忌恨心理最喜爱的把戏，就是为其他同伴制定一套行为准则。这种心理模式是忌恨的个体所特有的，他在哄骗他的伴侣时，会企图利用爱情的某种法则，他会把围墙建筑在所爱的人身边，或是吩咐别人应该看什么地方、看什么内容及如何思考。贬低和谴责他人，也常常是忌恨的一个目的；而贬低和谴责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剥夺他人的意志自由，令其循规蹈矩、墨守成规，或是把别人牢牢锁住。关于这种类型的行为的精彩描写，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Netotschka Njeswanowa）中能够发现，有一个男人使用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伎俩，并且成功地把他的妻子压迫了一辈子，他对她的统治地位因此而得到显示。所以，我们看到，忌恨是一种对权力的追求的格外突出的形式。
（三）嫉妒
我们完全能肯定，在对权力和统治地位的追求出现的地方，就会出现嫉妒这种性格特征。在自卑情结这一形式中，个体和他不可思议的目标之间的鸿沟表现了出来。他被这种自卑情结压迫着，他对生活的一般行为和态度也因此而被深刻地影响着，如此，在人们的脑海中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印象：距离实现自己的目标还非常遥远。他对自己的妄自菲薄和他经常性的对生活的不满表明了这一点。对于他人的成功程度，他开始不惜时间地进行估算，并沉溺于他人对他的看法和他人所取得的成就之中。他总是觉得自己受到歧视，总觉得自己成为受到忽视的意识的牺牲品。
其实，相比于他人，这样的个体或许拥有得更多。这种受忽视感的多种多样的表现就是这种不满足的虚荣心的标志，也是要比别人拥有更多、或实际上是想拥有一切的心态的标志。“希望拥有一切”，绝不是这种虚荣类型的人会直接说出来的，其原因在于，他们这种想法事实上被存在的社会感阻止了。不过，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像是他们想要拥有一切一样。
滋生于这种不断地估算他人成功程度的过程中的嫉妒感，绝不会令人获得更多的幸福。社会感的普遍性导致了对于嫉妒的普遍厌恶。可是，“完全没有嫉妒之心”，这一点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在我们中间，完全没有嫉妒的人并不存在。通常情况下，嫉妒在一帆风顺的生活中并不明显。不过，每当一个人遭受到苦难、感受到压迫，或缺乏金钱、食物、衣着、温暖这些东西时，每当一个人对将来感到绝望，不能从不幸的情形中找到任何出路的时候，嫉妒就会随之而来。
今天，我们人类尚处于文明的开端。嫉妒感虽是我们的伦理和宗教所禁止的，但在心理上，我们仍未足够成熟到消灭嫉妒感的程度。贫困的嫉妒是人们很容易理解的。而倘若有人证明其被放在与穷人相似的地位上却没有产生嫉妒心理，理解起这一点来反倒困难了。我们针对这一点所要说的是，在当代的情形下、在人的心灵中，某个因素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考虑。这个因素就是，人们只要太多地限制他们的活动，在个体或群体之中就会产生嫉妒心理。不过，在那些我们从来无法证明的令人不悦的形式中出现嫉妒时，对于任何消除这种嫉妒和常常与之联合在一起的仇恨的方法，却是我们不得而知的。
对于我们社会中的每个居住者而言，很明显的一点是：让嫉妒这样的倾向去接受测试，并不是人们应该做的，而且更不应激发它们；人们应该有足够的机智不去强化任何能被预料到的嫉妒的表现。不错，采取这种方法也不会出现任何转机。但是，我们至少能要求个体是这样的：对于任何凌驾于他同伴之上的优势，他都不应该去炫耀。习惯于这种无用的权力展示，他就会很容易伤害某些人。
个体和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能通过这种性格特征的起源加以说明。倘若阻碍个体成功的对他人的敌对心理没有被同时激发出来，那么就不存在高踞于社会之上的人，同时他具有超越于同伴之上的权力这一点，也是没有人能够证明的。那些以建立人人平等为目的的标准和法则，是嫉妒迫使我们制定的。最后，我们理性地得出一个我们已经感受到的命题——人人平等的法则。敌对和混乱，会立即因这种法则遭到破坏而产生。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之一即是如此。
