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希特勒执掌德国的政权以后，对内对外一味地横行霸道，许多名记者、政论家著书立说，批评他、研究他的很多很多。都是说他如何如何挣来这样的地位，这般这般夺得这样的威权。我的说法却简单之至，就是“老希是克莱孟梭先生一手提拔起来的”。看官当然要发笑。克莱孟梭先生做法国内阁总理的时候，老希还是个无名小卒，老希夺得政权的时候，克莱孟梭先生早已作了古人，他两个人没有见过面，法国的总理又怎么能提拔德国的元首呢？但是事实确乎是如此的。
上次大战法国的克莱孟梭和这次大战英国的丘吉尔首相一般。法兰西之所以能奋斗到底，坚苦卓绝，争得最后的胜利，全凭这位“老虎总理”克莱孟梭先生的勇气毅力和火一般炽烈的爱国心。但是爱国心过于热烈了却往往会流于狭隘，失之偏激。克莱孟梭先生正是这样的。在当年凡尔赛离宫的和议席上，威尔逊总统很有远识卓见，提出许多方案，要想杜绝后来的祸根，建立永久和平的基础。无奈这位克莱孟梭先生，被他那狭隘的爱国心所驱使，对于战败的德国专施报仇雪恨的手段，一味地要逞战胜者的威风。他老先生忘记了胜败强弱都只是一时的事。历史是一个转变不已的，报应是循环的。维廉第一世偏要拣围攻巴黎的日子，在法国凡尔赛离宫里举行德意志帝国皇帝即位的大典，法国也就非要在这座离宫里签订和约不可。这次法国战败求和，希特勒也就偏要在当年德国俯首求和的地点，偏要在当年福煦元帅威迫法国代表的那一辆火车上，威逼法国的代表。从这些小小的过节上清楚明白地表现出两方面报复不已的心理来。克莱孟梭一味地要报普法战争的仇恨，全不顾虑到德国人后来的报复。把一个德意志国家、日耳曼民族逼迫到无路求生的地步。希特勒以一个奥国籍的裱糊匠，上次大战后的一名退伍兵，振臂一呼，就能号召成千整万的德国人，许多很有学识才干的人也居然肯跟着他跑，无数优秀的青年都肯为他尽忠效死。甚至于当年的功臣名将也低首下心地服从这个裱糊匠、退伍兵，这全是激于“报仇雪耻”的心。我敢说老希之所以能鼓动德国的人心，全在他之极口攻击《凡尔赛和约》。德国人为要报仇雪恨，所以才都肯皈依希特勒。有许多人并不十分崇拜希特勒，为了要形这个深仇大恨，也只好归顺他。希特勒如果不是向德国人民担保，包管替他们报仇，任凭他怎样宣传，也断乎不能激动群众，断乎不能夺得政权。法国的鲁本氏说，群众是没有理性，只任感情的。希特勒知道这个诀窍，他用“报仇雪恨”激动了德国群众的感情，所以他就能统御德国的民众。谁极力替他制造这个动人的工具？就是法国的爱国政治家克莱孟梭。
我不惮浪费笔墨，追溯前次大战后议和的历史，正为的是“殷鉴不远”，亲眼看着“前车已覆”，生怕大家健忘过甚，后车又走上次的覆辙，所以才在这次大战还未了结，和平会议还不知在何时何地，大宽转地议论批评起久已谢世的克莱孟梭先生来。往者不可谏，我们追究古人也无益，来者犹可追，还是替将来的事想想罢。古人说得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恰恰和德法的情形一样。说得简单明了些就是“世仇”两个字。唐代的战事和元明的倭寇年代久远了，不去说他。近代最先起倾国之兵来打我们中国的日本，甲午一战，夺去我们几千里的疆土、二万万两银的赔款。最可恶的是和约上有“凡与日本军有关者中国政府允不更追究”这一条，所谓“与日本军有关者”就是指的那班受敌人利用的汉奸。当年李鸿章视为无关紧要的小节，轻轻地允许。伊藤博文说，这是尊重人道的要求。其实这一条关重要，比割地、赔款更要紧。因为这一来中国不能再惩办汉奸，许多替敌国当奸细的，不但逍遥法外，并且有国际条约为护符，过着富裕安逸的生活。