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初来上海，在他接触了二房东、邻居和二房东的小少爷以后，就颇为自信地宣布：我已经“了解上海是怎样一个地方了”。他是通过普通的“上海人”来了解上海的。这是极具启发性的：如果只看“风景”不看“人”，大概是永远进入不了上海的。
茅盾的这篇上海人速写，写于1933年，距今已有七十多年。我们今天重观茅盾笔下的上海人，并且和我们所接触的现实上海人相对照，会有相当复杂的感受：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历史沧桑，上海人的生活、命运都变了，但某些或许是更为内在的、微妙的，难以言说的东西，似乎又没有变。这大时代里上海人的“变”与“不变”，是颇耐寻味的。
谈上海人，不能不谈“上海女人”。这本身就会引发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大都市都热衷于倡导美女形象？这对女性是祸还是福？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这里不作讨论。
但真要谈上海女人，又确实很难。于是，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鲁迅——一位被称为有一双“毒眼”的上海男人；张爱玲——典型的老派上海女人；王安忆——当代上海女性，听他们谈各自眼里、心中的上海女人，大概是饶有兴味的。
我的二房东和邻居①
茅盾
一我的二房东
在旅馆里只住了一夜，我的朋友就同我去“看房子”。
最后，我“看”定了一家了。那是在一条新旧交替的马路旁的一个胡同内。这一簇房屋的年龄恐怕至少有20多岁。左右全是簇新的3层楼新式住宅，有“卫生设备”，房租是以“两”计的。可是这些新房子总有大半空着，而这卑谦的龌龊的旧胡同却像装沙丁鱼的罐头。上海的畸形的“住宅荒”，在这里也就表现得非常显明。
这些老式房子全是单幢的。上海人所谓“一楼一底”。然而据说每幢房子至少住3家，分占了客堂、客堂楼和灶披楼。多的是5家，那就是客堂背后以及客堂楼背后那么只够一只床位的地方，也成立了小家庭。我住的一幢里，布置得更奇：二房东自己住了统客堂，楼上是，一家住了统客堂楼，又一家则高高在上，住了晒台改造成的3层楼，我住的是灶披楼，底下的灶披也住了一家。
同是沙丁鱼那样紧装着，然而我的这位二房东以及邻居们在经济地位上就比我第一次“看”的那份人家要低得多又多呢！但是对于我，这里的灶披楼并不比那边的后厢房差些，租钱却比那边便宜。
二房东是电车公司里的查票员，40多岁的矮胖子。他在住的问题上虽然很精明，然而穿吃玩都讲究。他那包含一切的统客堂里，常常挤着许多朋友，在那里打牌，哄饮。
然而他对于“住”的问题，也发表过意见；那是我搬了去的第一二天早上：“朋友！这么大一个灶披楼租你10块钱，天理良心，我并没多要你的！
有些人家靠做二房东吃饭的，顶少也要你14块。我这房子是搬进来顶费大了，嘿，他妈的，四百块！我只好到三房客身上找点补贴，对不对？”
“哦，哦，好大的顶费！有多少装修呢？”
“有个屁的装修，就只那晒台上的假3层，按月拿8块钱连电灯的房租。我是借了红头阿三的皮球钱来顶这房子的，我有什么好处？”
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顶下来呢？我替他大略一算，他借了高利贷花那么大本钱做二房东，似乎当真没有多大好处。
“一个人总得住房子呀！我本来住在那边××里，”他随便的举手向西指了一指，“自己住客堂楼、灶披楼，租出了底下。灶披公用，那不是比这里写意得多？可是大房东要拆造了，翻造新式房子，就是那边高高的3层楼，我只好搬走。上海地方房子一翻造，租钱就要涨上一倍。我住不起，只好顶了这幢来，自家也马马虎虎挤紧些。”
