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厚父亲石碏本是卫桓公重臣，因不满卫州吁的所作所为，告老还乡。今见石厚来问，便说：“诸侯即位应得周王的同意，如果周王答应了，还有什么说的。”石厚问：“怎样才能得到周王同意呢？”石碏答道：“陈桓公得宠于周王，又和我们相处得很好，如果你们能够得到陈桓公帮助，在周王面前说几句好话，周王一定会答应的。”石厚把他父亲的话转告州吁，两人大喜，立即带些礼物到陈国去。
石碏也写了一封信，暗地里派人送给陈桓公，大意说：卫国不幸，出了祸国殃民的乱臣，这都应由州吁和石厚两人负责。我年老了，无力处治他们，只好想办法让他们上贵国，请你本着正义，惩治他们，为卫国除害。
州吁和石厚一到陈国，就被陈桓公逮捕了。陈桓公派人到卫国问如何处置这两个人，卫国派右宰丑赴陈国杀了州吁。对于石厚，大家为了讨好石碏，都主张从轻处治。但石碏说：“小子不忠不义，留下他又有什么用。”立即派管家孺羊肩到陈国把石厚杀了。石碏以国家之大义灭父子之私亲的做法，得到后世人的称赞。
多行不义必自毙
“多行不义必自毙”意思是说，一个人坏事干多了，一定会自取灭亡。
此典出自《左传·隐公元年》：“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春秋时期，郑国君主郑庄公有个弟弟，名叫共叔段，他深得母亲姜氏的宠爱。
姜氏为他向庄公讨封京地，庄公答应了，为此共叔段就在京地修起都城，自己住在那里，人们称他为京城太叔。
共叔段与母亲姜氏一起密谋，想除掉庄公，自立君主。为了积蓄力量，共叔段把京地的都城修筑得很大，并且招来许多人。
郑国的大夫祭仲看到这种情况，便告诉了庄公说：“依照先王的制度，大的都城不能超过国城的三分之一，中的都城不能超过国城的五分之一，小的都城不能超过国城的九分之一。因为都城超过了三百方丈，便是国家的隐患。如今京城的都城修筑已经不合法度了，我觉得这对你非常不利。”
庄公很为难地说：“这是母亲姜氏的意愿，我怎样才能避免这种祸害呢？”
祭仲说道：“姜氏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不如趁早设法不让他滋长蔓延。蔓草尚难除掉，况且是你所宠爱的弟弟呢？”
“他既然多做不义的事情，就一定会自取灭亡。你就等着瞧吧！”庄公没有听祭仲的话。
不久，共叔段把京地西边与北边的百姓，都召过来归他管理。 接着又占据了那里的土地。大臣们看到这种形势，都劝庄公早点除掉共叔段，不然就很危险了。庄公还是那句老话：“他的行为很不义，一定没有人与他亲近，地方越多越有失败的危险，将来他必定会吃苦头的。”
共叔段胆子越来越大，他修好了城墙以后，又扩大了军队，制造了兵器，准备进攻郑国的都城。姜氏也秘密与他策划，作为内应，企图一举获胜。
可是共叔段与姜氏的计谋，庄公都看在眼里了。他得到了共叔段叛乱的消息以后，便下令攻打京地，他派二百乘兵车包围了京城，京城内部的士兵也反叛过来，袭击共叔段。共叔段遭到惨败，只得逃之夭夭。
罚不当罪
“罚不当罪”这个典故比喻处罚和所犯的罪行不相称。
此典出自《荀子·正论》：“夫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
《正论》，是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况批驳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种种论调，为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制造舆论的政治论文。
在文章中，荀况批判了孟轲的“仁政”
思想，反驳了“教化万能”和“治古无肉刑”的谬论，认为“治则刑重，乱则刑轻”。荀况指出：世俗（指社会上一般习俗）者说，古代太平的时代，废除了肉刑，只用象征性的刑罚。难道太平的时代就应该是这样的吗？不，如果人们本来就没有犯罪，不但不用肉刑，并且象征性的刑罚也可以不用。如果人们犯了罪，却用很轻的刑来处罚，就会使杀人的不偿命，伤人的不受刑。用刑罚处治犯人的目的，就在于禁止暴行，反对作恶，同时警戒以后发生类似的罪行。杀人的人不被处死，伤人的人不被判刑，这叫纵容暴行。如果宽容犯罪的人，就无法反对罪恶了。因此象征性的用刑，并不产生于古代安定的时代，而是产生于当今混乱的时代。如果赏罚的事情有一件处理得不恰当，就会引起混乱。
