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后来几次去台湾，却让我有点伤感。文化气氛被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对峙所冲淡，很多杰出的文化人不是政治化了，就是找不见了。这就是说，文化还在，却已不成为公众共享的强大结构。其实，政治争逐再响亮也是一时的、局部的，如果没有全民文化素养的制衡，什么坏事都会发生。中国大陆的“文革”之所以能够发生，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因为早已经把很多最基本的文化“革”掉了，还嫌不够，再“革”一次，结果只能社会失控，一片混乱。台湾万不能把自己好不容易在灾难岁月保存下来的最值得珍惜的东西丢弃了。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旅行者的粗浅感想。
《文化苦旅》跨地域的持续畅销给了我一种信心，决定把已经开始的考察和写作的实验继续向前推进，甚至推到边缘状态。
一般说来，一旦拥有了大量读者，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担心，怕任何新的尝试会使老读者不习惯，结果走向了保守和停滞。我的内心正好相反，把拥有读者当作了非前进不可的责任。这就像在一个庞大的集会中我说了一番话全场安静，大家都以期待的眼光看着我，我是顺着刚才受欢迎的语势说下去，还是趁机更换一个更重要的话题？我选择了后者。
我知道，生在现今，世事纷杂，人事烦忙，要让世界各华人社区里的读书人，特别是海峡两边的读书人，都比较愿意读某个人的书，这种情形不多了。我既然碰巧成了这个人，那么，也就承担了一种话语使命。
中华文化本来就具有比舞龙舞狮、唐装茶餐更厚重的分量，因此很需要有人来讲述。但是，对于那些特别深奥、尖锐的部分，也能进行社会性讲述吗？
5
这便是《山居笔记》的写作。
与《文化苦旅》的随机写作不同，《山居笔记》是对一些重大课题的有意考察。为了一个课题，我会连续去很多地方，也会反复去一个地方。来来去去，风尘仆仆，都是为了某一篇文章。
由于每个课题都很大，考察到一定的时候还要找一个完全不受干扰的地方思考和写作。那个地方，就是香港中文大学。该校英文系有一个学者交流计划，陆润棠先生邀请我，并让我定期讲点课，我就利用了。这所大学在山上，我住在东侧一座叫曙光楼的研究生宿舍楼里，这楼设备比较简单，每个房间里有电话，却没有一张像样的写字台，也没有单独的卫生设备，吃饭更不方便。但安静倒是充分的，这就够了。
更让我满意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
本来，同是研究中国文化，大陆和台湾彼此隔绝，无法成果共享，而香港则比较公平地保存了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欧美各国的汉学研究刊物，香港汇集较齐，至少远远超过内地的各大图书馆。这也正是我以前每次去香港必定把主要时间花在图书馆里的原因。这次在香港中文大学要工作半年，时间比较充裕，读书更加仔细，结果发现更值得我关注的是海外汉学界。
如果说，长年的实地考察是我写作《山居笔记》的第一关键，那么，第二关键就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里的天天研读。这是我在“文革”灾难时期躲在奉化半山苦读《四部备要》、《四部丛刊》、《万有文库》，以及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在上海十三平方米的小屋里苦读西方经典之后的第三次苦读。
我曾在《山居笔记》的“新版自序”里写到这第三次苦读的情景：
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在考察的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那么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们毕竟避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的时间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宏观性上远超乾嘉学派的考据水平。
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学术成果十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然一些专著流传到大陆，仍然不易见到那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具体研究。海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尾记》“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资料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
说实在的，中国大陆的人文学术界并不缺少刻苦精神，但由于长期受“左倾”意识形态的束缚，又由于政治运动占去了大块时间，更没有正常的学术讨论风气，因此无论在学术观念还是在学术方法上都离科学性、国际性、现代性甚远，实在没有多少可以沾沾自喜的道理。这也就使得余英时、黄仁宇、周策纵、饶宗颐、杜维明、唐德刚、许倬云等等长期身处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有了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格局和大家风范。这是继梁启超、胡适、王国维之后，中国文化研究的又一次国际化跃升。据说直到今天，大陆学术界不少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还是对他们不以为然，真是可惜了。当然在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人员中，也有少数人一直固守着当年写学位论文时的琐碎和狭窄，小题大做，玩弄概念，却强撑着名校架势，四处炫耀，这是难免的，智者自会辨识汰洗。但总的来说，几十年来海外汉学界的艰辛探索，从一个方面开辟了我们在新时期继续思考的学术基地。
