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春秋时期这种“妇人乱国”的现象，作者的谴责批判的主观意图是十分鲜明的。作者特意在襄公九年记下鲁国穆姜临死前的一段话说：“《随》：元、亨、利、贞、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这看似是穆姜的忏悔，实则代表着作者的批判态度。其实，统治阶级的乱淫与乱政，是一根藤上结的两只恶果。作为统治阶级的附庸存在的贵族妇女，始终只是统治者玩弄与奴役的对象。就是那些在政治上一时得逞的妇女，同样也不说明自己的独立的政治地位与人格价值，她们只是在受到统治者宠幸的特定环境中才具有暂时的威势，一旦失去这种庇护与宠幸，不但无法兴风作浪，连自身的生命也无法保障。所谓“妇人乱国”，根子仍在统治者身上。骊姬作乱，手段并不高明，只因为她不但受宠于晋献公，而且探知献公已有废申生立奚齐之意，其发难才敢无所顾忌。以淫荡在列国出了名的卫灵公夫人南子，得知太子蒯聩要杀她，哭诉于卫灵公，卫灵公“执其手以登台”，倍加宠护，结果反使蒯聩逃往宋国。这些，都可以证明我们前面的论断。不过，作者对于这一类妇女的批判，显然带有“妇人祸水论”的倾向。这可以从《左传》中对夏姬的态度中得到证明。夏姬与陈灵公君臣淫乱，使陈国发生内乱而为楚所灭。后来夏姬逃到楚国，与楚臣襄老黑要私通，又与申公巫臣逃晋。作者写她“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昭公二十八年），可谓罪不容诛。作者通过叔向之母的口认为：“甚美必有甚恶”，“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因此断定“夫有尤物，足以移人。”甚至把三代之亡，申生之废皆归之于美色为害。叔向之母决不许叔向娶夏姬之女，夏姬淫恶，连女儿也会成为祸水。后来晋平公强使娶之，生了杨食我，果然亡羊舌氏。这种“妇女祸水论”的倾向，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局限，对后世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
三、潜藏着巨大的价值力量的下层人物
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众多的下层人民的事迹。如《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以及其他一些篇章，说明司马迁已经比较明确地意识到下层人民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而进行有意识的集中描写。相比较而言，《左传》对下层人物的记载和描写显得比较微弱，但已可以从历史事件记载的吉光片羽中看到作者对这些人物的体认。因此，从《左传》到《史记》，可以看出只要是具有一定的进步历史观的史学家，都必然地无法忽视下层劳动人民的社会力量和历史作用。
《左传》所记载的下层人物，独立成章的极少，有许多是以“野人”、“役人”、“城者”、“舆人”等群体面目出现，作者往往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插曲或作为事件的枝蔓带过一笔。尽管如此，他们虽然象划过夜空的流星那样只留下一刹那的亮光，却由于他们超乎上层社会人们的智慧勇气和显示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此也透露出在春秋这个社会大动荡的时期，劳动人民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的一丝信息。
成公五年所记的一个送重车的绛人，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下层人民：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传！”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问其所，曰：“绛人也。”问绛事焉。曰：“梁山崩，将召伯宗谋之。”问将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其如此而已，虽伯宗，若之何？”伯宗请见之，不可。遂以告，而从之。
梁山崩塌，大概是因为地震或山体滑坡所致，绛人虽不懂地震之类的科学道理，但却能知道“山有朽壤而崩”，只把它当作自然现象，并非鬼神作祟。绛人认为，面对自然灾害，国君应减抑自己奢华的生活，关心国是，体恤民情，才是真正的解难救灾的办法，而不是单靠某个能人独行其是能奏效。绛人是下层人，也有学者说他可能是隐士，虽有可能，但春秋时期的隐士和后代的隐士是有不同的，不管他是不是隐士，这个无名氏的绛人反正是个不在朝位上的人。绛人对自然灾变所持的观点，与当时进步思想家子产、晏婴等人是一致的，他利用自然现象的变异对国君进行巧妙的讽谏，可见其睿智，他以博学多闻使伯宗钦佩，后来又不肯受荐任官，更显出他品质的高尚。
再如晋国的灵辄，本为奴隶出身，饿于首山，曾受赵盾一饭之恩，后为晋灵公甲士，晋灵公谋杀赵盾时，灵辄“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救了赵盾一命。同是晋国的斐豹，原是范宣子的家奴，他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杀死了栾氏之力士督戎让范宣子为自己焚毁丹书，解除了奴隶的依附关系。这些下层人民，具有与统治阶级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与功利观念，追求的是作为真正的“人”的价值的获取，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实现，而不是施恩图报或争功求赏的狭隘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因此具有与时人的行为习惯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和行为准则。
《左传》中还记载了一批“野人”、“役人”、“舆人”，他们是作者笔下的劳动人民的群象。如宣公二年，大棘之役，宋主将华元为郑所败，成了俘虏，逃归之后，巡行筑城之功，城者便作歌以嘲笑华元的无能与无耻：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
“晘其目，皤其腹”，写华元瞪着一双大眼睛、挺着一个大肚子的丑态。“于思”，指他一脸的大胡子。作者把华元的外貌和他弃甲而逃的狼狈相结合起来，给予辛辣的讽刺。襄公四年，鲁国的藏纥救鄫侵邾，也为小小的邾国所败，国人作诵以讥刺：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
臧纥长得矮小，所以称其侏儒。鲁为大国，邾为小国，侏儒败于邾，大国为小国所败，所以国人耻之。以上两例，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民对于败军之将丧师辱国的痛恨。
在宋国，宋太宰皇国父曾不顾农时为宋平公建造一座漂亮的楼台，遭到正直的大夫子罕的反对。子罕请过农时再作。宋平公不同意。对统治者这种害民之举，筑台的劳动者作歌谣说：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
“泽门之皙”指皇国父，“邑中之黔”指子罕。歌中对残民的皇国父的怨恨和对爱民的子罕的感激，判然分明。也是在宋国，宋公子朝与卫灵公夫人南子私通，宋国内几乎无人不知。卫太子蒯聩过宋野，野人（乡人）当着蒯聩的面唱起“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的歌谣嘲讽两人的丑行，蒯聩羞得无地自容，决计要杀南子（定公十四年）。总之，这些下层劳动人民，往往通过舆论的力量来反映群体的存在和爱憎，对统治阶级残民害民、荒淫无耻等暴政劣行进行抨击，他们常用下层人民特有的方式，在戏谑调侃之中，入木三分地击中要害，表达了下层人民的愿望。此外，《左传》作者对劳动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也作了如实的记载。如石圃因匠氏攻卫庄公（襄公十七年），役人相命杀其长（襄公廿三年），百工之乱（昭公二十二年）等。这些，已经触及阶级对立的问题。《左传》所写的下层人民虽然不多。但是他们作为社会主体而潜藏着的巨大的价值力量，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