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赫鲁晓夫要求分割出德国的几个州作为独立国家，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激化。柏林墙的设立可谓到达了这场激烈争斗的最顶端。彼时，受苏联影响，由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的统一社会党取得了民主德国的领导权，持续领导东德直至两德统一。
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对教会总持有相当程度的偏见，加上对无神论的推崇，导致教会在民主德国受到了非常严厉的限制。统一社会党为了握紧自己手里的权力，要求教会彻底变为宗教性质的团体，不能拥有过大权力，并且在许多层面限制了其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下，东德的基督教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局面，要求教会分裂的呼声越来越高。1969年，民主德国基督教会联盟首届代表会在埃森纳赫举行，其联盟章程中公然出现了“联邦把自己视为德国全体基督徒中一个特殊的团体”这样的内容，尽管有人要求删掉这样赤裸裸的分裂性语言，但是遭到了大部分人的拒绝。
而在民主德国的教会中，卡斯纳牧师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彼时，卡斯纳所领导的瓦尔德霍夫牧师学院在柏林—勃兰登堡区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许许多多研究神学的专家都会到滕普林来，由此，大部分牧师都见过卡斯纳，跟卡斯纳有过交情。因为卡斯纳掌管牧师学院30年，有不少人认为，他实际掌握着教会的人事权力。
且不论这是否属实，但是卡斯纳的确在教会和统一社会党的合作中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衔接人作用。随着对教会的限制越来越重，东德的牧师们也不会坐以待毙，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成了东德分裂之后牧师们的主要思考方向。1969年，教会众人已经取得普遍共识，跟社会主义对着干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合作，“我们不是要对抗它，我们是要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公正”。
尽管现在已经很难得知当初卡斯纳在教会中究竟采用了什么方法促成了教会和统一社会党的合作，但不可否认的是，卡斯纳确实非常支持这一合作。
后来发现的1972年的安全部预备档案中，详细记录了强迫卡斯纳牧师与安全部合作的全过程。最后，尽管安全部临时叫停了这次行动。但无论如何，卡斯纳牧师早已和安全部的人有了纠葛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通常情况下，牧师在面临是否要向当局妥协的问题时总会思虑良多，毕竟牧师的家庭不同于常人，不论是在当时特殊成立的国家还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必须做出决定的主要在4个方面：要不要参加德国选举？要不要接受来自全国阵线“教会小组”的邀请？子女要不要参加成人节？子女要不要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其中，全国阵线是指全东德的所有社会团体组织的集合，除了它，只有基督教会这一个教会是单独被列出而又承认的存在。成人节主要是工人组织创造的与基督教会的“坚信礼”分庭抗礼的节日，实际上两者都是成人仪式。
卡斯纳在面临这几个抉择时明显经过了一定的挣扎和改变。1962年之后，他才去参加选举；他接受了全国阵线“教会小组”的邀请，还发表了自己的演说；但是据闻默克尔没有参加成人节，而是在之后接受了坚信礼；对于要不要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夫妇俩商量之后认为应让孩子们自己决定。
总算是渡过了难关。随着合作的开始，教会和统一社会党的关系开始缓和。卡斯纳一家人的生活也变得好起来。由于卡斯纳良好的合作态度，统一社会党给予了许多便利，其中包括拥有两辆汽车，一辆是公车，另一辆是私家车，并且他们还拥有出国的特权。
后来随着两德统一的到来，卡斯纳开始推荐很多人去加入新的政权组织，比如社民党、基民盟。他总说，试试看全新的政治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吧。但令人惊讶的是，直到最后这位牧师也没加入任何一个政党。
尽管自己的女儿逐渐在政坛上越走越远，卡斯纳也并未在政见上有所退缩，他一直都坚持着他的想法。就在默克尔成为联邦内阁成员的第二年，卡斯纳就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联邦政府。他在文章中说，联邦德国的宪法根本不能带来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的利益给了那些掌权者，但是最终人们自己却拿不到什么东西。现在的政党制度与东德的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东德是固定的一个党分利润，现在这里是几个党在分。
不仅如此，他还在许多场合批评联邦制度，丝毫不在乎自己女儿所处的位置。但是他本人对女儿取得的成就是相当自豪的。在听了默克尔的某场讲话之后，他说：“默克尔是个有头脑的人，她相当特别。”言语之间，充满了作为父亲的慈爱。
