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太郎是中山先生的一个政策上的同志，秋山真之这一个人，也要算是中山先生最知己的朋友了。秋山真之死的时候，还是一个海军中将，是死后才追赠大将的。如果说桂太郎是日本军人政治家当中的伟人，这秋山真之可以算是日本军人学问家当中的奇人了。我也把他的事迹谈一谈罢。
秋山真之在日本海军界里，算是唯一的奇杰，而同时是一个唯一的学问家。他的身材，正是普通我们意想中的日本人，非常短小；他的相貌，是很平常的。比如西园公寺望、桂太郎这一类的人，如果在人丛中见着，谁也一望就注意他是非常人，他们面貌身躯，是很多特质的。而这秋山真之，却不容易在形象上看出他的奇伟来，至多我们只能看出他是一个平常人当中富于修养的人罢了。然而他的奇特，却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学问说，他是海军中唯一的智囊，他的海军战术是海军中的人认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大抵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而他的智识丰富，知识学问的方面非常之多，他能够用他的聪明去用它，而他自己的目的不是在做学者，所以他不曾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他，种种学问知识，在他的心灵上，化成了一种直感直觉的作用。所以人人以为不能及的，就是他的直感直觉。许多人说他是天眼通，他心通，这大约就是他那一种由很丰富的学识所化成的潜在意力的作用罢。在中日黄海战的时候，他做海军参谋官，黄海的战胜，他有不少的功绩。日俄的日本海战，他做舰队的参谋长，一切作战，都是他的主任，把波罗的舰队打得片甲不回。就是他的作战，据他自己对我说，在俄国波罗的舰东来的时候，他只每日潜思默想，极意静坐。他确实从一种的心灵作用，明明白白地，晓得波罗的舰队的行动。当时大家都惶恐，畏惧波罗的舰队的伟大威力，而民间更是恐怖得厉害。他自己却是有很坚确的信念，认定自己必定能够歼灭波罗的舰队。以后一切作战，都是这一种很坚确的信仰的力量，而不是用科学的方法。要是靠科学的方法，日本舰队绝非波罗的舰队的敌手。当时他常对我讲起许多日本海战的故事，多是玄玄妙妙，半宗教半哲学的话。这个人的性格，和平常日本的军人不同，他是非常朴素温厚的君子，绝没有普通日本军人那样矜骄欺诈的习性。我认为他所说的话，不是假话，不过他的认识和说明是否正确，当然又当别论的。
他的努力，是平常人所绝不能及的。他一天睡眠的时间很少，他的刻苦用功，只有“手不释卷”四个字可以形容，不是看书就是测图，此外就是静坐。他是一个很热烈而诚挚的神教信徒，他确信信仰是一切道德的极致，在一切修为中，有最大威力。他的宗教思想，当然是纯日本式的民权神权论，正是素行派哲学思想的余脉。不过他不是一个理论的信者，而是一个情意的信者，在仪式上，和普通日本信神的人一样，完全是受佛教的感化。
他是这样一个人，何以总理和他那样交好呢？这也完全是在政治的主张上，他是一个很热烈的“南进”论者，同时他是一个排英美的论者。他的“南进”论和排英美论，完全是立足在有色人种的复兴上面。他不是讲大东洋主义，不是讲大亚洲主义，也不是讲大日本主义，而是主张人类的平等。他以为“人类都是神的子孙，文化是人类共享的工具，世界不容一种人专横，文化不容一种人垄断”。他在政策上，和桂太郎大略相同。他以为日本不可以造成陆军国，而且不能造成大的陆军国。日本人的命运在美洲澳洲。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国三个大民族都完成了独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权，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实现之后，诸大陆的移往自由才能实现。所以他在这一个论据之下，极力盼望印度的革命成功。他认为印度的革命成功，是东方民族复兴的总关键。如果印度的革命不成，其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能完全有效。他在这一种观点的下面，和总理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对于总理的革命事业，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有了不少的援助。而他之援助总理的革命事业，是很纯洁的，不单是不含有半点策略，并且不带有半点虚荣，至今日本人很少知道他和总理的交谊如此之深，也足以表明他是做事不求人知的。
张勋复辟的那一年，田中义一还是做参谋次长，而他那时的权势，可以说是倾动一时的。参谋总长是萨藩出身的上原大将，是绝不问事的傀儡，一切大权尽在田中的掌握，他的全副精神，都是注意在中国大陆的。那年的四五月间，他特地到中国来，到徐州见了张勋，又游了长江沿海。到上海的时候，曾和总理见面。在他回国之后，中国的复辟风说已经遍布全国，而报纸上也盛传田中到徐州，是和张勋的复辟有关。这个风说越传越紧，在六月初旬的时候，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总理此时便派我到日本去调查复辟运动的内情究竟如何。去的时候，带了许多封总理的信，这当中最重要必须讨问的人，就是陆军的田中中将和海军的秋山中将。
