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板桥、菱藕、在河汊里长日坐守扳罾的渔人，春天的桃花、初夏的菜花、秋天的一片黄云似的稻子、冬天冒雪冲寒的油菜……都曾经使我消磨整半天整半天的光阴。
这便是园林以外的园林。
拙政园
城里的园林，不能不算它较大，不愧为四大名园之首（四园：此外还有留园、狮子林、网师园，网师园尚未修复）。我对它的直觉印象是一个“幽”字。也许这个评语有点抽象，但若你到这里的话，自己在后山的亭子、见山楼上静坐那么一会儿，你就会同意我的意见。我以为，玩赏一个园林，不一定在乎厅堂的富丽，譬如说，这里也有什么远香堂、三十六鸳鸯馆等，——隔壁博物馆占用的玉兰堂也许更堂皇些，可是，在这些地方很难领会园林的真正佳趣。当然，这些建筑也是园林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有了它们，才能使山石微径，曲水红桥，更加有所联系，有所归宿。然而，假如把欣赏和领会胜境的中心完全放在考究什么楠木厅，什么画栋雕梁的工程上，就难免近乎煞风景。所以，我请您在玩赏了上面的“主题结构”之后，一定要上后山，静坐一会儿，把你的眼界放得更宽些，把你的恣纵的心情震慑得更宁静些。
这个楼并不富丽，也不太高大，但位置在全园的最后，坐在楼上可以看见肥大的梧桐叶覆在青青的屋瓦上，可以看见几竿修竹在风中摇曳的姿态，可以听见不知名的鸟儿在不知什么地方争鸣。要是在夏天，当风雨来时，这里的情境更非笔墨可以形容，濛濛的白雾笼罩了一切，那是急雨溅起的飘在瓦面上的水珠。忽而一阵开晴，美丽的彩虹可以使你惊奇地看上好一会儿。
水，是园林里不可少的。远香堂侧的荷塘那是很不错的了，但我很喜爱三十六鸳鸯馆附近，沿着东墙一带的，生满浮萍和水藻的绿波，那水是得到“静”趣的，好像是“与世无争”的。转过弯儿，在后墙根生着肥大碧绿的芭蕉，这点“旧时院落”的情味，我想在月夜应当更美，如果能够在这里一面赏月，一面哼着吴梦窗的词句，也许是诗人们很感兴趣的吧？
狮子林
狮子林是拙政园的比邻，在几十步的距离内，有这么两个名园，足见吴中园亭之盛了。园以狮子为名，难免使人感到奇怪，佛经里说，说法使人通悟，叫“作狮子吼”，这里山石的奇怪形状，有如狮子云云，我想这名字总不是“切合实际”的，何况石头也实在看不出像狮子。
说真的，我觉得苏州各园林的山石堆得最不好的要算这里，因为它使人感到拥挤，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我的癖好是“山不在高，水不在深”，石头也不必以多为胜。尽管那山洞很是曲折，小孩子捉迷藏当然有趣，成年人恐怕不见得怎么样。曲折是一种美，但必须曲得使人看不出，那是真曲，本来一览无余，相隔咫尺，而钻起山洞来却偏偏左盘右旋，至少对于我这样喜欢直来直去的人不合适。而且像以四面皆石著称的卧云室，也弄得四面不太透气，会使人有点儿不耐烦。我很欣赏苏州坎坷文人沈三白的话：“狮子林虽曰云林手笔……然以大势观之，竟同乱堆煤渣……全无山林气势。”
这且不谈，这园子的好处我也别有会心。我所爱的是指柏轩这个厅堂，幽静、深邃。那右面的一片青翠得像要滴下水来的竹子是多么值得留连，设想在盛夏的天气，在绿色的浓荫下，睡那么一觉或是吃上两杯龙井茶，真是不易获得的享受。恐怕在附近的真趣亭和荷花厅赏荷花，倒未见得有这样的静趣。
暗香疏影楼也是一个值得喜爱的地方，妙在从楼上就可走向假山上的走廊，是楼又不是楼，这确是一点匠心。近处三五株梅花，若是初春，当可体会姜白石这两句词意。然而，要叫我冥坐沉思，得到工作以后的真正休息，我还宁愿在“古五松园”这偏僻的一角。明清以来的五棵松树都随着沧桑变化消失了，只有陈中凡先生寄赠的一幅李复堂五松图在点缀着历史上的名字。可是对面那株古柏确是“老干参天，霜皮溜雨”，不由得使你想到那图画的年代，松树的年代，乃至园子、山石的年代。
怡园