事实上，在个体的外表上，有时可以轻易地辨认出嫉妒的表现。在语言形象中，人们已长期使用的嫉妒的特征与随之而来的生理现象是密切相关的。“脸都绿了”或“脸色苍白”，是人们形容一个人嫉妒的形态时常见的描述。实际上，这表明的是嫉妒对血液循环所产生的影响。动脉毛细血管的收缩，即是嫉妒的器官表现。
如果从嫉妒的教育意义这一点来看，唯有一条路我们可走。既然我们无法完全消除嫉妒心理，那么，就只有让它为我们所用。想要实现这一目的，可以为它提供一种可获得良好成果的渠道。对精神生活而言，过大的震荡并不会因此发生。而对于个体和群体来说，这也具有良好的实用意义。
从个体方面来说，我们可以劝告他去从事一些有助于提高自尊的职业；而在国际生活中，对那些觉得未被重视，并在国际大家庭中目睹了邻国的幸福，对其更好的境况产生了徒劳的嫉妒心理的国家，只能为他们指明一条道路：要达到内在的不发达的力量的发展，除此之外，已无他法。
在生活中，对共同生活而言，任何心怀嫉妒的个体都是毫无裨益的。唯一能让他感兴趣的，只是从他人那儿取走点儿什么，剥夺他人、干扰他人，大概是他唯一会做的。此外，他有这样一种倾向——随时为没有达到的目的寻找理由，甚至，失败时他会去谴责他人，认为导致自己失败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他可能变成一个战士，一个对他人横加干涉的人，有益于他人的事是他从不会参与的。对于人性，他了解甚少，这是由于他很少会费心去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原因。他人因他而遭受痛苦，他也不会为之动容。嫉妒甚至会使一个人为他邻人的痛苦而收获快乐。
（四）贪婪
我们发现，通常情况下与嫉妒紧密相联的糟糕的伙伴就是贪婪。我们所指的贪婪不仅仅是在积聚钱财中所表现出来的贪心的方式，在给他人以不悦中表现出来的较为普遍的方式，也是贪婪的一种表现。这种人的贪心，会在他对社会和别人的态度中表现出来。
贪婪的个体为了拥有更多的钱财，会在自己周围构筑一道墙。一方面，我们能够发现贪婪同野心与虚荣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它和嫉妒的关系。毫不夸张地说，一般情况下，所有这些性格特征都会同时存在。所以，要把他人的心思看透，绝非什么令人惊奇的事，当这些性格特征中的一个被人们发现，那么也可以宣称其他性格特征也一并存在。
在当今的文明中，贪婪的迹象已在相当多的人身上显示出来。普通人努力地去遮掩或隐藏贪婪——采用一种夸大的慷慨的方式。这种慷慨形同于救济，他们在提高人格感时，企图通过慷慨的姿态并以他人为代价。
很明显，贪婪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会被引导向某种生活方式，转而会蜕变成一种有价值的品质。对于时间或工作，人们完全会表现出贪婪，而且的的确确将很多精力都用在了这一过程中。
今天，出现了一种强调“时间的贪婪”的科学和道德倾向，这是一种要求每个人节约他的时间和工作的倾向。从理论的角度讲，这看似很好，然而，如果我们看到这种论调付诸实践，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具有优势和权力的个体目标。这种从理论上得出的论题经常会被人们滥用，对时间和工作的贪婪倾向于把工作的真正负担转移到他人肩上。同其他活动一样，我们在判断这一活动时，可以采用普遍有用性的标准。显而易见，人在我们科技时代的发展中，已经被视为一种机器，而且，就像技术活动的法则一样，生活法则也大多如此。这样的法则在技术活动中，时常能被证明是无效的；然而，离群索居、孤独和人际关系的毁灭，在人类的社会中，却最终会因这些法则而出现。所以，没有比调整我们的生活更好的方法了，我们要努力做到宁愿给予，而非积聚。这种法则不能脱离其环境，人们在用这一法则时，绝不允许伤害他人；不错，如果人们能牢记共同福利的存在，就不可能用这一法则伤害他人了。
（五）仇恨
我们发现，一般情况下好战的人具有一部分仇恨的性格特征。比如在勃然大怒中，仇恨的倾向（它在童年早期常常出现）能达到极度紧张的程度。与此同时，在较为温和的，诸如责骂和恶意的形式中，它们也会出现。任何人的人格，都能在对他人仇恨和责骂中得到很好地表明。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人的灵魂，因为人格被仇恨和恶意赋予了鲜明的色彩。
