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僵尸一般躺在床上，拼命追忆着过去那段空白。
八月的天气，是那么地炎热，秋阳高悬天空，阳光蒸腾着热浪，我把沉睡一夏天的毛衣、毛裤、棉袄等过冬的衣物，全部从箱子里翻了出来。我先在两棵杉树上牵好晒衣绳，然后把衣物一件件晾晒在绳子上。一只甲虫，在毛衣上蠕动，那好看的甲壳上的花纹，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彩。我走到跟前，将左手中指弯成一个圆圈，挨近甲壳虫轻轻一弹，甲壳虫颤扇着绛紫色的翅膀飞走了。
“这是王医生还你的《统计学》。”一个声音说，这声音在我的背后，瓮声瓮气。
我回头一看，是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李耀。虽然我们彼此知道谁是谁，但从来没说过话。
“哦——”我接过她递给我的《统计学》。
“听王医生说，你在图书馆工作？”她抿嘴一笑，扁脸上的细眉上挑，丹凤眼下勾，没血色的嘴唇泛白。
我很反感她这种东施效颦的作态。
“嗯。”我懒得跟她说话，点了个头。
“你能不能帮忙给我办个借书证？”她扭动上下一般粗的腰肢，似乎想表现老姑娘的妩媚可爱。
“不能。”我回答。
“要是你能帮个忙，真的，办个借书证看看书就好了。唉，你不能，那就算了……”她重复叨念着，眼睛暗然无光，低头转身，蹒跚地走了，颇像鲁迅先生《祝福》里祥林嫂的念叨：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
望着她的背影，我为自己的言行感到了内疚。
我喊住她，回家拿了一个办证卡给了她。
这以后，我和李耀在路上碰见过几次，每次都相互点头打招呼。
九月初，我借调全省文化局长训练班搞会务工作，吃住都在省军区招待所，直到十二月底，全省文化局长训练班才结束。
一九八三年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在家看电视，听见外面有人敲门，我打开大门看，是李耀。
“找谁？”我明知故问。
“找你。”她小心地回答。
“有什么事？”我问。
“我买了通宵电影票，想请你……”她掏出电影票递给我。
“没时间。”我一推她递给我的电影票，像避瘟神般拉上门。
“姓夏的，你太不懂感情了。记住，我绝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的！”她声嘶力竭隔着大门对我吼道。这声音在爆竹声声的大年夜，显得非常的阴森，凄厉……
早上醒来，我头痛得厉害。我洗了个冷水脸，来到大操场。太阳还没有露脸，空气里弥漫着黎明的清凉。麻雀在法国梧桐树上“叽叽喳喳”闹个不停，操场中间，几个退休的老教师正在比比划划练太极拳。我沿着操场的跑道小步跑着，但我能感觉得到，我的跑步比快走强不了多少。以往像这样的早锻炼跑步，我可以围着三百米一圈的操场跑上十几圈，可今天就不同了，我跑了一圈多，就虚汗直淌，心里发慌。我又改成快步走，这时，思想才告诉我，从昨天中午直到现在，我还没吃过一顿饭。我记起了小时候奶奶教我说：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饿得汪（叫）。我应该上餐馆去吃点东西。我这样想，可肚子感觉不到饥饿。我于是像电影《淘金记》里把人看成火鸡的淘金者，发挥起自己的想象来。
我首先想到过年时的情景，丰盛的筵席上摆着油酥鸡、红烧排骨、清蒸武昌鱼、夹干肉。可是，这些大肉大鱼今天对我来说，太油腻了，引不起我的食欲。而且，在1985年9月11日的清晨，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筵席的，没有的东西我去假设它，那就是画饼充饥。我又开始在脑子重新搜索附近几家餐馆的早点：欢喜坨、油条、面窝、油饼、油饺，这些早点，就像我小时候吃的白米饭，引不起我丝毫的胃口；我又想到牛肉面、糊汤米粉、水饺这类带汤水的食物，遗憾的是，它们无法让我产生味觉，后果却是倒胃的痉挛。我决定不再去想过早的问题了。唯物论者应该是实事求是地面对生活，既然我现在的肚子不感到饥饿，我为什么偏偏要让肚子去体验饥饿的感觉呢？
我又继续沿操场跑道走了半圈。时不时地伸臂扩胸，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的空气。王老师买早点从我身旁擦肩而过，留下一阵浓烈的香味。这种香味立刻从我的鼻孔进入口腔，停留在我的舌尖，味觉立马告诉我，这是烧梅的味道，是用薄薄的面皮包着糯米、瘦肉、葱花，然后用垫着棕毛的蒸笼蒸的烧梅。我咽了一口唾沫，带烧梅气味的唾沫，肚子似乎有了饥饿的感觉。
我来到新春餐馆，买了二两烧梅，一碗水饺，在靠墙边的一个餐桌坐下。我用筷子夹起一个热气腾腾的烧梅，用嘴吹了吹，小咬一口细细嚼着。我完全感觉不到烧梅的精细作料，仿佛在嘴里咀嚼的不是烧梅，而是一团无味的豆腐渣，我怎么也咽不下去。在近半个小时的早餐中，我吞咽了三个烧梅，喝了一点水饺汤。
当我起身用伤感的目光看着残留在桌上的食物时，一霎间，我的心里翻涌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苦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