怡园以小巧著名。说是小，比起拙政园、留园是差得多了，那水真够得上是“半亩方塘”。这个园子在建筑的历史上是年轻的，沧浪亭始于南宋，狮子林始于元，拙政园、留园都始于明，唯有这园林是光绪初年的建筑，距今不到百年。不过当清末其他园林都有些凋落了，这园子却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又居于城中心，于是便成为当时文人学士“觞咏”之地。
藕香榭是这里的主要建筑，要讲堂皇富丽，当然不及拙政园的远香堂，獅子林的燕誉堂指柏轩，更不及留园的五峰仙馆鸳鸯厅了。可爱的是，它好像更朴素些，更简洁些，不像那些高堂大厦使人起“肃然”的感觉，而是更为“平易近人”的。除了小桥临水，可以看游鱼悠然来去之外，南墙根的几株高大梧桐，西墙阴的几棵嫩绿芭蕉，都会给你勃勃生气的。
园林壁上嵌石刻，是苏州的通例。除了本园的纪事之外，兼摹古人名迹，怡园也不例外，可是这儿我特别推荐您看一看“碧梧栖凤”西面，走廊北转地方的一块石刻。刻的是明末东林党被魏忠贤迫害的五君子手札，——杨涟、魏大中、缪昌期、周顺昌、周宗建。除杨涟是湖北人外，其余都是苏州府人，特别是周顺昌，一六二六年东厂来逮捕他，曾引起全城市民公愤和大暴动，有名的“五人义”故事就是写的这次暴动的五个领导者，在虎丘有着他们的墓地。我每次到这块石刻面前，总是“徘徊不忍去”。疑问是，为什么把它放在这个阴暗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而且管理园子的人也没有特加说明。在狮子林的走廊南部刻有一块文天祥写的字（文丞相南宋末曾作平江知府，守苏州），地图上倒标着“文天祥碑亭”，列为一景，而且连“写作俱劣”的所谓“乾隆御笔”在狮子林也还有“御碑亭”，对这几位大义凛然的“士大夫”，似乎不该置于这样寂寞的境地。
沧浪亭
城中园林，没有更比这里古老的了。今天去看，也还是斑斑驳驳，透出古的气息。它不像留园那么“富贵气”，也不像怡园那么暴发户气。虽然没有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却另有朴实厚重的滋味，恰与苏子美这样一个退隐了的诗人身份相称。
《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君是个至性人物，据我看来，这个封建社会的穷困知识分子，受足了家庭的压迫，社会的白眼，他的作品有血有肉，可算得古典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旧居就在沧浪亭畔，曾和他的爱人也是他的知友芸娘初秋赏月于此，成为他一生不忘的记忆。芸娘真是个有趣的人物，很想于月夜在亭外河里划船一游，我们今天到这里何尝不作此想？遗憾的是，仍然无船可划。我觉得沧浪亭外的一泓流水实在是别的园林所不及的，它流得那么自然、痛快、澄澈，不像那些被人故弄玄虚的“流觞曲水”，使人别别扭扭。常常在这儿碰到静静的垂钓者，平添我无限的羡慕。古人说沧浪之水清可濯缨，浊可濯足，我却觉得，不管清浊，在这里临流濯足，都是快事。正因此故，我就更感到“观鱼处”那个小亭子的可喜了。
沧浪亭以石刻著名，尤其是五百名贤祠。为了凑石刻，把苏州石刻的三宝——文庙里的天文地理平江三图拓片也悬在“明道堂”。当《十五贯》风行之日，您不想瞻仰一下“况青天”吗？请在祠中细细寻觅吧，您准会遇见的，并且那位以官僚主义对待问题的巡抚周忱的像就在他的旁边。
乾隆这个人十分可恶，他到处乱写。名贤祠外东壁有一幅文征明的刻像，很简古有神，偏偏他要题诗一首，居然认为有了他的诗，“较他前辈庆遭逢”，真是佛头着了粪，倒霉哉文高士也。附近墙上还有陶澍刻的五老图，梁章钜后代刻的七友图，也可以看看。陶澍作过江苏巡抚，驻在苏州，以后又作友谊画院山长，画院即在对面的可园。这个老头儿有个好女婿，那就是有名的林则徐。
关于亭子本身，我不想多说，因为那仅仅是山石上一座普通亭子，如此而已。
留园
