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一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典型城市，棚户区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所产下的畸形儿。1843年底，黄浦江两岸陆续建造了不少码头。与此同时，在各码头附近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棚户，居民大多是附近码头上扛大包的工人。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资本输出的需要，列强各国纷纷在上海开设工厂，中国的民族工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于是在工业区附近的荒地、废墟、坟场、垃圾场上，包括苏州河两岸和其他河沟旁，相继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棚户区。“一·二八”、“八一三”两次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野蛮烧杀，闸北、虹口、南市等区大量民房被毁，尤其是1937年，日军大肆轰炸，使闸北遭到严重破坏，房屋在战火中被毁的十去八九。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纷纷涌入各棚户区，在剩下的一些空地上搭起了滚地龙。据当时社会局不完全的统计，共有棚户5万余户。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内战烽火再起，战区农村的大量破产农民涌入上海以求生存，棚户区居民区又一次大膨胀。一大批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逃亡中小地主，为逃避惩罚隐名匿姓混入棚户，使棚户区居民成分进一系复杂化。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满100户以上的棚户区即有322处，共计13万间、18万户，住在棚户区的居民已近100万人。这些棚户区分布在繁华市区的边缘，散落在闸北、普陀、长宁、徐家汇，常熟、卢家湾、嵩山、蓬莱、邑庙、浦东、提篮桥、榆林、杨树浦等地域，形成了对市区密密层层的包围圈。居民的成分复杂，主要是交通运输工人、码头工人和市政工人，大多来自苏北、安徽、山东等地农村。
旧上海形成的棚户区最大、最著名的有沪西普陀区的药水弄，闸北的蕃瓜弄，沪东的杨树浦路、平凉路棚户区，沪西苏州河北岸的东新村，常熟区（今徐汇区）外的北村，闸北的苏家巷，以及最大的水上棚户区肇嘉浜等处。
这里选择其中三处为例，以见一斑。
一药水弄棚户区
旧上海沪西的普陀区是工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药水弄位于苏州河（沪西段）南岸。19世纪末，这里还是一片荒郊，20世纪初，英国人经营的江苏药水厂从别处迁来，所以老上海称之谓“药水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从苏北等地逃荒到上海的难民，来到这里搭起一个个小窝棚赖以栖身，来的人渐渐多了，就形成了一个棚户区。与此同时，日本人率先与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强占了附近大片农田开办纱厂，其他帝国主义列强随后也在该地区建厂，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也跟着在这一带开设了一些工厂。越来越多工厂的开办，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当时各地破产农民一批又一批来到上海，寻求工作的机会，他们中间的不少人进厂做工，并在附近的坟场、浜边的空地上搭个矮小的草棚，或圈个比草棚还要简陋的滚地龙住了下来。所谓“滚地龙”，就是把几根毛竹用火烘弯成弓形，插入泥地里当作架子，盖上芦席搭成的小窝棚。这种棚屋没有窗，挂个草帘当门，矮得要弯下腰才能钻进去。这样，随着周围地区工厂的增多，药水弄的棚户也就渐渐增多。到1920年前后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居民点。由于这里原有几家烧制石灰的土窑，因此又叫“石灰窑”。
到1930年，药水弄已发展成有上千户人家的棚户区。1932年“一·二八”和1937年“八一三”，日本帝国主义两次进犯上海，闸北、虹口地区的住房大多毁于战火，一大批难民涌入了药水弄，使药水弄及其附近的空地挤满了新搭建的滚地龙，人口猛增到1万以上。到1949年上海解放，药水弄共有4000多间破烂的草棚，居民数达一万四五千人，成为上海最大的棚户区。
药水弄和其他棚户区一样，没有一条人工铺砌的道路，没有任何市政设施，触目皆是垃圾堆、臭水沟，一年到头散发出刺鼻的臭气。居民终年的饮水全部取自苏州河，入夜没有一盏电灯。恶劣的居住条件使药水弄居民与流行的各种瘟疫结下了不解之缘，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儿童死亡率高得惊人。药水弄靠苏州河边有一块空地，称为“三十九间”，常常堆放着不少尸体，瘟疫流行时，普善山庄如几天不来收尸，三十九间就会尸满为患。矮小的草棚稍一不慎就会失火，可是这里连起码的消防设施都没有，高密度的草棚一旦失火就很难扑灭。在秋冬干燥季节，火灾时有发生，每次火灾，少则烧毁十几户，多则几十户、上百户，火灾后灾民流落街头，连赖以栖身的小窝棚也无处寻觅。
二沪东杨树浦路、平凉路棚户区