教一般人民看着，替敌国当过奸细的败类毫不受国法的惩罚，这在国民的道德上有多大的毒害！所以后来一遇对外战争，总有许多人去当汉奸，因为道德意识不很发达的人，认为做汉奸是一件稳善的勾当，安全的道路。和约上有了这一条，中国政府不再能整顿纲纪，人民也因为汉奸有条约的保障，不敢对那些败类们加以社会的道德的制裁。近代民德的败坏虽然也有许多别的原因，但是这个条约确乎是重大原因之一。北平、南京伪政府的产生，每个城镇沦陷前维持会的及时成立。各处战线上的伪军之多，直接间接都是乙未《马关条约》上这一条的影响。甲午以后，一直到现在，日本人用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侵占中国的土地，屠杀中国的人民，毁灭中国的文化。从物质上、精神上要整个地消灭我们这个国家民族。论起仇恨来，我们中国之与日本，真是仇深似海，远在法国和德国的仇恨之上。说句感情上的话，把三岛毁成一片白地，也不为残酷，不算过分。
不过关于国家民族的事，是要从大处远处想的，不能逞一朝之忿，快一时之意。我们从东亚的永远大局上着想，从中国固有的美德“仁义”上着想，固然不可学克莱孟梭那样的狭隘的报复，就是为利害上打算，也不必去蹈法兰西的覆辙。所以我的主张是，对于战败的日本务必要十分的宽大，基于这种宽大的态度，发挥我们中国固有的尚仁尚义的美德，那么，我们中国将来在和平会议上，不但不要用威力逼迫这个残破国家的遗黎，还要在伐罪之后实行吊民，极力维护这个战败后变得弱小的民族。这个民族自立为一个国家已经一两千年，我们既不能把他根本夷灭，改为中国的一个省份。依然让他做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也就应该有个待国家之道。报据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和盟邦议定的《大西洋宪章》，日本这个国家也应该享有他应有的权利，也应有一份资源还是要留给他的。这是此次大战远胜于前次大战的地方，也是世界政治上的一大进步。我们当然热忱拥护这一点。
对敌国尽管宽大，但是对于本国的汉奸，惩罚却不可不严。因为这一班败类是得罪天地鬼神的凶丑，是国家民族的罪人。秦桧不过是主和不主战，张邦昌勉强称帝，把金人敷衍走了之后，立刻请出哲宗的废后孟氏临朝听政，自己跑到宋高宗面前去请罪。这两个人的心迹情节都尽有可原，比之这回北平、南京的那班东西，真有人禽之别，霄壤之分。天下后世对于秦桧、张邦昌都深恶痛绝，不齿于人类。甚至秦张两家的子孙，至今深讳他们的祖宗，有的改郡望，有的竟改为别姓。这一点是中国最好的、最大的道德上制裁，这种制裁比斧钺还要严厉。中国所以能血战七年，全是靠这点精神。不过我的所谓“严”，绝不是主张把那班甘心附逆和被逼从逆的人们都拿来枪毙。我的意思说出来大家或者认为是失之过宽，也未可知。
这一次倭寇侵犯中国，蹂躏了十几省，历时许多年。这真是古人所谓“污浊半天下”。除了极少数甘心出卖祖国的人在事先就早和敌人勾结之外，大多数的都是事后迫于生计、忍耻含羞地在敌人脚底下讨碗饭吃的。这种人道德意识不发达，信道不坚，立脚不定，虽然可笑可恶，也很可怜。我认为都是在可哀矜之列的。我往年在北平亲眼看见过许多熟人，为了没有生活，跑到东北冀东“北京政府”寻碗饭吃，有时碰见，很难为情，不待人说，自己显得羞惭满面的样子。那些家乡沦陷，处于敌人铁蹄之下，不得已对“皇军”称臣的，更是可怜可恕的了。唐朝胡虏安禄山造反，两京沦陷。一时士大夫和倡优之类附逆的很多，连大诗人王维也都不免。后来扫平逆乱，是把那班人按六等定罪的。