留园和拙政园同是清末两个大园林，不过彼在城外，此在城内。单说在园子外面的马路，当时取名“留园马路”，而且是苏州最早的一条，您就可以想到园主人的威风。由“盛旭人（康）方伯”（跟胡林翼打过太平军，做了道台）到“盛杏荪（宣怀）宫保”，威风越来越大。可能，那时的高贵来客们，会是马车与轿夫竞走，红顶与金表争辉的吧？余生也晚，未睹其“盛”，仅见今天临街还有几间走廊，大约乃当年轿夫御者休息之地。
在各园林中，要算这儿最有华贵的气派了。五峰仙馆、鸳鸯厅（林泉耆硕之馆），比之狮子林的指柏轩和燕誉堂有过之无不及。而冠云楼前的冠云峰尤其是值得一看的石头。孤高磊落，独立无倚，比南京瞻园的奇石更有气魄。可惜是，仍旧有“斧凿痕”，假如从后面望去就不大妙。苏州太湖石当以旧织造署（现在的师范学院附中）的“瑞云峰”为第一，不仅瘦皱透兼备，而且一片天然，毫无雕凿，秀媚而又雄浑。
1956年10月15日
注释[1]选自《雨花》1957年第1期。有删节。作者纪庸（1909-1965），现代历史学家。著有《两都集》等。
江南娱乐
看一个人，不能只看他蛾冠博带、正襟危坐之时，还要看他休闲娱乐的时候。那时，他常会在不经意间显示出自己的个性、趣味来。
看地域文化也是这样。休闲娱乐的方式，是最具个性的。西北黄土高坡上的人们，干活干累了，就唱“信天游”，唱“花儿”，听秦腔。秦腔锣鼓喧天，高亢入云，西北人听了，觉得无比痛快；江南人听了，或许会心惊肉跳，掩耳而遁。江南水乡的人们，茶余饭后唱吴歌，听说书，听评弹，听越剧。莺声燕语，软语呢喃，江南人听了，觉得浑身舒爽；北方人听了，或许会觉得肉麻，浑身不自在。
不过，这个问题不宜渲染太过。越剧电影《红楼梦》，曾经风靡全国。许多北方汉子看了，也一样偷偷地抹眼泪。电影《黄土地》、《红高粱》，不仅传遍大江南北，还走出国门，得到普遍的赞赏。人性中、民族性中，毕竟有许多共同的东西。
以这样的视角来看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将会使我们对其独特性、不可再造性，益加珍视。
江南人，请保留住你那些多姿多彩的休闲方式吧！
故乡的戏文[1]
文载道
陆放翁《小舟游近村》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每读此诗，辄兴江村风物之思。放翁所说的殆为南渡后乡村的说书，然颇与吾乡相似——在夏天的薄暮中，落日刚刚消逝于山谷，晚风轻轻的拍着原野，同时也拂去人们白天工作的疲劳，大地在夜色的清芬中呼吸着。一切显得安闲，平静，偶然有知了、蟋蟀、促织们断续地唱着曲子，想给小城点破一些寂寞。人们于晚餐之后，赤着双足在树荫旁纳凉憩息，四边燃起艾绳以驱蚊蚋，互相谈着琐碎的闲话——于是负鼓的盲翁出现了，以妻或子扶持着作引导，从他们颠沛而伛偻的影子看去，仿佛有相依为命的神情。乡间则称之为“唱新闻的”——而其实原是丐户的一种副业，以卑微的求乞的口吻，向乘凉者兜揽生意，一面用锣鼓敲着汤汤笃笃之声，听众闻声就渐渐的聚拢来了。代价多至铜元百余枚，可唱两三小时，一曲既罢，正是大家安寝的时候，听客就带着歌声蘧蘧入梦了。唱词的开场有一定的公式，多数是“天上星多月弗明，地上山多路弗平，朝中官多出奸臣，新闻出在那一村，就出在……”以下便直接故事，其内容也不出历来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旧套。然仅有唱白而无表演，故只能作短时的消遣，而最适宜的自然还是夏夜。听众的“正义感”往往随故事起伏而洋溢眉宇，正如《东坡志林》所记，“涂巷小儿薄劣，为人所厌苦，辄与数钱，令聚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玄德败，则噸蹙有涕者；闻曹操败，则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这临末的评论不免近乎迂曲，至于仅以小说、戏曲的影响，而决定民众喜怒哀乐之情，尤觉不足为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