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知道爸爸在祖母面前命令他结婚的理由。余家那一辈，只剩下他们两个了。
叔叔感激地看着我的爸爸妈妈。他的感激，倒不是因为要他结婚，而是因为可以去做他想做的重要事情了。
他受姑妈的影响，思想也倾向于社会革命，此刻他要完成自己的学业，然后准备悄悄地离开上海，到苏北或安徽参加革命，做一名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革命者。
于是，表妹就到了我家。学会说话后，叫我的爸爸为“舅舅”，叫我的妈妈为“舅妈”。这是爸爸、妈妈的意思，总希望她找到自己的亲爸爸。后来打听到她的亲爸爸已在东北的丹东市定居并结婚，也生了不少孩子，她如果过去，反而彼此不便，就彻底成了我家一分子。
我又有了三个弟弟，家境立即变得十分拮据，但爸爸、妈妈和祖母都心照不宣，再困难也要把表妹放在特殊重要的位置上。
叔叔果真下决心去了安徽，可惜已经解放，不再有烽火硝烟中的英雄乐章。他叹了一口气，先参加了土地改革，再参加治理淮河，深感那里的贫困，决定不回上海了，选了一家新四军留下的蚌埠东海烟厂，做了一名技术人员。
一直没有结婚，他似乎一直记着当初的誓言，努力把结婚延后。他总想着塞点钱给爸爸，爸爸用手一挡：“你还要结婚！”
6祖母无名。
只知道她姓毛，嫁给我祖父后就不再有自己的名字，成了“余毛氏”。我估计连大大咧咧的祖父也未必记得他妻子曾经有过的名字。
她比毛泽东主席大一岁，应该算是同龄人。近来有历史学家考证，毛泽东的祖辈也是从浙东到湖南去的，与蒋介石先生的原配夫人，也即蒋经国先生的母亲毛福梅女士属于同宗。这事情细想起来有点好玩，所以人们也就不去细想。我祖母显然出自浙东毛家，是否与谁同宗，也不细想了。只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处处需要登记名字，登记人员写下一个“毛”字后用目光询问她，她说：“你随便写一个吧。”
登记人员是个年轻的姑娘，这样的事情在当地妇女间已经遇到不止一起，也就不假思索地随手写下两个字。祖母不参加社会活动，因此也不太用得着这个连她自己也记不住的假名。
那就是说，余家艰难的传代事业，竟然是这位谁也不知其名的老太太完成的！
我小时候曾和弟弟一起，天天做着为祖母猜名的游戏。那时祖母非常需要我们为她敲背，我到长大后才知道，这个腰背曾经负担过多大的重量，而小小的拳头又究竟能解除多少渗透在筋骨深处的酸痛？我们总是先在拳数上与她讨价还价，然后便开始猜名。她的真名肯定问不出来了，那我们就干脆把这一带妇女的常用名报个遍，一拳报一个，心想她总会有可能在听到某个名字后失声答应，或表情有异。
但是，排列组合不知多少遍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她从来没有答应过。
我想一定已经被我们叫到过了，至少很多次叫着了谐音和近音，而她却永远如六朝之山，巍然不动。
后来我们想出一个狠招，随口叫一个我们都不喜欢的名字强安给她，让她恶心，然后不得不说出真名。强安给她的名字叫“素娥”，半俗半雅的不大是味道，便连着叫。叫了十天半月，她只是微笑，不答应也不推拒。
7
那天我们又叫了几声，窗外传来一个响亮的男中音“谁是素娥？”原来是外公来了。
祖母立即站起身，招呼一声：“外公来了，快坐！”便扬头叫楼上的妈妈下来。
祖母和外公总有一点客客气气的隔阂，一见面，关于“素娥”一个不再问，一个不再答。祖母听到妈妈下楼梯的声音，就转身到灶间煮茶去了。
两位老人的隔阂，不是出于直接原因，而是出于背景。与一个富贵之家结亲，按照祖母的性格，既不会激动，也不会害怕。她惟一担心的是余家在整个典仪中，由于她掌持不当而丢份。因此她从儿子订婚到结婚的两年多时间里，密切关注朱家动态，来调整余家的动作。
祖母能读懂朱家的每一个生活细节，因为她也是从一个有头有脸的家庭走出。但现在要来平等对应却已经非常困难，她只能勉为其难。
在这整个过程中，外公没有任何不妥的言行，却在毫无知觉中成了祖母心中的对手。
其实也正是在这种关注中，祖母了解了朱家的伤痛。这是一个处于迅速败落过程中的门庭，在祖母看来，外公本人有重大责任。外公不惯艰苦，不知奋斗，只知在笔墨娱乐中优哉游哉，好好一副家业已经坐吃山空。这是祖母看不起的。
她自己正在危境中抱扶起全家，而外公却在糊里糊涂中把全家推入危境。对此，祖母只能暗自跺脚。
她有太多拯救朱家的方案，明天就可实施，但她又明白，自己没有发言权。
在我看来，这是两个“大人物”的相遇。两人背后各有一个大家庭，一个是来了结的，一个是来支撑的。一个天天叹息着“昔日韶华不再”，一个天天默诵着“天无绝人之路”。