奉公守法
“奉公守法”这个典故比喻遵守国家规定的法令制度。
此典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疆（强），国疆则赵固。”
战国时，赵国有一个叫赵奢的人，做过田部吏（主管土地、租税等的官）。因为他善于用兵，后来当了赵国的大将。在秦赵交战时，他曾率军大破秦军。因功被封为马服君。
在赵奢当田部吏的时候，有一次征收租税，平原君赵胜（赵国的贵族，赵惠文王的弟弟）家不愿意交租税，赵奢依法杀了在平原君手下为虎作伥的九个打手。
平原君大怒，要杀掉赵奢。赵奢毫不畏惧，他对平原君说：“你身为赵国的贵公子，纵容家人抗租不交，这是无视国家法律的行为。国家的法律削弱了，国家就要衰败，国家衰败了，各国诸侯就会出兵攻赵，各国诸侯出兵攻赵，我们赵国就要灭亡了。
到那时，你还能有现在的荣华富贵吗？以你这样的权势和地位，如果能够奉公守法，那么上上下下都会敬佩你，从而使国家强盛，人民安定，希望你能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平原君听了赵奢的这番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就禀报了赵王说赵奢是一个很贤明的大臣，赵奢也因此得到了赵王的进一步重用。
奉令承教
“奉令承教”指遵从命令。
此典出自《史记·乐毅列传》：“臣窃不自如，自以为奉令承教，可幸无罪，故受命而不辞。”
战国时，燕国有一个大将叫乐毅，中山国灵寿（今属河北）人，是燕国著名的大将乐羊的后代，祖上世代为将。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乐毅率军打败齐国，先后攻下七十多座城池，因为有功被封于昌国（今山东淄博东南），号昌国君。
乐毅率军攻破齐国以后，将齐军孤守的莒城和即墨两座城整整围困了三年，并想以收服人心的办法，攻占这两座城。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了，燕惠王即位。
齐将田单施用了反间计，导致燕惠王用大将骑劫代替了乐毅，乐毅担心回国后会被燕惠王杀掉，便逃到赵国。
骑劫取代了乐毅以后，完全改变了乐毅的战略方针，准备一举攻下即墨。但事与愿违，反而被田单用“火牛阵”打败，齐军一举收复了七十多座城池。骑劫大败以后，燕惠王又想起了乐毅，便写了一封信，请乐毅回来。乐毅给燕惠王回了一封信，说明他不能回来。信中写道：
贤圣之君不以爵禄私自赏给亲信的人，而是有功者赏。能胜任某种职务的，就使他担任某种官职。先王（指燕昭王）待我恩情很深，重用封为亚卿。我也认为，只要遵从命令，尽心尽职，便可报答先王了，因此欣然接受了先王的重托并已完成了。
我和先王的交情已是有始有终了，还是不回燕国为好。
燕惠王见请不回乐毅，非常后悔自己当初的草率行为，就把乐毅的儿子乐闲封为昌国君。后来，乐毅死在了赵国。
格杀勿论
“格杀勿论”指在捉人的时候，由于被捕者抗拒而引起搏斗，捕人者打死了抗拒者可以不按杀人论罪。
也指把行凶或违反禁令的人当场打死，而不以杀人论罪。
此典出自《后汉书·董宣传》：“叱奴下车，因格杀之。”
东汉初年，洛阳令董宣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有一次，汉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家奴杀了人，但这个家奴却依仗着湖阳公主的势力，逍遥法外。董宣决定对这个家奴依法惩处。一天，这个家奴跟随湖阳公主外出，董宣知道后，立即带人前去捉拿。赶到公主的车驾旁边，董宣上前勒住马缰绳，当面指出公主窝藏杀人罪犯是不正确的，同时大声斥骂那个杀人凶手，并让衙役把他拉下车来，当场杀死了。
董宣杀了公主的家奴，公主在皇帝面前告了他。刘秀立即召董宣进宫，并让内侍拿着鞭子要当着公主的面责打他。董宣说：“没必要打，让我把话说完，我情愿一死。陛下是中兴之王，一向注重德行。如今纵容公主的奴仆乱杀无辜，还能够治理天下吗？没必要打我，我自杀就行了。”说着，董宣挺着脑袋向柱子上撞去，头都撞破了。汉光武帝叫内侍把董宣拉住，说：“你向公主磕个头，道个歉吧！”谁知董宣宁肯杀头，不肯低头。光武帝非常佩服董宣的刚直不阿，笑着把他送出宫去，并赏了他三十万钱。从此，董宣不怕豪门贵族的举动震动了洛阳，人们都称他为“强项令”。