我相信二房东这番话有一部分的真理。在上海，新房子愈多造，则人们愈加挤得紧些。那天我和朋友“看”房子的时候，也因好奇心的驱使，敲过几家新式房子的大门。这些住了3层楼“卫生设备”的人家竟有把浴间改造成住人的房间来“分租”的。我当时觉得很诧异，以为既然不要浴间，何必住新式房子。可是我的朋友也说是房钱太贵了，人们负担不起，而又找不到比较便宜的旧式房子，就只好“分租”出去，甚至于算盘打到浴室上头。
由此可知我的这位二房东查票员毅然借了高利贷顶下这房子来，也是再三筹画的结果。
二我的邻居
到上海来，本要找职业。一连跑了几处，都是“撞木钟”。不知不觉住上了一星期，虽然“大上海”的300万人怎样生活，我不很了了，——甚至同里内左右邻人的生活，我也不知道，可是同一后门进出的邻居终于混熟了。
先是跟住在灶披里的一家做了“朋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每天总得经过他们的“大门”。第一次见面的仪式是点头，各人脸上似笑非笑地，喉管里咕噜了一声；后来就渐渐谈话。这位三房客，——就称他为“下邻”罢，大约30开外，尖下巴，老鼠眼睛，好像有老婆，又好像没有老婆。职业呢，也好像有，也好像没有。每天总有几个人，长衫的或短衫的，到他“家”里唧唧哝哝好半天才走。有一次，我经过他“家”，刚好那“大门”开了一条缝，我瞥眼看见里头有黄豆样的灯火，一个人横在旁边捧着竹节短枪。这是抽鸦片烟，我知道。我笑了笑，也就走过了。但是回来的时候却碰到那位“下邻”站在他自家门口，我们照例把嘴唇皮皱成个笑样，就算打过招呼，不料我的这位“下邻”忽然请我“进去坐坐”。
屋子里只有他一人，倒收拾得干干净净，黄豆大的灯火和短枪都不见了。他很关心似的问我“寻着生意”没有，听说了还没有，他就侧着脸，搔头皮，又说他认识一个朋友，“人头很熟”，他愿意同我介绍。我自然“感谢”。末了，他拿出一个纸包来，说是朋友寄存在他那里的，可是他“家”里门户不谨慎，想寄到我房里去，“明后天就来拿去”。
纸包不大，却很有点分量。我当即猜到是“土”，我老实不很愿意招惹这些闲事，但因为面皮嫩，又想到鸦片已经公卖，在上海地方“家”里有“土”并不犯法，我也就接收了。这就是所谓“出门人大家帮忙”。
回到房里我偷偷地挑开纸包角一看，才知道不是“土”，而是些小小的红色丸子。我直觉到这一定是报上常见的什么“红丸”了。红丸在上海是查禁的，我真糟了！然而我既答应代保管，我就不好意思送回去，结果我把它藏在床下。
幸而当天晚上我的“下邻”就来取他的宝贝了。我装出了开玩笑的样子对他说道：“喂，朋友！你有这号货色，也没请我尝尝，多么小气呀！再者，你为什么不老实告诉我呢？我可以藏得好些。”
那“下邻”只是闪着老鼠眼睛笑。
从这一回以后，我和他算是有了特别交情。渐渐我知道他的职业是：贩卖红丸，以及让人到他“家”来过瘾，一种最简陋的“私灯”。他自己也抽几口，可是不多。
“现在，卖鸦片是当官，卖红丸就算犯法，他妈的，要说到害人，还不是一样！不过人家本钱大，就卖鸦片，我是吃亏本钱太小罢了！”有一天，他忽然发牢骚；他说这番话时，一对老鼠眼睛闪闪地就像要咬人；于是，又像看透了什么似的，他摸着尖下巴，很有自信地接着说下去：“鸦片不能禁，不敢禁，为的一禁了，上海地面就出乱子，可是你瞧着罢，将来总有一天红丸也要当官！你说，上海是有钱人多呢，还是穷人多？”
“自然是穷人多啦！可是怎么鸦片一禁就得出乱子？”
我热心地反问，近来我觉得这位不正当职业的“下邻”颇有意思了。
这可打开了这位“下邻”的话匣子。他很“义愤”似的骂那些贩卖黑货的，他把贩卖黑货的内幕说了出来，——自然一半是他们中间的“传说”，然而又一半大概是真的，末了，他看定了我问道：“你想想，要是当真禁鸦片，这一班人哪里来饭吃？他们砸了饭碗，还不惹事么？我们贩红丸的，抢了他们的生意，就说红丸顶毒，要禁了；可是，朋友，上海人一年一年穷下去了，吃不起鸦片，只好拿红丸来过瘾，我们这项生意是一年年做大。将来总有一天，红丸也要当官，哈！”