他们的父亲，都是十九世纪后期的勇敢闯荡者，由浙东农民而成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上海人。谁知才过一代，这部历史的线头又回到了家乡。
外公在吱吱发响的竹椅上刚坐下就摸出了烟盒，祖母瞟一眼就说“您还在抽美丽牌？那是五卅运动后打造的爱国牌子，我家老头也参加了……”
“只是盒子，乡下买不到好烟。”其实不是买不到，而是他已经买不起。
他端起妈妈刚给他筛下的黄酒，移近鼻子一闻，说：“这酒我喝淡了，丰子恺最喜欢。”
他从不客气。
祖母等他走后会对妈妈说笑一句：“都这步田地了，还丰子恺！”
8
两位老人关系的进一步融洽，是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
土改，在结束了多年战乱的土地上实行了一次财产再分配，给万千村落带来了巨大的兴奋。但这件事在操作的时候，不是像有些国家和地区那样采取温和、理性的方法，而是顺着革命和战争的浩大声势，判定地主是“敌人”，让贫苦农民来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据说有些地方做得非常过头，但在我们家乡却比较平稳。
我外公被划为地主，这使大家感到奇怪。因为他为筹措两个女儿的嫁妆已卖掉最后的十一亩地，现在只剩下十八坛黄酒。如果要名副其实，应该划为“酒主”，但土改中没有这个名头，只得以“地主”相代。
按说即使十一亩土地还在，也划不成地主，只不过外公家从宅第、门庭到生活方式都太贵气了，比乡间真正的地主还堂皇百倍，划上也不冤枉。土改工作队商量了很久，决定在地主之前再加两字，叫做“破产地主”，然后再分了几亩很远的海边地给他，让他参加劳动。
对这一切外公都很满意，不满意的只是“破产”两字，觉得晦气。他与工作队商量，能不能再改一个字，改成“无产地主”，理由是“无”比“破”更彻底，却在字面上好看一点。
他压根儿不知道有光荣的“无产阶级”这一说，工作队里的年轻人本想笑出声来，后来一想他很有文化，便怀疑他是讽刺，训斥了他一通。
既然在运动之中被划成了地主，那总该像敌人一样被批斗一下。外公的家由农会作了“封闭式隔离”。大门关上，门口贴一份隔离通告，还派一个农民看守着，不准随意进出。
这下祖母急了，他们吃什么呢？而且她估计，外公想不出任何办法。她自己则是危机处理专家，越是遇到麻烦勇气越大。
她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给我妈妈下达两项指示：第一，中午就由我妈妈拿着红提桶去给外公家送饭。“关监狱还准送牢饭，你把提桶交给看守的农民，他不敢拒绝”；第二，立即写信给安徽的叔叔，让他开一张证明出来，证明自己也是土改工作队员，这样我家就成了工作队员的家属，更容易解救外公。
事情比祖母预料的还简单，工作队由妈妈送饭的事想到了政策，居然很快撤消了封闭。只是勒令外公外婆，不能继续养尊处优，必须在路边河滩参加一些公益劳动，例如拔草。
那天听到，不仅外公，而且连外婆也蹲在我家后门不远处拔草了，祖母显得有点慌乱。不是由于外公，而是由于外婆。
我说过外婆虽是我妈妈的后母，却与我妈妈极其投合，每次妈妈去，母女俩都避过外公，在楼上轻声嘀咕半天。但她从不出门，因此只在爸爸、妈妈的婚礼上与祖母见过一面。今天她以“地主婆”的身份到我家后门拔草，对祖母而言，无异于国使来访。
祖母一手提着一把小椅子，一手绞着一把热毛巾一颠一颠地走到外婆跟前，把外婆按在小椅子上，然后抖开热毛巾塞过去。这时妈妈也跟了上来，祖母吩咐妈妈，陪外婆一起拔草。
外婆想阻止又不知说什么话，只一味慌乱地喊着“阿嫂……阿嫂……”
9
爸爸每次回乡探亲，总要到朱家村看看外公、外婆。
爸爸总觉得，外公如果不从上海回到乡下就好了。新政权在大城市里行事比较谨慎、谦和，外公的两个弟弟作为资本家在上海受到礼遇，外公虽然已经没有财产也只能算作一个“待业职员”，哪里会划为“破产地主”？
但是爸爸又知道，这事与自己的婚姻有关。为嫁女而陷于贫困的外公，待在上海更加狼狈。当然也可投靠大女儿，我的姨妈，但姨妈闲话多，爱指点，老人不会舒心。几个儿子自己也都没有安定，只能指望老实、善良的小女儿照顾了，而小女儿又到了乡下。爸爸觉得自己作为小女婿没有出息，无法在上海安顿妻子，结果也牵累了岳父。
外公每次听爸爸这么抱歉地支支吾吾，总是朗声一笑：“在上海能留几年？我家坟山在这里，迟早得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