画地为牢
“画地为牢”比喻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
此典出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故土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
西汉时，李陵战败投降匈奴，汉武帝非常恼怒。大臣中原来赞颂李陵士气旺盛的人，见此情况都反过来责骂李陵。唯独司马迁对李陵持有不同看法，他直爽地向汉武帝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和李陵素来没有什么交情，各走各的路，但我看他的为人，很讲交情、很讲义气、恭敬俭朴。他常常想“奋不顾身”以殉国家的急难，确有国士的风骨。如今李陵出了问题，大家都全盘否定他，我实在想不通。这次，李陵只带五千步兵，深入敌境，竭尽全力地杀杀敌，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与单于打仗十多天，杀敌之数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杀得匈奴全都恐惧不已。匈奴单于在这种情况下，动员全国军事力量，共同攻击李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李陵辗转战斗，拼死鏖战，最后因箭射完了，粮食吃光了，归路被切断了，士兵很多伤亡了，才被迫停止战斗。他的投降实在处于迫不得已，他不是真投降，而是想等待有利时机报答国家。司马迁最后还说，李陵的功劳也可以抵补他战败的罪过。武帝听了司马迁的话，大发雷霆，立即把司马迁关进了监狱。而廷尉杜周为了讨好武帝，对司马迁施行了当时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
司马迁因身体和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内心极为痛苦，很想一死了之。但他冷静一想，如果真的死去，在达官贵人的眼中，也不过像“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那样死了不但得不到同情，反而让天下人耻笑。他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什么要轻易了结自己的生命呢？至于人身受到侮辱，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事。他想到猛虎在深山里为王时，百兽见了都非常害怕，一旦被关进槛圈坑阱之中，也只得向人摇尾乞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如今我已被关进了监牢，有什么办法呢？历史上的王侯将相，如文王、李斯、韩信、魏其都受过侮辱，何况我们这些人呢！因此他决定坚强地活下去，忍受奇耻大辱，效法文王、屈原、左丘、孙子等人，在自己剩下的岁月里从事著述。由于艰苦、顽强地努力，他终于写成了《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
居官守法
“居官守法”指为官谨慎，奉公守法。
此典出自《史记·商君列传》：“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
战国时，秦国国君秦孝公打算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即将实行的新法将大大提高农民和将士的地位，对秦国在当时称霸于其他诸侯国十分有利。但是，新法又威胁到了贵族和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的利益，因此变法之前就遭到了一些权贵们的反对，弄得秦孝公左右为难。有一天，秦孝公让大臣们端庄变法的事。大夫甘龙和杜挚极力反对变法。他们认为，风俗习惯不能改，古代的制度不能变，否则就会使大家不习惯，国家就会灭亡。
