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九一八年左右一个电车司机每月可得五十元薪水，每年有三次赏金，每次大约五十乃至百元。一位少尉的俸给，不过四十余元，还要扣除种种衣服交际费用。而许多暴发户一席小小宴会，可以花到千元以上，旅馆酒食，可以随便五百元一给。军官学校招考学生，从前应试者每超过定额一倍有余，至此乃不足额数。有一位军官学校的教育长真崎，他先前抱着旧式的忠君爱国思想来教导学生，却觉得学生的风气信仰与昔时完全不同。他们对于社会财富的不平，已起一种激烈的反抗。使真崎不禁想到当年未开国时代质朴的黄金世界。同时，田中陆军大臣时因为大战后官长需与社会多方面接近，所以陆军大学添了社会学的功课，马克思《资本论》也做了日本青年官长的参考。
日俄战争时代的青年官长除了五响毛瑟、七五野炮以外没有用过别种武器。每分钟六百发的机关枪，战时只有骑兵才有。这一群青年官长，现在多到了中上级将官职位。欧战以后，新兵器逐渐发展，但种类既繁，除了专门研究者以外，高级官长不能一一地研究。所以新式有效的武器使法，下级官明白，上级官倒糊涂。所以石原在大佐时代，就道“现在将官没有人懂得战术。”这在精神军纪上就发生了不良影响。
陆军创造者山县既是元老，又是军人，又是政治家，他时时汲引军人的后进来做他的继承者，于是有桂、寺内、田中、宇垣这辈军人政治家。而陆军大臣可以不经总理直接上奏天皇，又在政治里立了一个军阀不败的基础。青年军人以先辈为模范者，当然喜谈政治。但他们的根本教育却是德国式的严格的阶级教育，对于社会少所接触——有一群野心家企图利用三百万在乡军人做政治活动的基础，结果失败——可是从田中当陆军大臣时，主张开放教育以还，譬如一个年轻的乡下人猝然到了都市一般，件件都是新奇，种种可以诱惑，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
陆军在征兵制之下所征集的大多数国民为农民，而近代日本农民的困苦不是熟读《资本论》者所能想象，在都市生活中看见十几个钟点的劳动者，就对他同情，但这个被同情者，还是日本农民认为可羡慕的。这种农民的痛苦也非政党中人所能了解（民政党的选举在都市，政友会的选举基础在地方，但它的目的在将地方事业化），倒是由新兵而转入于青年官长的意识中。以一九三一年间的中级官长而言，正是直接从大战后思想动摇的过程中过来的。当时军官靴上带着马刺去坐电车，有人说讥笑他“坐电车何必带马刺”。诸如此类的事情，使日本军人深深受了社会的侮辱。所以对于财阀，对于政党，就发生了一种不可解的仇恨。就动机来说，指日本军人是侵略主义者有一半是冤枉的。他们希望的是内政改革，并不一定是对外侵略。不过财阀外交家所主张的和平通商，他们却是反对罢了。凡知道日本内情的人，就知道“满洲事变”前日本就有两度的武力改革运动，名为“十月事件”，与“三月事件”。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满洲事变”后七日）所发的关东军，军官秘密通告中间有“以决死态度辅佐长官”之语。（即要挟与威胁之意）用的却是支部名义。无疑的这个秘密结社会的本部是在东京。二十八日参谋总长退职（这尚有许多传说现不录），用真崎为参谋次长，而戴皇族为总长。所以日本军人先是烦闷，后乃诱惑，但几度烦闷的解决法多是失败了。
欧战以后军事上的专门学问已经足够年青官长一生研究。陆军大学的社会学，经济学，当然不过一个大概。而天生性急的日本青年官长，正当烦闷时候，当然只求转变少所判断。这时候，就出了无数的煽动家。按日本政治史上遗传下来的一种产物，即所谓浪人。（没有一定职业，而有时可与政治要人发生直接关系）。最不可解的，是有一位浪人，名叫北。主张天皇下戒严令，同时停止宪法三年，却又要召集五十位辅弼大臣。没收一切财阀财产，而私有财产又可以百万元为度。并以在乡军人三百万名组织政党。这种儿戏的革命办法，竟为日本青年军官奉为神圣教典。可是这位假英雄，住了人家巨大华奢的住宅。而当五月五日东京暴动时，青年军人在偕行社——即官长俱乐部——召集会议，他避开不敢出面。到二月十六日事件发生后，他还打电话鼓励暴动的军人，叫他们不服从劝告。这人现在处刑了。这类煽动家各走各路，正式团结不起来，军人受煽动而表现出来的事，第一次是想在议会中投炸弹，借此实行戒严，解散议会——这是一个高级军官所计划的——结果被警察发觉。第二次是假造高贵人的命令，令近卫第一师团出动——这是下级军官计划的——结果被长官所发觉 。第三次是青年候补生刺杀总理犬养，袭击警察局。第四次是近卫师团并第一团的第三联队暴动，占领了东京中心的一区，刺杀斋藤、高桥，即所谓二月二十六日的暴动。所以日本军官的思想远不是日俄战争时代那样单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