仇恨的表现也是各种各样的。它存在于人们反对一个个体、一个国家、一个阶级、一个种族或异性的多种多样的行为中。仇恨像虚荣一样，它清楚怎样把自己伪装起来，它并不会公然出现，比方说，它出现时，会拥有一种普通的批评态度的伪装形式。
在破坏所有个体可能有的接触中，仇恨可以扩大化。有些时候，个体可能的仇恨的程度会如同闪电一般突然地被揭示出来。在一个病人的实例中发生的一切，能够为此提供证明，他完全能让自身免于服兵役，可他对人们说，他十分喜欢阅读有关使人毛骨悚然的对他人的屠杀和灭绝的报导。
在犯罪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此类的情形。在较为温和的形式中，仇恨倾向可以在我们社会中发挥一种重要的作用，此时，仇恨表现出的会是一种无须伤害或恐怖的形式。厌世就是经过伪装的一种仇恨的形式，它显示出一种对人类很高程度的敌意。敌意和厌世，渗透于某些哲学流派的整个系统中，致使人们觉得他们是残酷的人，他们甚至会做出残酷的不经过伪装的行为。而伪装的面纱在名人的传记中，有时却被撇到了一边。对这种叙述无法避免的真实性问题进行考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有一点却比较重要，需要记住，艺术家身上有时同时存在仇恨和残忍的气质，但如果他对创造出真正的艺术抱有巨大希望的话，他原本应该紧紧地站在人性的一边。
到处可见仇恨的分支。我们并不会在此一一考察，其原因在于，我们若是对单独的性格特征和总的厌世倾向的所有关系进行考证，必然过于繁杂。打个比方，一些厌世的性情必然会存在于某种工作和职业中。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曾经说：“一个人的残酷本能可以尽情地发泄在他的诗歌中。”可这并非表明这些职业必定带有仇恨。刚好相反，对人类秉持敌意态度的个体准备从事一个职业的那一刻，例如军队里的职业，他不会表现出其所有的敌意倾向，至少在外表上与社会体制相适应。其原因在于，他必须适应于他的组织，而且，他有必要与已选择这一职业的他人发生联系。
在“过失犯罪”的名目下所做出的行为，是敌意伪装得特别好的形式。对人或钱财的“过失犯罪”的特别表现在，过失的个体完全不具备那些社会感所要求的对他们的关怀和思考。在法律上，无休止的讨论因这个问题而产生，然而一直也未能获得一个满意的结果。无须赘述，被称为“过失犯罪”的行为并不等同于犯罪。假若我们把一盆花放在离窗户边缘太近的位置，以至于极轻微的摇动就能使其掉落，并恰好把某个路人的头砸到，这显然不同于我们直接拿起花盆正好砸在某人头上。然而，毋庸置疑，某些个体的“过失犯罪”行为却与犯罪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解人类的另一关键点也正在于此。从法律的角度看，一种可以使犯罪罪行减轻的情形就是，“过失犯罪”行为并不是有意识地进行的，不过，必须承认，在相同程度的敌意上，存在一种无意识的敌对行为和一种有意识的邪恶行为。人们在对儿童的游戏进行观察后，发现了这样一些事实，他人的利益是某些儿童很少注意到的。于是，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儿童对他们的同伴并不友好。要证明这一事实，人们必须等到更多的证据出现，不过，每当这些儿童玩耍的时候，如果人们总能发现某些不幸会发生，那么，我们不可否认，“把他们玩伴的利益放在心上”并非这些儿童的习惯。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对我们的商业活动予以特别注意。如果我们要证明过失和敌意之间的相似性，商业似乎并不是特别适合。竞争者的利益往往被商人忽略，或者说，对我们所设想的必需的社会感，很少有商人会感兴趣。许多商业程序和商业事业就是在这样的理论之下建立的，一个商人的劣势，基本上促成了另一个商人的优势。所以，一般来说，无任何惩罚会加在这样的活动上，纵然这种活动是在一种有意识的恶意的驱使下完成的。好比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的“过失犯罪”一样，这些缺乏社会感的商业进程每天都在发生，毒化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