他们是我的又一批重要师长，尽管我早已不是做学生的年龄。我也有强过他们的地方，那就是，我承受过很多他们没有承受过的苦难，考察过很多他们没有考察过的废墟；还有，我可能比他们中的大多数，更熟悉文学实践和艺术实践，因此也拥有较多的读者。
于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曙光楼，《山居笔记》的写作开始了。
这本书乍一看还是由题材各异的十余个散篇组成，其实蕴含着比较完整的两大主题。
第一主题：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
第二主题：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宿。
大体来说，全书的上半部分归属第一主题，下半部分归属第二主题。
中国文化从来离不开社会灾难。我借清初和清末的民族主义激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思维灾难，借东北的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借渤海国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借苏东坡的遭遇来讨论社会灾难与个体人格的关系；借岳麓书院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愚昧的灾难，借山西商人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来救助贫困的灾难。
正因为灾难，文化更具备了寻找精神归宿的迫切者性。我借自己的家乡来讨论狭义的精神家园，借海南岛来讨论广义的精神家园借科举制度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官场化、世俗化过程中的变异，借魏晋名士来讨论精神家园在反官场、反世俗方面的固守。
最后，我通过对小人的研究接通了以上两大主题：缺少精神归宿，正是造成各种社会灾难的主因。因此，最大的灾难是小人灾难，最大的废墟是人格废墟。
每篇文章都很长，平均花费四五十个完整的工作日。整整两年，天天精神恍惚，如痴如呆，彻底沉陷在一个个如此重大的话题中。几乎断绝社会交往，连写作过程中的考察也蹑手蹑脚，不事声张。
整个过程，使我对中国大地的很多块面，更加亲密了。就像开启《文化苦旅》的是西北高原，开启《山居笔记》的则是东北平原。我是那样地喜欢北方，北方似乎也比较喜欢我，东北一家餐厅竟以“山居笔记”作为店名。尤其在经历了近十几年的“围猎”灾难后，发现千万支射向我的乱箭中居然没有一支来自西北和东北这两个骑射之地，更是感慨不已。我一次次抬起头来遥望那壮阔而纯净的原野。
有些地方，因我写作《抱愧山西》、《千年庭院》等文章而建立了更加友好的关系，连当地路人见到我都会一次次表示感谢。但这种情况可能有点得罪某些当地文人了，多年来状况不断。例如现在全国各省几乎都已不想再听那些早已讲烂了的陈年谣言，只有一个省还在不断地隆重刊出，这个省，怎么会是我亲爱的山西呢？对于来自山西的一切，我都不会辩驳一句，但还是未免痛心。突然收到一份从山西寄来的报纸，赫然一个标题是《山西不应该对不起余秋雨》，我没读正文就已经泪流满面。
谢谢，山西。
6
那么艰深的课题，那么庞大冗长的篇幅，那么陌生的史料，我估计《山居笔记》读者面应该缩小为《文化苦旅》的三分之一，或者更少一些，这是我比较乐观的内心预期。
谁知，结果比《文化苦旅》更轰动，广大读者都一期期地等待着我从“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宿”这两大主题间的一个个具体话题。《收获》逐篇发表后，多种杂志跟着转载，《新华月刊》就转载了一大半。台湾传来消息，“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又授予了这本书，而且在几十位评委投票中名列第一。在马来西亚，我也因这本书而被读者投票选为“最受欢迎的华文作家”。
让我感动的是，九十多岁的巴金老人当时已经卧病在床，不便写作和阅读了，但他坚持要让看护人员在每期《收获》出版时，在床边朗读正在连载的《山居笔记》。每一篇文章都那么长，他一篇也没有漏掉，不管在上海还是在杭州，不管病轻了还是病重了，他总在听，听得很仔细。这是我到华东医院看病时他的一位看护人员陆先生告诉我的。我当时就想，这样一来，我写的字字句句都成了与这位世纪老人的隆重对话。
我又一次感到，在今天，不管在多深的层面上讲述中华文化，只要诚恳，都会有很多人倾听，不仅海内，而且海外。
这中间，显然已经传递出一种我们一时还无法完全解读的重要信号。
从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开始，越来越多的海外文化机构邀请我去演讲世纪之交的中华文化。经常与我一起演讲的，有杜维明、许倬云、高希均、陈瑞献等先生。白先勇先生更是一再希望我以更完整的规模向当代海内外民众描诉中华文化，因为他已判定中华文化会在二〇二〇年左右复兴，否则也就失去了复兴的机会。
但是，我惭愧地发现，大家都是因为我对中华文化的实地考察而倾听我，但我显然还不具备充分的发言权。道理很明白，有关中国文化的一切重大话题，都与世界文化有关，但我对世界文化的讲述内容主要还是来自书面，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实地考察。
我，有没有可能在有生之年对这个缺憾有所弥补？
这需要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