得亲从事,言之尤详尽窍实,有以也!

《封禅书》:“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之。”

《河渠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洛汭,大伾,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确;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韩长孺列传》:“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

史公得之见与闻概如此。刘向扬雄号博极群书,皆许为实录。古人之崇尚翔实,有非后世所能梦想者已!今人固未尝亲履史公所至之地,编翻史公所读之书,又未睹刘向扬雄所校刊讽诵者,徒就一二遗编,毛举细故,斥史公之不经,或他人之作伪,岂不寃哉!《班书》述取材之源,不及《迁史》之详,观其叙传及他篇所录,亦可见其一二:

《汉书叙传》:“况生三子:伯,斿,穉。斿博学有俊材,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穉生彪。彪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固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

《律历志序》:“羲和刘歆等典领条奏,言之最详,故删其伪辞,取正义著于篇。司徒掾班彪曰:‘考观诸儒之议,刘歆博而笃矣!’”

班氏阅书既博。前世器物,亦有亲见之者。

《孝宣赞》:“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闲鲜能及之!”

设未尝即目,安能为此言乎?皇室外戚间事,闻之尤悉。

《孝元赞》(班彪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云云。’”

(应劭曰:外祖金敞也。)

《成纪赞》:“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云云。”

其放怪诞而尚翔实,犹夫史公之恉也。

《东方朔传赞》:“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儿童牧竖,莫不炫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

《西域传叙》:“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其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矣!”

其后李廷寿之作《南北史》,盖承其父大师之学而益广之也。大师尝以宋齐梁陈周隋南北分隔,各以其本国周悉,略于别国,且往往失实,欲改正之。兄恭仁家富书籍,乃恣意披览宋齐魏梁四代之书,颇有编辑,未竣而卒。延寿初在中书,既以家有旧本,且欲追终兄志。其齐梁陈五代旧事所未见,因编纂之暇抄录之。及敕修《晋书》,复得勘究宋齐魏未得之事。褚遂良之修《晋书十志》,延寿亦被召,因遍得披寻。凡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并手自写,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削其烦以编入。此皆延寿所资之史料也。

欧阳修《五代史》亦时书其见闻。以上皆一家史书所取之资料也。

《新五代史·职方考》:“唐之封疆远矣!前史备载,而羁縻寄治虚名之州在其间。五代乱世,文字不完,而时有废者。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详,其可见者具之如谱。”

又《十国世家》:“行密之书,称行密为人云云。”

又《唐明宗本纪》:“余闻长老为予言。”

又《唐臣传》:“呜呼!官失其职久矣!予读《梁宣底》,见敬翔李振为崇政院使。”

又《死节传》:“今《周世宗实录》载刘仁赡降书,盖其副使孙羽等所为也。考其制书,乃知仁赡非降者也!”

(三)众手所修史书之史料众手所修之史,其取材之法,征诸官制,可以知已。一曰起居注与著作之所记。汉武帝有《禁中起居》,后汉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为起居之始。然尚属内官。汉献以后,变为外官!《隋书·经籍志》载《汉献帝起居注》五卷。盖其所记已广于前。以至于宋,其域益广。迄明清而不废。惟时有轻重耳。掌之者立帝座之后,定时日以报,势不敢伪。史官据以撰述,亦莫由伪也!

《文献通考·职官考》:“凡宣徽,客省,四方馆阁门,御前忠佐,引见司制置,进贡,辞谢,游幸,宴会,赐赉,恩泽之事,五日一报,翰林麻制,德音,诏书敕榜,该沿革制置者,门下中书省封册,告命,进奏院四方官吏风俗美恶之奏,礼宾院诸蕃职贡宴劳赐赉之事,并十日一报。吏部文官除拜选调沿革,兵部武臣除授,司封封建,考功谥议行状,户部土贡旌表,州县废置,刑部法令沿革,礼部奏贺祥瑞贡举品式,祠部祭祀画日道释条制,太常雅乐沿革,礼院礼仪制撰,司天风云气候,祥异证验,宗正皇属封建出降宗庙祭享制度,并月终而报。盐铁金谷增耗,度支经费出纳,户部版图升降,咸岁终而报。每季集以送史馆。是岁令审刑院奏覆,有所谕旨可垂戒者,并录送院。”

著作设自六朝,掌缀国录。又有大著作,初之任,必名臣传以献。所以见其叙述之才也,其职与起居注分。要其所记足供史料一也。

一曰时政记。唐长寿中,史官姚奏请撰时政记。《新唐书·艺文志》载《时政记》二十卷。元置时政科,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一曰实录。亦史官所记。唐玄宗一朝实录之多,至二千六百余卷,他可想已。

一曰日历。唐元和中,韦执谊奏史官撰录,其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至为精密。宋代日历之修,必诸司关白,如诏诰政令,则三省必录;兵机边事,枢庭必报;百官之拜罢,刑罚之与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从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匦奏,下至钱谷兵甲,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必随日以录。又虑其出于吏牍,未免讹谬,或一日之差,则后难考定,一事之失,则后难增补,此欧阳子所以虑日历或至遗失,奏请岁终监修。宰相点检修政官日所录事,有隳官失职者罚之。其于日历慎重如此。日历不至遗失,则后日会要之修,取于此;他年实录之修,取于此;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此宋氏之史所以为精确也。元不置日历。天历间,诏修经世大典。明初纂修之士,实录而外,据之以成元史者也。语在《曝书亭集·徐一虁传》。

总之史之修于众手者,必取材于起居注,时政记,实录,日历数者。(外此则有官私之行状。如柳宗元《柳公行状》上之《尚书·考功》,及《段太尉逸事状》上之史馆之类。)今欲考证史料,舍数者而外,其道莫由。京师图书馆尚存《宋太宗实录》八卷(本八十卷。),《明十一朝实录》二百三十一册。予尝欲取《明史帝纪》比而观之,庶有以见其去取之意及其疏密所在。前人之考史者,多只就本史揅索。若赵云崧之《二十二史劄记》,王鸣盛之《十七史商确》,胥是法也。亦有就二史对照者,皆非探源之法。例如明国子监事,《太祖本纪》及《选举志》如《宋史》《金史》所载之事有详有略,则以二书互勘言之均极略。而清《国之监志记》采《明太祖实录》,则详于《明史》。若不旁收远采,安能知其缺略乎?日历实录等外,足资史家者尚众。宋祁录韩柳文入之《唐书》。《元史》取元典章。柯绍忞著《高丽传》,即采于《经世大典·高丽记事》。若此类不可胜数。要之史书无一事无来历。其小有出入,乃一时之疏,非故意以误后人,不得执一以疑其百也。今不务考其本源,而凭空言出私见,冀以补其遗而正其讹,吾不知其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