卡斯纳能够走到现在，的确非常不简单。当初能够在教会和东德政府的夹击之下取得生存这一点，就已经要求非同寻常的能力。而与他交往过的人也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恰当地形容他。作为牧师，卡斯纳是个非常博学的人，同时能够与那么多来自各地的神学家们交谈要求非常大的专业知识储备。其次，他是个自我、同时又坚信自我的人。他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之后便不会改变也不会后悔。走到今天，一家人一路上也度过了不少难过的时期，比如默克尔和弟弟妹妹们必须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如何应付安全局。除此之外，这位牧师非常坚持自己，或许用固执来形容也并不为过。他的立场不会因任何人或事而改变，不管是任何局势的变化还是自己的女儿。
温柔的母亲和家人
2004年7月17日，默克尔和妈妈、爸爸、弟弟、妹妹，以及几个相熟的家人朋友们，共同度过了她的50岁生日。这次聚会没有大肆宣扬，只是作为家庭聚餐而进行，充满了安静而又温馨的气氛。
默克尔与家人的关系都很不错，自德国统一以来，他们各自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母亲加入了社民党，父亲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弟弟成了企业家，妹妹则在柏林当上了疗养师。尽管各自的想法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各自的生活也涉及几乎完全不同的领域，但是默克尔一家人在这样的组合中找到了平衡点。他们之间，既有距离也有亲密，互相尊重、互相关怀。
默克尔的妹妹伊蕾娜生于1964年，尽管没能继承到家族里好强和勤奋的基因，但很有动手的天赋。现在的她在柏林生活，经常和姐姐默克尔联系，姐妹俩非常亲密。
弟弟马库斯则刚好比默克尔小3岁，出生于1957年7月17日。马库斯本人非常聪明，在学业上也非常努力。德国还未统一之前，他与一些反对派有过来往，加入过联盟90，去过苏联，还是现任基民盟联邦议员诺克的女儿的教父。而今的他选择进入发展迅速的信息产业，成为商人，在达姆施塔特工作。
默克尔和母亲的关系也很好，她对母亲那些年给予她的教育非常感激。
从非常小的时候开始，默克尔得到的大部分教育就都来自母亲。卡斯纳夫人在联邦德国时就从事教育工作，教授英语和西班牙语，当时其实并不太愿意到民主德国，但是出于对丈夫的爱，她还是跟了过来。由于民主德国政策的规定，牧师的妻子不能从事教育工作，于是她只能在家里照看孩子们。
卡斯纳夫人对孩子们非常温柔，孩子们也很爱戴她。她深知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也知道其中需要相当的技巧。她要求每个孩子在回家之后都告诉自己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从而及时解决掉孩子们可能遇到的问题。孩子们也非常喜欢自己的妈妈，每天总会花上一两个小时进行倾诉。默克尔后来曾提到，这样的倾诉时间让她非常享受，直至今天也仍然感谢妈妈能够给她这样的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卡斯纳夫人总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孩子们进行诱导，希望他们建立起强大的内心和意志，以及不怕困难、不断前进的努力和决心。因为她深刻地体会到，牧师的家庭在东德会受到多么严重的歧视，她希望孩子们能够正视这些歧视，积极地面对，并且做得比其他孩子更好。
与此同时，适当的严厉措施是必需的。在卡斯纳家里，对孩子们的惩罚方式各种各样，比如扣掉零花钱、关禁闭，严重时还会扇耳光。另外，一旦哪个孩子发烧，就算痊愈了也得继续在床上躺3天才被允许出门，这是制度。
默克尔作为大姐，也一直很好地扮演着这个角色。她崇尚和谐，只要弟弟妹妹们不做出非常出格的举动，她都理解。她始终把握着这个平衡标杆。后来她的父亲卡斯纳先生在接受采访时也确认了这一点。
1989年，两德统一终于露出了些许迹象，卡斯纳太太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她曾在东德担任过教会教师教授英语，但是她觉得，自己的才能一直被埋没，一直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长期以来的家庭主妇生活也让她感到厌烦。而此时政治形势的变化让卡斯纳夫人决定投投身政治。她选择加入社民党，但是好像并不适合。社民党党内的一些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和说话做事的习惯让她很不适应。比如他们总是称呼对方为“同志”，已经在东德听这称呼听到耳朵都要起茧子的卡斯纳夫人对此感到相当不愉快。不止是她，其他来自东德的人也有类似的感受。
1993年，卡斯纳夫人成功当选为滕普林的市议会议员，任期持续到1998年。这期间，不仅是市长舍恩纳西对她的工作评价很高，就连滕普林基民盟主席贝斯科也对她非常赞赏，认为她的合作精神着实让彼此的工作方便了很多。但是卡斯纳夫人对滕普林社民党没有什么正面的看法。在她看来，那几个领导人总是在为了各自的权力和利益不停地吵架。1998年，卡斯纳夫人从议员的职务上卸任，再次参选没有成功。但是她本人并不感到气馁，也没因此影响到家庭成员们之间的关系。2002年，当默克尔为了联邦大选在滕普林进行演说时，卡斯纳夫人就在人群之中。
如今的卡斯纳夫人回归了她的本职，在滕普林的业余大学里教授英语。尽管和丈夫在政治上的看法不一定能够取得绝对一致，但是也彼此尊重，相互理解。默克尔评价自己父母的关系时说，他们之间非常亲密，但是各自也有各自的圈子，一定的距离并不是坏事。
普通的好学生
总体来看，默克尔的学生生活非常普通。但毕竟是在那样严峻的社会形势之下，普通就已经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