这位“下邻”是老门槛，他的议论，我不能赞一词。他以为无论什么“生意”，一有了势力，——能够养活一帮人，而这一帮人吃不饱时便能捣乱，那就只好让这项“生意”当官：他这“当官哲学”也许是对的。可是他忘记了一点：无论什么“生意”，既当官了，本钱大的，就可以垄断。我立刻将这意思对他说了。他好像很扫兴，又侧着脸搔头皮，勉强干笑着说道：“保不定下次航空奖券就有我的头彩呀！”
后来我知道这位“下邻”原先也是斯文一脉，是教书的，不知道怎样一来就混到了这条“红路”上去了。这话是住在统客堂搂的邻居告诉我的。
这位“前邻”，是个有职业的人。有老婆，也有孩子，本人不过30岁左右，眼前的职业是交易所经纪人的助手。我同他是在扶梯上认识起来的。全幢房子里要算他最有“长衫朋友”的气味。而我也是还没脱下“祖传”的长衫，所以很快地我们俩也成为“朋友”了。
不用说，我们俩朋友之轧成，是我一方主动的。因为我妄想着，或者他有门路给我介绍一个职业。
我忘记不了我讲起找职业时他的一番谈话。当他知道了我的经济情形，并且知道我是挟着怎样的指望到上海来的，他就很恳切地说：“你不要见怪，照我看来，你还是回乡下去想法子罢！”
“哦，哦？”我苦闷地喊出了这疑问的声音来。
“你现在是屋漏碰到连夜雨，”他接着说，“你到上海来托朋友寻事体，刚刚你的朋友自己也没事体，你的运气也太坏！可是你就算找到了事，照你说的一个月三四十元，眼前想想倒不错，混下去才知道苦了。”
“哎，哎！我只要够开销呀！”
“哈哈，要是够开销，倒好了，就为的不够呀！你一个月拿30多元，今年是够开销了，明年就不够。”他提高了嗓子，眼睛看着我的脸，“照你所说，你的事情只有硬薪水，没有‘外快’，在上海地面靠硬板板的薪水过日子，准要饿死的。”
“哦，哦！”
“你想，住在上海，开销定规是一年大一年，你的薪水却不能一年加一年，那不是今年够开销，明年就不够了么？所以我们在上海混饭吃，全靠‘外快’来补贴。正薪水是看得见的，‘外快’就大有上落。顶少也得个一底一面。譬如我们的二房东，他要是单靠正薪水，哪里会吃得这么胖胖的？”我用心听着，在心里咀嚼着，不知不觉怔住了。过一会儿，我鼓起了勇气问道：“那么，你看我能不能改行呢？我这本行生意只有正薪水，我想来一定得改行了。”
谈到这里，我的“前邻”就笑而不答。但好像不叫我绝望，他迟疑了半晌，这才回答道：“人是活的，立定主意要改，也就改了。譬如我，从前也不是吃交易所的饭，也是混不过去才改了行的。”
我觉得是“机会”来了，就立刻倾吐了求他帮忙介绍的意思。他出惊地朝着我看，好像我这希望太僭妄。但他到底是“好人”，并没挖苦我，只说：“你既然想进这一行，就先留心这一行里的门槛罢。”
我自然遵教。以后碰到他在“家”时，我就常常去找他闲谈，希望得点交易所的知识。但是“知识”一丰富，我就立刻断定这一行我进不去。因为第一须有脚力很大的保人。我这希望诚然是太僭妄了呵！
在我热心于这项幻想的时候，因为闷在“家”里无聊，就时常到北京路、宁波路、汉口路一带观光。这里是华商银行和钱庄的区域。我记不清那许多大大小小的银行名字，只觉得其多出乎我意料之外；这些银行的名字，乡下人都不知道，然而有钱的乡下人带了钱到上海来“避难”，可就和这些银行发生关系了。银行的储蓄部尽量吸收这些乡下逃来的金钱。
我的“前邻”的上司——交易所第×号经纪人，据说就“代表”了好几家银行，有一天，我跟我的“前邻”到交易所去看过。这位经纪人手下有六七个“助手”，而我的“前邻”夹在中间好像异常渺小。他只听从另一助手的指挥，伸出手掌去，胀破了喉管似的叫，——据说这就是“做买卖”。可是后来回“家”后我的“前邻”问起我“好不好玩”的时候，他蓦地正色庄容卖弄他的“本领”道：“你不要看得伸手叫叫是轻便的差使，责任可重要得很呢！公债的涨跌，都从我的伸手叫叫定局的哪！几万人的发财破产都要看我这伸手叫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