面对这些人的反对，商鞅据理力争。
他说：甘龙的话，是世俗之言。一般的人安于现状，学者们沉溺于自己的所见所闻。
这些人如果让他们当官谨守成法（居官守法）还可以，如果和他们谈论成法以外的事，他们就会一窍不通。古代的制度也许只适合古人的需要，但后来制度都变了，以前的制度也就没有了。成汤和武王改革了古代制度，却复兴了国家。所以，古代应用古人的制度，今人应用今人的制度。要想国家强盛，就得改革制度，实行变法。死守着古代的旧俗不变，就会亡国。
秦孝公非常同意商鞅的意见，便拜他为左庶长，于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实行了变法。
马首是瞻
这个典故比喻服从某一个人的指挥或乐于追随某一个人。常写作“唯……马首是瞻”。
此典出自《左传·襄公十四年》：“荀偃令曰：
‘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
春秋时期，秦、晋两国虽有联姻，但为了各自的利益，却经常相互争斗。公元前558年夏天，晋悼公派元帅荀偃和栾黡（yǎn演）率鲁、莒、郑、卫等国军队攻打秦国。军队到达泾水，诸侯的部队不愿意过河。晋国大夫叔向朝见鲁卿叔孙豹，并决定由叔向去准备船只。叔孙豹念了《匏有苦叶》这首诗中的一段，进行了动员。
后来，鲁国、莒国的军队首先渡河。郑国的子蟜进见卫国的北宫懿子说：“亲附别人而自己不坚决，没有比这个更令人厌恶了，把国家置于何地？”懿子很高兴，于是两人去见诸侯的军队，劝他们渡河。军队渡过泾水以后，秦国人在泾水上游放了毒物，诸侯的士兵死了很多。郑国司马子蟜率领郑军前进，其他国家的军队也都跟上来了。联军开到秦国境内的棫（yù玉）林，秦国仍不愿媾和。
茅门之法
“茅门之法”比喻必须执行的严肃的法令。
此典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荆庄王有茅门之法曰：‘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践霤者，廷理斩其辀，戮其御。’
于是太子入朝，马蹄践霤，廷理斩其辀，戮其御。太子怒，入为王泣曰：‘为我诛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诛也？夫犯法废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则主失威；下尚校则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
吾将何以遗子孙？’于是太子乃还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请死罪。”
这段话意思是说：
春秋时期，楚国国君荆庄王（即楚庄王）才能出众。他整顿内政，兴修水利，重视耕战，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当时，周代诸侯宫廷南面的宫门，称作雉门，在这个故事里称作茅门。为了管理雉门，荆庄王制定了有关的法令，称作“茅门之法”。
茅门之法规定：“群臣和公子们到宫廷来朝见楚王时，谁的马蹄践踏了茅门外的散水，就由宫廷里的法官把他的车辕砍断，把他的车夫处死。”有一次，太子入朝，马蹄踏了散水，法官就遵守法律规定，砍了太子的车辕，处死了太子的车夫。太子非常愤怒，到宫廷里对着荆庄王哭诉说：“请父亲为我杀死那个法官。”庄王说：“法令是用以敬宗庙尊社稷的，因此凡是能立法守法，尊敬社稷的，都是国家应当器重的臣子，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把他处死呢？触犯法律，不听从命令，不尊敬社稷，那就意味着臣子凌驾在君王之上，下面的人喜欢计较、报复。臣子凌驾在君王之上，那么君王就要失去权威；下面的人喜欢计较报复，那么上面的君王就会受到威胁。权威丧失，君位危险，国家就会灭亡。到那时，我拿什么留给子孙后代呢？”太子听了这番话以后，立即跑了出去，离家在外露宿三天，朝向北面连连磕头，请求处以死罪。
明察秋毫
“明察秋毫”形容目光敏锐，连极小的事物都看得清楚。
此典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