我个人主张这回也可以仿照唐代的办法。把汪精卫、王克敏以下的那些丑类也按其情节的轻重，分几等治罪。司法官要义正词严地论告、判罪。捉不到的就缺席裁判，绝不能有一点宽假，以示国家宪典的尊严。并且判刑不妨都从重，再由国家定一个大大的“逆案”，以为天下后世的永戒。可是法司定罪之后要让元首大霈鸣仁，下令赦罪减刑复权，以示国家的宽大。我个人的管见，以为除了汪精卫、王克敏等少数首恶，得罪天地祖宗，元首不敢赦免之外，其余的胁从罔冶，一概赦免。法司判的罪行刑，无论是死刑、徒刑，都要褫夺公权终身。死刑、徒刑可以赦免，公权却要永远褫夺。除非犯人有特殊的自赎新罪之处，不轻易宣告复权。
这一部绝大的爰书、逆案，应该刊印成册，以国家的名义，颁发给全国各大中小学。卷首冠以朱书的元首赦令、法司的判词，下面用黑字刊载首恶以及胁从的姓名、籍贯、年岁、职业，各犯出生的年月日也都要备载无遗。我以为这个办法是宽中有严，情法兼顾的。要不然的话，叛国附逆的人不能不办罪，可是办起来呢，这回是“污浊半天下”，误的人太多。一来是“法不及众”，把成千成万的人都绑去枪毙，既太不仁，又没有这么大的监狱可容。不杀不监禁又不足以昭宪典的威严，为天下后世的永戒。唯有这个办法是国家法律纲纪的尊严，元首的宽仁恩泽都表现无遗， 而事实上又很简便易行的。
处置本国的奸民是这样的，对于敌国又怎样呢。我上文早已说过，这是要处处以宽大为怀的。倭寇这些年侵犯中国，到处奸掳焚杀，穷凶极恶。要是任感情行事，虽是“聚而歼旃”也不为过。但是仔细一想，他们都是多年受了野蛮教育的麻醉。如饮狂药，如中魔魇，其情实在可悲可悯。我们邦盟这次仗义兴师，一半是自卫祖国，一半也是要救援敌国的人民。至于敌军里那些未受麻醉、脑筋清醒的分子，衷心不情愿来侵犯中国，但是被严酷的军令驱遣逼迫着，抛妻别子，来当炮灰的，其情就更加可怜，更加可恕了。日本国内的无辜良民，久已处于军阀的压迫之下，过着不是人的生活。我们既是要“吊民伐罪”，那么，战后和约的根本精神也就可以明白昭著地显现出来了。
我对这次和平条约的意见第一件是主张不索赔款，战胜国向战败国勒索赔款，这是我们中国礼义之邦所想不到的办法。就道德的观点来说，纵然正义在战胜国的一边，向战败者索取赔款，也还是不该，因为实际缴纳赔款的是无辜的后代人民，而不是战争的责任者。何况近代战争都是倾注全部的金钱物力，打得民穷财尽，才分胜负。再要战败国的无告穷民支付那天文学上数字的赔款，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上次协约国硬派德国出绝大的赔款，其结果缴出的金钱物资都很有限，后来是索性一赖了事。俗语说得好，“不怕要债的阎王，只怕欠债的精光”。敌人已经精穷到杀无血、剥无皮的地步，任你如何逼迫，如何压榨，也是枉然。硬压榨出一点油水，既不足补偿自家的损失，徒伤对方的感情，实在得不偿失。至于用赔款的方式来使敌国永不得翻身，那也是愚笨的想头。普法战争后的法兰西不久复苏，上次欧战后的德国也并未被赔款压倒。《凡尔赛和约》上写的绝大数目字徒然供希特勒宣扬煽动之用，少索赔无补损失，多的又榨取不出，反而促起敌国人民的报复。何如慷慷慨慨地不要，还落一个美名，留一个好感呢。我们这些年的损失真是巧历所不能计，难道不要补偿吗？补偿当然是要的，可是这要由各国开经济的会议，共同商量出平允的分配物资、调剂经济的办法，才是个真正的补偿之道，一味用□力榨取对方，这在经济原理上也是于自己不利的。我想现代的贤明政治家都必然见识到这一点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