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乡本一浙东孤岛，人民的娱乐和消遣，固不常有。纵有也必与宗教有关，偕神道的名义，合公众的力量，或者正是村落社会的风尚。如赛会与演戏，就非靠“神”的力量来号召不可；而舞台也全设在庙中，这大概和各地情形相同。戏曲——吾乡称为戏文，倒是宋元以来的旧称——的门类有数种，规模有大小，惟正式的地方戏却极少，勉强的可以把宁波滩簧算了进去，即现在的所谓“四明文戏”，乡人则曰“花鼓戏”，然与京剧中的凤阳花鼓却又不同。大抵为牧歌或山歌的衍流，故其词多涉及性的描写，因此就带来了严禁的命运。演时多在深夜偏僻之处，以避官厅的耳目，台址用木板搭成，略加化装，但仍不脱本地风光，对白即纯用乡音，显出原始的情调，令人想到《诗经》中“桑间濮上”之情。演者虽皆为游手，不过也是兴到为之，并非像上海“名角”们倚此而为终身之业，所以也名“串客”。但它的吸引力极大，人民有从数里外赶去赏观者。此则一因禁遏愈严，结果向往之心愈切，如吾辈之读“禁书”。二由于有强烈的性感的挑拨，渲染，益发加重其诱惑性，像某一时期的蹦蹦戏。然而大胆贴切，粗犷朴拙，构成了它的特色——也正是任何地方戏的特色。尤其是还不曾经过“洋场才子”辈的手笔，故虽猥亵而却多风情。此外，别有傀儡戏，吾乡名曰“小戏文”，演者皆属堕民，因他们原职是“吹打”，故可以应付弹唱。乡民逢灾难疾病，或向神明许愿，待稍愈即演之，以示忏悔与酬祷。演时围幕作场，敲锣鼓，奏唢呐，有说白和动作，然而就只没有表情：这正是傀儡悲哀之处，啼笑一任他人也。演者两手各执一偶，由幕之下方伸弄于上，故俗名“下弄上”。傀儡的面部也绘脸谱，此则戏文无分今昔，总少不了大花脸和小丑的支撑场面，至于调兵决策，俨然将相风度，两军相遇，也有勇猛决斗。其驰驱用命，盖不亚于舞台上的武行。手法敏捷而灵活，所缺者就是中间全没心肝耳。少时看了引不起感触，今日回想未免惘然良久。傀儡戏有二种，其尚有形体较小，规模较简者，曰“独脚戏”，亦名“凳头戏”。以其盛物之箱启盖而作台，将木偶以线牵于箱下，用足踏出种种动作；而以一手敲小锣，又一手为傀儡执役持器。总之演者的四肢皆有实用，无片刻停息，然其进退周旋，较上述之“小戏文”尤为生动。演时多在闹市中心，先以锣声召观客，既毕则索钱，也有讲定代价的，富户或唤至家中，出独资闭门取乐。贫家小儿，闻锣声而怦然。但格于门禁，不得一见！此情此景，在旁人至多出以怜悯的眼光，然生不幸而为贫孩子的父母，其内心的凄凉委屈，就非别人所能体验了。至其戏目，间有袭取京剧者，如演《宝莲灯》必带“出会”，以具体而微之花灯、旗牌、龙船等环绕台上。花灯中燃着小小的红蜡烛，遂觉煌辉而耀目，儿时尤特别有亲切之喜。盖“出会”不常有，睹此乃有“虽不得肉，亦且快意”之感。但这非本地常有，多为外来的游民所演唱。这些游艺在他乡本属常见，不过吾乡僻陋，难得有此耳目之娱，于人民的精神上，不无慰藉。《聊斋志异》卷十三中，曾记有口技售欺的故事。演者也来自外埠，盖类乎江湖卖解之流亚。以木板围成壁形，故云。人匿处其中，作各种人世的繁响，听者至精绝处为之咋舌忘情，仿佛置身于别有天地中。而所凭藉的只是一唇一舌。这种技艺由来已久，见于前人著作的也很多，而演者又属流动性，稍得资便转走他方。
复次是乡间的庙戏，因为稍有风土之胜，且是儿时生活中的一部分痕迹，或者还能令人有一读之趣。
吾乡《县志》（民国十二年排印本）第五册《方俗志·演剧》项下云：民间所立之各庙会，则在各庙中演之，谓之庙戏，城区多在仲夏间，有在秋间演之者。一庙之戏，如都神殿等，往往多至十余日……全邑终岁演剧之费，当不下数万金。近年倡办戏捐，闻每岁可得千金云。演剧之时，合境老稚男女多往观之。各家各自备高椅或庋板为台，以便妇女坐观。拥挤之时，往往毁台倒椅。妇女有至堕钗遗镯者，无业游民多在庙侧摊设赌具，诱人往博，抽取头钱，而商贩亦皆设摊陈列食品玩具等以逐利，喧嚷之声，常闻数里。
