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曾撰写《端午考》、《端午节的历史教育》，指出：这个节日并不是始于纪念屈原，因为这方面“最早的记载也只在六朝”。而实际上它被当成节日却很早，“远在屈原以前”。他认为，“端午节最主要的两个节目无疑是竞渡和吃粽子”，而它们则“都与龙有关”。所以判定其为“图腾的节日”、“龙的节日”。赛龙舟只不过“是祭仪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
的确，端午节的起源很早。不过，最初也许并非为“龙的节日”，端午的“五”也非和龙有关的“神圣个数”，而是恰好相反，人们认为它是个不吉利的日子，所以后来才借助图腾的帮助，变成了它的“节日”。《风俗通义》载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定是久已形成的观念。孟尝君是五月初五生的，父亲就要把他扔掉。南朝宋王也是这天生的，祖父给他取名“镇恶”。《荆楚岁时记》说，这天“多禁，忌曝床荐，及忌盖屋”。可见是个不祥的日子。不仅如此，“五月俗称恶月”，都不吉利，当然，无“神圣”可言。至今荆州一带，人们还是说：“五黄六月是凶月”，真是根深蒂固，千古未变。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五月，天气转热，害虫孳生，疾病开始流行。古人为了战胜这些自然灾害，不外采取两方面的行动：一是在物质上不断寻求医药，摸索防治办法。《大戴礼记·夏小正》说：“蓄兰为沐浴也。”它是这方面的最早的记载，也许和端午节的起源有关。《荆楚岁时记》说：端午节“采杂药”；“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它们一脉相承。如今的端午节，民间大都插艾；吃大蒜，吃五黄——黄瓜、黄鳝、黄鱼、黄桃、雄黄，或喝雄黄酒；穿五毒衣，带香囊，取夜露或捉癞蛤蟆作为药物治病；用黄烟爆竹薰居住环境等，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再就是在精神上寻求支持和保护。通过龙舟竞渡以灾驱疫就是这方面的重要行动。闻一多先生认为，它“应说是史前图腾社会的遗俗”。说得对。不过，最初这一活动未必是在特定的端午节进行，换句话说，它是为了禳灾驱疫，后来才和端午节结合一起，统一了起来，就像更后来和纪念屈原结合在一起，统一了起来一样。这一点从大量的地方志记载中可以得到印证。《湖南通志》引《风土记》说：“濒江诸庙皆有船。四月中择吉下水，击画鼓，集人歌以之，至端午，罢。其实，竞渡也而以禳灾。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际设神盘以祭神；为酒肉以犒鼓者。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送瘟实为竞渡之古义，泛草船的活动，不久以前在屈原的故乡秭归一带还有，办法是，用草把子连接成筏，上边是蔑札纸糊的船形和两个小人：一为艄公，一为舵手。在隆重做斋以后，放船入水。据说，这样可以赶走肤（皮炎）、麻（天花）、痘（水痘）、疹（麻疹）。这一活动尽管是在三月三举行，但却可能是非常古老的送瘟形式，后来才和端午节龙舟竞渡结合在一起了。其实，竞渡这类活动也并不限于五月初五和水上。湖北各地大都有三个端阳节：初五为小端阳（头端阳）、十五为中端阳（大端阳）、二十五为末端阳（尾端阳）。三个端阳节都有同样的活动，实为对于灾疫的连续进攻，从而也说明了五月确是凶月，“五”确是个“凶数”。《沔阳州志》说：当地以十八日为大端阳，当天“以木雕五色龙，首尾天矫如船形；中以绢画神将像，盛鼓乐，杂彩色纸标，遍巡于市。神各一船，船至，香楮爆竹饯之，谓之送瘟船，出南城外焚之”。黄冈县团风镇一带，以十五为大端阳，当天抬竹扎纸糊龙船游街，船上立两块牌子，分写“收瘟”，“摄毒”字样。同时还有人扮张天师，不断作收五毒状，沿途群众则纷纷朝纸船撒米和茶叶，象征驱五毒。这一活动持续到二十日，才把船烧掉。《孝感县志》引俗话说：“不打瘟船，人多疫病。”一语道破了龙船的作用。《长沙县志》的说法不同：“坊市造龙船竞渡夺标，俗以为禳灾，实吊屈原之遗意也。”否！俗说反映的是古老传统，而雅说则是后来附会的，它把本末颠倒了。
粽子出现的很早。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粽，芦叶裹米也。”晋初周处《风土记》：“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夏至啖之。”东晋初范汪《祠制》：“仲夏荐角黍。”这些记载虽未说明粽子的特定含义，但从浓灰汁可以杀菌这一点看，它大概和驱疫有关。
总之，端午节本来是禳灾驱疫和采药治病的节日，这才是它的主要节目。而龙舟竞渡和吃粽子，原来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当然。作为图腾，也就是保护神被请将出来，人们也要敬它、祭它，同时还要防范它，如向水里丢粽子让它吃，以免它伤害屈原。不过，至少说它们不是比前者更为重要的节目，也主要不是“娱乐节目”。无疑，端午节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从古至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献记载有限，难以考证。好在遗失可求诸野，民俗为活化石。大量有关材料似乎给我们提供了破译端午节古代形态的若干密码，不妨把它们看做对于闻一多先生所作考证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