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01年的数据显示，牛肉、猪肉、大豆、玉米、小麦等加工行业排名前四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Concentration Ratio 4，简称CR4）全部超过50%，其中牛肉加工高达81%，猪肉加工高达59%。CR4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在经济学家看来，当市场上有4家企业的占有率超过40%的时候，这样的市场就不再具有竞争性，因为这些超大型的企业将有能力影响产品的价格、供货的质量、供应的数量乃至生产的地点。
除了进行横向合并，一些企业还进行了纵向合并。比如Smithfield不只在猪肉加工业中排名第一，还染指猪肉生产，而且同样占据头把交椅；在火鸡行业中排名第二的ConAgra不只是生产和加工火鸡，更将整合的范围延伸到了包括分销种子、肥料、农药、谷物运输设备和动物饲料生产等。
Concentration ratios of the top agricultural firms，2001
Beef packers（Tyson，ConAgra，Cargill，Farmland）81%
Corn exports（Cargill-Continental Grain，ADM，Zen Noh）81%
Soybean crushing（ADM，Cargill，Bunge，AGP）80%
Soybean exports（Cargill-Continental Grain，ADM，Zen Noh）65%
Flour milling（ADM，ConAgra，Cargill，GeneraI MilIs）61%
Terminal grain handling facilities（Cargill，Cenex Harvest States，ADM，General Mills） 60%
Pork packers（Smithfield，Tyson，ConAgra，Cargill） 59%
Broilers（Tyson，Gold Kist，Pilgrim’s Pride，ConAgra） 50%
Pork production（Smithfield，Premium Standard，Seaboard，Triumph）46%
Turkeys（Hormel，ConAgra，Cargill，Pilgrim’s Pride）45%
即使不进行这样的直接整合，凭借在食品加工业的高度垄断和对产业链其他阶段的控制，这些巨头也可以轻松实现对处于生产阶段大量农场的“间接”整合。比如，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农场的数量从320万个下降到190万个，平均规模上升40%，绝大部分农场只生产一种“商品”，比如肉牛、猪肉或者火鸡，其中许多农庄都是依附于特定的农业集团，一方面向它们供货，一方面从它们那里获得必要的生产资料。
以火鸡加工为例，1950年有上千家企业向农庄提供订货合同，而如今不到40家的企业占据了95%的合同来源，因而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可以通过压低买入的货物价格，抬高售出的生产资料价格（包括饲料、种鸡等），剥削农民，获得丰厚利润，而这正是所谓的“当我们控制农民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购买农场了”。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谷物和蔬菜行业，6家大型跨国企业用技术垄断控制了种子的供应，让农民沦为现代版的“农奴”。
这种行业寡头化的受害者还包括了广大消费者。这些农业巨头除了可以利用对于销售渠道的整合，剥削农庄之后在价格上进一步剥削消费者，也可能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不负责任地供应威胁消费者健康的产品，比如未经充分科学论证的转基因食品。
除了转基因的潜在威胁，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危害其实正在发生。以猪肉为例，现在美国猪肉生产企业主要就只有四家（Smithfield，Premium Standard，Seaboard，Triumph），它们使用瘦肉精就是合法的。要知道这种药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都不允许使用，美国的民间组织三番五次游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但是没用，美国仍是法外之地。目前双汇还没有垄断地位，如果政府再搞几次不正当补贴，把其他小养殖场、屠宰场都打垮的话，我们讨论的就不是瘦肉精有多不好，而是你能接受用哪种瘦肉精了。
除了猪肉，再让我们看看经常被国内专家学者奉为规模经营样本的美国牛肉产业。正如刚才说的，美国81%的牛肉加工由前四大公司掌控（Tyson，ConAgra，Cargill，Farmland）。而有数据显示，30万～50万头的大型牛场供应了市场上75%以上的牛肉。这种大规模集约式饲养的一个后果就是牧场感染性疾病盛行，为了降低可能的经营风险，许多牧场通过滥用抗生素来维持肉牛的“健康”，由此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牛肉质量的下降和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威胁，比如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将会借由牛肉进入人体，可能使人遭遇感染而无药可救。
另根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系教授波伦著作的《到底要吃什么》显示，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一头牛的饲养周期从过去的2~3年缩减到现在的不到1年半，因为现在的集中性饲养会在饲养后期大规模为牛喂养玉米饲料，以帮助刚成年的肉牛快速累积肉与脂肪。但这种强调效率的后果其实也是以牺牲肉牛的健康和消费者的安全为代价的，因为有研究显示玉米饲养肉牛可能改变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在牛胃里的生长情况，而据2009年台湾《商业周刊》报道，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遭到出血性大肠杆菌侵袭，其最大祸首就是带有牛绞肉的汉堡。