这是演戏时的大略。只是戏班的来源皆须仰诸甬邑，由一二人承包之，其性质约有下述数种：曰“宁波班”，实即昆腔。因仅赖笛子而无弦索，且多演“文戏”，故一般人觉得过于单调，雇演者则取其价之低廉云。曰越剧——这倒是正式的绍兴戏，与现在上海红极一时的嵊县班不同（乡间称此为笃班）。如演“哑子开口龙虎斗”之类，最为台下激赏。唱时操二胡敲大钱，苍凉激越，有似秦腔，所以俗名“绍兴高调”。除唱法外其他与京剧同，乡人比较爱看。复次曰“台州班”，演员多来自浙西。服装极陈败褴褛，而乐器尤简陋，只以一镗锣押每句唱词之节拍。妇女和老人颇感兴趣，因其有本有末，且较文静，如演《碧玉簪》等，未有不泣下沾襟的。但它有一个特色：每当唱词告一段落而至尾声时，必由后场倡和之，名曰“随后场”。如唱“多福多寿多男子”，唱到“多男子”三字，后场必起而应声。演员的生活非常凄苦，力竭声嘶的所得只供三餐粗饭而已，如醵资七八金便能唱日夜两场了。但有的班子，也能演几出皮簧，而俗名“草台班”或“乱弹班”的原因即在此。吾乡俗谚有云，“老的豆腐嚼勿落，小的桌凳撩勿着”，盖讥其组织之参差不齐，戏路之凌杂而无同定格。最后，要说的则是京剧，这必在五月间“都神殿”演时始能看到，因其会产较丰，耗费也较多——这所谓“会产”，是当地几个士绅发起，筹资而创一会集，近乎古之扮榆集社，专用作赛会和演戏，主其事者曰“柱首”，须时常轮流值职，子孙还能世袭，主要的权利是吃喝，直至中落时有出顶与他人的。著名的庙宇都有会，最多则有十余团。举行的时期虽一年一度，然须视其会产之厚薄而定节目的繁简，会产较薄的即以傀儡戏，或清唱等代戏文，而其一切费用皆赖基金的子息。演期将临，小小的乡村中平添了紧张喧闹的空气，大家扶老携幼的参加着难得的盛会，自士绅而至为手艺，这主要是因皮簧之不易多见。开始必闹头场，跳加官，间有加跳“武财神”的，戴金色面具，穿黑袍，状貌如魁星，而身段则跳跃类舞蹈，然忌于财神殿，恐有所亵渎也。一台戏演至中段，由检场者持画桌放向台前，但须用力猛击台板，锵脱一声与锣鼓合拍，仿佛文章之有顿笔，名曰“煞中台”，下即演正本戏。“正本”必全部，然剧情每枯燥沉闷，观客往往掉首而去。少时束发读书，自塾中放学归，尚可看到正本戏，但因无武工与闹剧，不感兴趣。只得就庙旁摊头吃杂食当点心。乡间肉类味较上海鲜腴，无论油炸，汤汁，蒸煨，俱别有风味。惜已十年不尝此矣。如在盛夏，便是唯一的吃冰淇淋的机会。迨及完场时由生旦二人，着蝾服向台下默揖，谓之“大团圆”。这时台下即焚纸锭，放爆竹，关庙门。于是父老扶杖回家，而儿童却犹流连不忍去。其中有许多戏，如《水淹七军》、《献池图》、《渭水河》等，在上海反而不大贴演，在乡间却为庙戏中必不可少之戏。出色的京班——乡间名曰“徽班”，有时也能演《狸猫换太子》、《济公活佛》之类，只是没有布景，戏台遥对神殿，中留广场可容百人，东西则边廊，廊之上有楼，前排设长凳可以坐观，各庙中以“都神殿”的京戏为最精彩，演期有半月之久，虽当炎夏而听客毫无倦意。其中设神像五尊，正合青、赤、白、玄、黄之数，故老相传云即五通神。又一尊则坐镇庙门，俗曰“四座”，出会时即由“四座”作先导。故除白脸外，余皆呈浄狞之貌。其双目熠熠有光，以铜丝悬之，出行时即眨映转动，似乎更加显得威灵显赫。小民们远远见了就闪避过去，在尊敬的中间夹杂着畏惧。但不幸末流所至，遂仗暴力而硬叫人民“尊敬”，然而结果的反响却是纯粹的畏惧和憎恨，也正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其实呢，“神”的前身原是“人”，左丘明说得好，“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一个人在生前如正直而有功于地方人民，自然能得到身后的尊敬崇拜，否则，徒然的以权势来威迫麻醉，它的效果自在明鉴之中——虽然，另一方面的群众的偶像崇拜的力量，也令人可怕。但“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无论盲目崇拜，或强迫胁从，都非人谋之臧，最要紧的还得看为政者之“力行如何耳”。