杨树浦路、平凉路棚户区形成时间较早，在19世纪后期，这里的码头和工厂附近已散建了不少棚户，但还没有连成一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杨树浦地区外国资本家开设的码头、工厂日渐增多，越来越多的工人在附近空地上搭建棚屋，逐渐连成一片，形成了租界内最大的棚户区。据公共租界工部局1925年统计，公共租界内共有棚屋2000间左右，半数以上集中在杨树浦路、平凉路一带，计1200多间，这些棚户因其位于公共租界内，使租界当局觉得难堪，几次以有碍观瞻为由，想方设法予以取缔，但遭到了居民的激烈反对，结果只能不了了之。
1925年11月，工部局派出了武装巡捕，强令杨树浦路、平凉路一带的棚户居民搬出租界。武装巡捕不顾棚户居民反对，强行拆除、拉毁了一大片草棚，但是不出24小时，原地又搭建起新的棚屋，有的地方是白天你拆，晚上我搭，使租界当局无计可施。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几个人影闪入了棚户区，不多时棚户区突然多处同时起火。时值隆冬季节，北风一吹，火势迅速蔓延，棚户区成了一片火海。附近的消防设施都被租界当局封锁不准使用，无法抢救。大火延续了几个小时，几十人被烧死，受伤者不计其数，1000多间草棚顷刻之间化为灰烬，几千居民被迫露宿街头。但是火灾后没多久，这一带又陆续出现了大批草棚，再度形成了棚户区。
1926年3月11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贴出布告，以“妨碍公共卫生，窝藏盗匪歹徒”为借口，再次取缔棚户区，限令4月1日以前把草棚全部拆除。该项布告一出，受到了全市市民的强烈谴责。新闻舆论界刊出照片，揭露租界棚户区失火真相，迫使租界当局不得不取消限期拆房的决定。同年4月13日，上海县公署和淞沪警察厅应租界当局要求贴出布告，称公署、警厅会同租界当局前来棚户区“调查人口”，“以便筹划安置办法”，企图以另一种方式强制棚户居民迁出租界。棚户居民又一次坚决抵制，最终也只得不了了之。
1936年7月11日晨8时许，榆林捕房派出武装巡捕50余人到杨树浦棚户聚集地强令迁移，并准备强行拆屋，遭到居民反对。双方僵持了1个小时。9时左右各处棚户居民2000多人赶来支援，把准备拆房的巡捕团团围住，取缔行动只得又一次告吹。就这样，取缔和反取缔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强占租界方才告终。
三肇嘉浜水上棚户区
肇嘉浜是旧上海最大的水上棚户区，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变迁。1840年鸦片战争前，肇嘉浜是一条宽30米、深3至4米的清水河，上游与徐家汇一带水网相连，直通泗泾、七宝，下游于陆家浜附近注入黄浦江。当年的肇嘉浜，河水清澈，沿岸翠柳成行，蜿蜒18华里，是市西南的主要河道，沿岸居民多以捕鱼捉蟹为生。
1843年，上海辟为商埠，肇嘉浜沿岸开办了一批工厂。工厂的污水废物直接排入河内，使肇嘉浜受到严重污染。此外，在上游徐家汇土山湾一带，逐渐形成远东最大的天主教会区，贝当路（今衡山路）、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建造了一批高级住宅区，大量的生活垃圾、污水直接向肇嘉浜倾倒排放。这样日积月累，河道逐渐淤浅，水质变臭，到抗日战争前夕，只能勉强通航小船。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了修筑战略公路，截断了陆家浜一带的河道，日军出于军事目的在徐家汇一带断浜截流修建公路。此后，肇嘉浜便成了闻名远近的臭水死浜。
在1930年前后，因河道淤浅，一大批船民拖船上岸，成为住人的旱船，从而形成水上棚户区的雏形。以后许多破产农民从苏北、山东等地来到上海；在肇嘉浜附近落脚谋生，浜两岸逐渐搭起了棚屋和滚地龙。到1934年，两岸棚户居民已有1400户左右，形成了肇嘉浜最早的棚户区。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上海，战火将闸北、南市烧成一片焦土，流离失所的难民蜂拥而来，浜两岸出现了一大批新的棚户居民。这时，空地上满是滚地龙、艒艒旱船和水旁地室，后来者只能在水上搭起一间间水上阁楼。
所谓“水旁地室”，指在浜岸边挖成L形地洞，靠浜的洞口以泥垒高作堤坝，朝天的洞以草顶遮住，人只能爬进爬出。“水上阁楼”是指棚屋只有一半搁在岸边挖出的土窖上，另一半靠毛竹支撑，凌空架在水面上。每逢大雨，浜里臭水泛滥直侵棚屋，插在浜里的毛竹经浸蚀腐烂下陷，又会使阁楼向浜里倾斜，乃至倒入浜中。当时在东边打浦桥、大木桥一带，西靠徐家汇天钥桥，岸边浅水处还停着许多当年从苏北摇来的艒艒船，不少人家当年住在这种船内，等船破拖上岸则成了旱船继续住人。有的前后舱还分住几户人家，与其说是住，不如说是蜷缩其中。
解放以后，旧上海遗留下来322余处、13万间棚户，分期分批得到彻底改造。到80年代，这些棚户区绝大部分已荡然无存。药水弄、东新村一带的武宁路上，再也找不到当年贫民窟的遗迹，蕃瓜弄已成了著名的住宅小区，瘟疫流行的北村，从1952年评为全国卫生模范单位，至今一直保持着卫生先进的荣誉，沪西南的肇嘉浜成了林荫大道，南市最大棚户区的改造也破土动工。仅此一端，就显示了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
注释①选自（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九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有删节。原题为“旧上海棚户区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