我是六月十六日从上海起身的，到东京大约是二十一罢。向例我到东京总是住日比谷公园附近的“旭馆”，那一回刚逢着议会开会期，旭馆被国民党的议员员们住满了，我只好住在筑地的“冈本旅馆”。筑地这个地方，本是东京的最低地带，我向来不愿意住的，这一回算是第一回。
房间定好，稍为休息了一下，我便先去看秋山中将。那时他是海军军令部长，海军军令部和陆军参谋本部一样，是最高的军令机关。他当时要算是海军的最高领袖。然而他的住宅，是非常简微的，照当时日本的房价，至多不过月租三十元的小房子。我向来是去得惯了的，所以从花园的篱门进去直到他的书房。他正端坐在图书堆中闭目习静，听见有人进去，把两眼睁开，一看见是我，他好像大吃一惊的样子，把身子向后一退，指着我说：
“你几时来的，你，你的面色很不好。”
我倒被他吓了一大跳，我答说：“我刚刚才到，我一到旅馆，立刻就动身到先生处来的，我这一回因为旭馆住满了，住在冈本。”
他重新把眼睛闭下，把两只手合着，默念了一两分钟，又重新向着我说：
“还好，不要紧，这不是你有什么祸事，是因为你住的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久就有天灾，你快些搬到最高处去住罢，低地住不得。”
我越被他闹糊涂了，但是我晓得他一向是如此神里神气地，然而又不好反对他，我想了一想，对他说：
“东京最高的地方，要算是六番町的金生馆了，搬到那里好吗？”
他说很好，赶紧搬去，只有这一个地方可住。我此时才把总理的信取出送给他，我问：
“先生看中国的大局如何？”
他又把眼睛闭上，照例默念了几分钟，把眼睛睁开说：
“中国不出十天，有国体的变动，这个变动，发生在北京，可是发生之后，不过三天，便仍旧失败。”我再问他时，他说：“我的能力，现在只能见到如此，以后的事情，且待这一个局面现出之后再看罢。”我又坐了一回，谈了些别后的闲话，便告辞出来。我对于他的话，明知是很有意思，而对于他的态度，总是不能释然。
回到冈本旅馆，用电话向金生馆定好了房间，嘱咐旅馆给我把行李移去，出来便去看田中中将。他住的是一间和洋折中式相当的华屋。书斋里面，很精致地排列着许多书橱，金光炫目的书籍，插满一室，当中放着一张洋式书案，和秋山那一个中国古代式的乱七八糟的书房，是大不相同的。我走到他的书房里之后，田中还没有出来，我一人坐在书房里等，看见他壁间挂着一副泥金笺的簇新的对联，是张勋新送的，上面题着“田中中将雅正”，下面题着“弟张勋拜书”，对文我是记不得了，大约不见得会是张勋的亲笔。虽然在那样的时候，看见这副对联，不能不有种种联想，然而文字应酬，是中国人的通常习惯，我也不很以为奇怪。等一会儿田中中将出来了，他看见我注意看张勋的对联，似乎是很不安的样子。寒暄既毕，他自归自急急地尽管讲他如何反对中国的复辟运动，如何特意为此去见张勋，叫张勋千万不要复辟，越说越长，越长越奇，我绝没有说他和张勋有关，没有疑他叫张勋复辟，然而他如此大费唇舌地辩明，真是一件妙事。但是我见这两位中将之后，我对于时局的观测，已经得了不少的基础，人也倦了，时候也晚了，我就回到金生馆。
我一到金生馆的门口，就看见绝不是寻常日子，门前是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望而知这里面有活动人物住着。住定了之后，细细问旅馆的主人，原来“日本的中国复辟党”都聚会在此地，肃王派、恭王派、宣统派的领袖都齐了。满清倒了之后，清室的亲贵们，只有藏着过安乐日子，哪有一个人有什么复辟的勇气。所设复辟党，在中国人中除了张勋、升允之外，恐怕就只有吴稚晖先生之所设老鼠精一派的古董骗子。所谓复辟运动，只有在日本才有，只有日本的几个北京浪人、满洲浪人，才是整天兴风作浪。此时正是他们大举兴师的时候，听说是大仓组拿出二百万运动费给他们，所以摆得出车如流水马如龙的架子。
当晚我就写了一封很详细的报告，寄给总理，我的调查任务，算是达到了目的。在东京住了三四天，便动身回上海。等我刚离了东京，一两天内，东京湾便发现很大的海啸，飓风把海水卷起，筑地一带，变成泽国，街上都用小船搬置人物，秋山中将之所谓天灾，大约就指此了。及我回到上海，张勋的复辟已经发动，报上已经满载着封王封侯的记事，可是刚刚三天，马厂兵到，一场皇帝梦，依然如梦幻泡影，这就是秋山中将之所谓“北京有国体变更，不过三天，必然失败”。但是何以他能够如此灵验，说得一点不错呢？总理说：
秋山中将是日本第一个海军的学者，他对于气象的学问，本来有专门的研究，而海军军令部，是不断地接受各国各处天文报告的，何处发生飓风，这风有多大的力量，几时可到东京湾，他是应该计算得出的。他是政府中最高的当局，他明明白白，晓得种种的消息。他在主义上，对于张勋之所为，是反对的，我们去问他，他既不能不告诉我们，而他的职责上，万不能随便讲话，所以只好假托神仙，从静坐默念的当中，显示他的意见。
对了，这一场公案，我们得到最正确的解释了。只是现在想起来，“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小二不曾偷”两句话，确实有此意义。只可惜秋山中将这样一个天才，这次和我相见时，已经得了不治的癌症，不到六个月，便作了古人。陆军的桂太郎死了，海军的秋山真之死了，日本海陆军中，现在恐怕再没有一个有意识的人才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