语云，“天地大戏场，戏场小天地”。古往今来，无论英雄好汉，才子佳人，大约都逃不出“戏”的命运——这样说，或者难免显得太消极，太虚无了。然而我又想，即使是做戏，似乎也还有取舍的余地：我讨厌小丑的轻薄猥琐，但对于老生的道貌岸然，同样的缺少亲切之感。我所欢喜的还是抡板斧的黑旋风，持长矛的张三爷，可以令人放胆交手。从前看《青风寨》与《古城会》，虽不免略觉粗鲁偾事，然其赤子之心，却为之同情赞叹。只是这类戏固不常见，而人间尤其感到此种人物之稀少，遂觉满眼是小丑们的世界了。
卅二年，一月廿八日大雪后，灯下。
注释[1]选自《风土小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作者文载道（1916-2007），本名金性尧。古典文学家、资深出版人。著有《星屋小文》、《三国谈心录》等。
深巷里的琵琶声[1]
陆文夫
我年轻的时候在苏州穿街走巷，特别是在秋天，深邃的小巷里飘溢着桂花的香气。随着那香气而来的还有叮叮咚咚的琵琶声，正如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所写的那样，是“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循着声寻觅，总能在那些石库门中，庭院里，门堂里发现一个美丽的姑娘或少妇，在弹着琵琶，唱着苏州评弹。她们不是在卖唱，是在练习。
评弹又称弹词，通称说书，是用标准的苏州方言说唱的一种曲艺。广泛流行于江苏、浙江一带的吴语地区，不管是在城市或农村，几乎是家喻户晓的。
早年间，苏州城里和农村的小镇上都有很多书场，农村的书场往往都和茶馆结合在一起。我的上一代的人，特别是姨妈、姑姑和婶婶她们，听书是主要的消遣。当我读书到深夜时，总是听见她们刚从书场里回来，谈论着演员的得失，吃着小馄饨。
当年能够走红的评弹演员，胜过现在的任何一个红歌星，主要是他和她们艺术生命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特别是男演员，越老越是炉火纯青。苏州人称评弹演员为说书先生，女的也叫女先生。一个说书先生如果能够走红，那就不仅是知名度高，而且能赚很多钱；即使不能走红，混口饭吃也没有问题。苏州的市民阶层，小康人家，如果有一个女孩生得漂亮，聪明伶俐，便会有人建议：“让她说书去”。
学说书也不容易，我们在小巷中听到琵琶声时感到很有诗意，可那学琵琶的小姑娘却往往泪水涟涟。荒腔走调要被师傅责骂，说不定还要挨几个巴掌什么的，那时的传艺不讲什么说服教育，奉行的是严厉。如果是母女相传的话，打起来要用鸡毛掸帚。
评弹都是师徒相传，这规矩一直沿用到今天。徒弟学到一定的程度，便跟着师傅出去“跑码头”，即到苏州农村里的各个小镇上去演出，两个人背着琵琶和三弦，仆仆风尘，四处奔波，在这里演三天，在那里演五日，住在小客栈里，或者就在夜场演出结束之后，打个地铺睡在书场的角落里，够辛苦的。
少数幸运的姑娘或小伙子也能苦尽甘来，在小码头上磨练出来了，有点儿名气了，便开始进入大码头，在苏州、上海的大书场里演出，如果又能打响，那便是一代风流。
一条小巷里如果能出一个走红的评弹演员，邻里间都会感到光荣，小姑娘们更是羡慕不已。看那红演员进出小巷，坐一部油光锃亮的黄包车，那黄包车黑色的皮篷，有两盏白铜的车灯，能像手电似的向远处照射着行人。车夫的手边还有一个用手捏的橡皮球的喇叭，坐车人的脚下还有一个用脚踏的像铜壶似的大铜铃。那时候苏州很少见到小汽车，乘坐这种黄包车的人就像现在乘坐一辆奔驰似的。
白天，女演员赶场子，浓妆艳抹，怀抱琵琶，坐着黄包车从热闹的大街上风驰而过，喇叭声声，铜铃叮当，那艳丽，那风采，都足以使路人侧目而视，指指点点。深夜散场归来，小巷空寂，车灯煌煌，喇叭声和铃声能惊醒睡梦中的小姑娘，使他们重新入梦时也觉得自己是坐在那辆油壁香车上。
苏州评弹所以能那样地受人欢迎，那样地深入民间，主要是它的语言生动，唱腔优美，叙事刻画人物都极为细腻，而且故事的内容很多都与苏州有关系，能把市民生活和市民心理表达得淋漓尽致，幽默风趣。在书场里泡一杯香茶，听名家的演唱，那简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