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日本人与日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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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桂太郎

我们立脚在理论和历史两个重要的问题上面的人,我们一切的批评,只有事事根据事实,事事根据理论,我们不晓得有恩怨,不晓得有私交,不晓得有客气。我在日本有不少的至友,不少的先辈,或者可以说,我之社会生活,在日本还多过在中国罢。但是我们到得立脚在评论国事的时候,我们不能管那些,我们只有说明事实,阐发主义。

田中大将也要算是一个很熟的朋友了,他的幕僚部下当中,更有不少的挚交。我在未批评他们之先,我想附带讲一句话,就是希望他们看见了这一篇文字之后,要深刻地反省,要晓得我的叙述和批评,是顾不得世俗之所谓客气的。

民国二年的春天,总理中山先生特地访问日本,那时我随从总理做秘书,在日本六十天的时间中,一切演讲、宴会、访问、交涉,事事参与,那时一切经过,我至今还是很详细记忆着。因为那一回每事都是我做翻译,每一件事都有听两次说两次的机会。以后关于日本的交涉,总理常常命我去办,却是每一件事只有听一回说一回的机会,记忆反而减少了。

那一年在东京四十天的当中,最值得我们记忆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中山先生和桂太郎公爵的会见。桂太郎这一个人,大家都晓得,他是日本军人政治家当中,最有能力而当权最久的一个人。日本自有内阁制度以来,没有他做总理那样久的。伊藤博文组阁三次,总共不过六年十个月,他也组阁三次,却有了七年十个月之久。他第一次组阁,是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到三十八年十二月。在这几年当权的当中,他所干的两件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日英同盟和日俄战争。从外交史上看,大家都晓得英国是标榜“荣誉孤立”的,在百年以来,英国没有和任何国家缔结过同盟。这一次把百年政策之一的“荣誉孤立”抛弃了。和日本联盟,这自然是他认为有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的大关系,才肯出此的。至于日本,以一个东方新兴的国家,才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面解放了不过十年,便和世界第一个强大的帝国结成攻守同盟,造成他战败世界第一大陆国家的历史,这真是日本民族最大的奋斗成功。不特此也,这一件大事,可以说把全世界都整个推动了。由日本战胜的结果,打破了东方民族不能战胜西方民族的催眠术。全东方的民族,都活泼地动作起来,世界民族革命的新潮,从此开始。因为俄国战败的结果,才造成英法协商和三国协商,继续五年死亡二千万的世界大战,以及俄、德、奥、土四大帝国的倒塌,都由此而起。无论是非如何,桂太郎这第一次登台四年零七个月当中的成绩,的确要算是世界史上空前的伟观了。

桂太郎的事迹,世间所知者大都如此。而不晓得他在日俄战争之后的计划,更属可惊。他的高识远见和通权达变,的确不是日本现在一切政治当局所能望其项背的。在中国排满革命成功之后,他特意派人对中山先生表示亲近的意思。及中山先生到了日本之后,那时他正是第三次组阁的时候,他特意约中山先生密谈两次。这两次密谈的当中,他和中山先生都可算是尽倾肺腑的了。而自此以后,桂太郎之佩服中山先生和中山先生之佩服桂太郎,可到了极点。两人之互相期望,也到了极度。桂太郎死后,中山先生叹气说:“日本现在更没有一个足与共天下事的政治家,东方大局的转移,更无可望于现在的日本了。”当桂太郎临死的时候,他对在旁视疾的最亲信的人说:“不能倒袁扶孙,成就东方民族独立的大计,是我平生的遗恨。”由这两个人的感情上,大家总可以了解,桂太郎的心胸和气魄了。何以一个帝国的大军阀领袖,一个民国开国的革命领袖;一个****的权化,一个三民主义的宗师,会如此互相谅解呢?他们两人的互谅和互信,不是在学术思想上,不是在国家思想上,而是在以东方民族复兴为根据的世界政略上。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谈,前后约计十五六小时,桂太郎的话的要点,我可以记出来:

在清政府的时代,东方的危险,固然到了极点,同时失望也到了极点。那样腐败的朝廷和政府,哪里还可以有存立发展的希望。而西方的努力尤其是****大陆国的俄国,以最强的武力从北方压迫下来;海上霸王的英国,以最大的经济力从南方压迫上来。这个时候的日本,除了努力图自存而外,更无他道。而自存的方法,断不能同时抗拒英俄。幸而英俄两国,在亚洲的地位,立在极端冲突的地位,使我得以利用英俄的冲突,和英国联盟,居然侥幸把俄国打败了。俄国这一个敌人,不是东方最大的敌人,而是最急的敌人。打败了俄国,急是救了,以后的东方,便会变成英国的独霸。英国的海军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敌,而英国的经济力,绝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项背。我在日俄未战之先,极力想法造成日英同盟。现在日俄战争的结果既已分明,而日英同盟的效用,完全终了。此后日本绝不能联英,而英国更不用联日。在太平洋上,英日两国,完全立于敌对地位。此后日本唯一之生路,东方民族唯一之生路,唯有极力遮断英俄的联结,而且尽力联德,以日德同盟继日英同盟之后,以对英作战,继对俄作战之后,必须打倒英国的霸权,而后东方乃得安枕,而后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问题,非独日本,从鞑靼海峡到太平洋,全部东方民族的运命,皆以此计划的成败而决。现今世界只有三个问题,土耳其、印度、中国是也。此三国皆在英国武力与经济力压迫之下。然而只需解除其武力的压迫,则经济力之压迫,完全不成问题。盖此三国皆真可以成最富的生产国之要素,此三国皆不能为日本助。中国有可以为日本助之道,而此数十年来,内政既不修明,利权复任意放弃,且持其远交近攻之策以临日本。中日之战,中国如强,则绝不会有日俄之战。中国若强,则应为中日俄之战,或中俄之战,而不致以此牺牲归之日本,我可断言。此两战者,日本不过以人民死生拼国家存亡,岂足以言侵略。若中国不强,而甘受欧洲的侵略,且将陷日本于危亡,是可恨耳。

我有鉴于此,故前年有俄都之行。余之赴俄,世间谓余将作日俄同盟。余诚欲修好于俄,然同盟何能成,成又有何用?我所计划者乃是日德同盟。我因既不能以此事假手于人,又不敢往德国惹人注意,故与德政府约在俄都讨论政策。乃刚到俄都,先帝病驾,速以急电催回,事遂一停至今,真是一个绝大恨事。但我一日握政权,终必做成此举。此为余之最大秘密,亦为日本之最大秘密。倘此事有半点泄漏,日本将立于最不利的境地。在日德同盟未成之时而英国以全力来对付,日本实不能当。我刚才听见先生所论、所劝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我在日本国内,从不曾得到一个同志了解我的政策。今日得闻先生之说,真大喜欲狂。中国有一孙先生,今后可以无忧。今后唯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奥的同盟,以解印度问题。印度问题一解决,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日本得成此功绩,绝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绝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对大陆得绝对的保障而以全力发展于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正路。大陆的发展,是中国的责任。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唯在吾两人今后的努力如何耳。

现在中国的境遇如此,国力又不堪用,先生的羽翼又未成。刚才所云助袁执政云云,以我所见,袁终非民国忠实的政治家,终为民国之敌,为先生之敌,然今日与之争殊无益而有损。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国铁道干线,此实最重要的企图。铁道干线成,先生便可再起执政权,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现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

这一件事,在政治道德上,中山先生和我始终守着秘密。直到桂太郎死,欧战发生,日本对德宣战,先生才对亲信的同志谈过。我们把桂太郎的话看看,再把欧战前后的事情想一想,假若桂太郎不死,东方的局面,可说绝对不是今天这样的。现在日本这一般政治当局,无论是政府的大臣,是政党的领袖,都是些随波逐流,没气力、没志气、没计划的普通政客。一天到晚,只把如何取得政权、如何保持政权做成唯一的目的。日本民族的将来,东方的将来,世界的将来,他们绝没作过打算。政治人才拂底的日本,前途的确是可危极了。至于中国今天在政治上的人们,或是永不读书,或是读一句书,喊一句口号。政治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业,又岂是这样所能成的,真可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