在这些大型农业集体垄断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的身影。还是以肉类行业为例，这些垄断巨头之所以可以不断发展，增加市场占有率，其实离不开美国政府的“间接”补贴。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4年的5年间，玉米和大豆生产分别平均每年获得政府补贴45亿和20亿美元，而这些产品分别有60%和47%作为饲料用于美国国内畜牧业，所以当这些公司购买低价饲料时，其实间接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补贴，5年约为180亿美元。
有鉴于大规模农业、集团垄断化的种种问题，美国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回归以社区为基础的农业（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进行农业合作生产，和农庄与消费者直接对接。1998年，美国南达科他州通过州宪法的修正案，限制公司入侵到农业领域；2004年生效的美国农场法案（Farm Bill）要求生鲜农产品必须标明产地，而有2/3的受访消费者表示愿意为购买本地产品付出更高的价格；在芝加哥，人们还动议建立一个地区性的有机食品体系，并减少对于涉农企业（agribusiness）的补助。
§§§第四节合作社才是农业发展的正确选择
事实上，除了美国以外，几乎所有国家肉牛生产都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合作社模式。日本养殖10头以下肉牛的农户占75%。欧洲98%的肉牛饲养主体是农户，平均规模48头，供应了整个市场73.7%的牛肉。世界重要的牛肉出口国澳大利亚，家庭农场占98.5%，供应了80%的牛肉。这种分散经营不但保持了市场的稳定，还解决了就业。不光是牛肉生产，澳大利亚的整个农业也都是在各种合作社模式下发展的。
但是，农民为什么愿意加入合作社？农户一般都处在农业的中间生产环节，生产既需要向市场采购种子、饲料、化肥、农药乃至农用机械等必要的生产资料，也可能需要短期金融支持和及时的技术指导，而完成生产之后则需要面对销售、加工等产业链下游的问题，因此作为个体直接面对波动的市场具有非常大的风险，并可能因为缺少议价能力而被上下游的大公司所盘剥。加入合作社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改变个体农户的弱势地位，让他们团结起来对抗市场风险和垄断性企业，并分享合作社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如技术指导、信息共享、种植计划等。
以德国为例，截至2008年年底，德国拥有各类合作社近3000个，合计销售收入高达445亿欧元，比十年前增加了近20%，包括乳制品业、牛肉猪肉业、葡萄酒业、蔬菜水果业等等。加入者一般按拥有的土地面积一次性向合作社交款，款项主要用于合作社的基本建设，比如建厂房、冷藏室，购买制冷机、运输车等。收获季节来临的时候，合作社会收集会员的农产品，并利用设备对农产品进行分类和包装，然后按之前签订的合同将农产品送往市场或超市进行销售。面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引发的淡季和旺季，有条件的合作社会将部分产品速冻储存或加工成罐头。而在农闲季节，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会直接和超市、批发市场联系以了解市场行情，帮助会员制订来年的生产、种植计划。此外，合作社还会对购买种子、播种、储存、销售等工作制订计划，以避免盲目性。因此，德国农业合作社有力地改变了农民的弱势地位，使农民切切实实分享到农产品加工、仓储、运输和销售等各环节的利润，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如2003年法国农业合作社在苹果汁、佐餐酒、动物饲料、糖类等市场的占有率达到60%以上；日本80%的农副产品由农协销售，9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由农协提供，农户所需资金的绝大部分也靠农协信用部门提供；荷兰95%的花卉和80%以上的水果、蔬菜是通过合作社分销的，农民收入的60%以上是通过合作社取得的；韩国农协拥有自己的银行，并在全国各地开设超级市场，售卖国产的农产品，保障本土农民的利益。
但是为什么这些合作社能竞争过大公司呢？在西方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政府对于合作社的立法和政策支持是合作社发展壮大不可或缺的，因此合作社能从政府获得各种补贴和税收优惠，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还是以德国为例，1867年德国制定了第一部合作社法案，并于1889年进行修订，以降低基础合作社建立的门槛。从1896年到1897年，德国普鲁士政府对合作社的仓储设施提供了500万马克的资助，而到了今天，德国联邦政府依然保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合作社一般可以获得总投资额25%的政府无偿补贴，政府还会对农村信贷实施贷款利息补贴，以保障农民可以从合作社那里获得低于市场价格的优惠贷款。
在政府的支持下，合作社的规模不断壮大，如德国排名第一的蔬菜、水果、花草合作社Landgard，2008年的销售收入高达12亿欧元。但它们并不算是公司，因为这些联合组织一般不从事经营活动，只为成员社提供服务，经费来源于会员的分摊。
但是，政府又有什么样的动机去支持合作社呢？首先，合作社代表农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谁补贴农民谁就能获得他们所有人的选票。以日本为例，在日本曾经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一直用优惠政策和资金，来扶持几乎覆盖所有日本农民的农业合作组织Nokyo，而后者为农民提供了从生产资料购买、农业信贷、住屋维护、超市配售甚至丧葬等全方位的服务，因而农村地区一直是自民党的大票仓。其次，从国家层面看，分散经营让农产品供给非常稳定，并保证市场竞争，以杜绝垄断，而农协系统的存在也有利于政府农业政策的贯彻实施。
因此，我强烈呼吁政府，利用自己从中央到基层的庞大的行政资源和信息网络，大力支持地方以农户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社，而不是一味补贴大企业，造成市场垄断和小农户消亡的糟糕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