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战争与外交斗争中，也涌现一批爱国人物，如僖公四年楚屈完如齐师、僖公二十六年鲁展喜犒齐师、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屈完、展喜、烛之武等人，都是在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只身使敌，以其出色的辩才和睿智，通过巧妙的斗争策略捍卫了本国的尊严与安全。他们在大国侵略的面前表现出来的敢于抗争的勇气，不可侵辱的正气，洋溢着强烈的爱国热情。
春秋时代，以维护本国利益基本出发点的爱国主义思想有其普遍性。本国的利益与自身的利益是相一致的，正如僖公三十年郑文公对烛之武说的：“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维护本国的安定，消弭战争，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维护本国的利益必然成为人们的自觉要求，其爱国主义思想也随之产生。像展喜、曹刿、弦高，都属中下层人物，却能以国家安危为己任，“位卑未敢忘忧国”，不能不说是一种崇高的行为，到了战国时代，诸侯纷争加剧，七雄突起，弱小之国面临着被鲸吞与覆亡的危险，这些爱国人物的精神力量，对于弱小国家来说，是一付很好的凝聚剂。《左传》作者忠实地记载了这些人物事迹，对于唤起弱小国家人们的爱国热情，保护国土以求生存，鼓励小国振奋国威，抗击大国的侵略，都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二、形态各异的妇女人物
《左传》中的妇女人物，绝大多数是贵族妇女。春秋时代的妇女，作为一个阶层来说，并不具有独立的政治力量，她们受到宗法制度、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的重重压迫，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贵族妇女，只是作为统治阶级的附庸存在。但是，当她们以自身特有的地位与身份介入政治生活时，却因各自的性格、品质的差异，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神态与风貌。
首先是一批敢于追求人格独立、争取自身地位的妇女人物。如卫庄姜，美丽而无儿子，其姊戴妫生卫桓公，庄姜以为己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时代，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卫人赋《硕人》之诗称美她心灵的正直无私与外表的纯洁无瑕。齐灵公正妻无子，已立庶长子光为太子，其妾仲子生公子牙，有宠，齐灵公要废光而立公子牙，仲子却说：“不可。废常，不祥；间诸侯，难。光之立也，列于诸侯矣。今无故而废之，是专黜诸侯，而以难犯不祥也。君必悔之。”晋国赵衰之妻，乃晋文公女儿，本可立为夫人，却不敢得宠忘旧，固请以非己出的赵盾为嫡子。在激烈的争嗣斗争中，这些贵族妇女本可以亲生的子息为继承人，却不恃宠专位，反以国家利益为重，虚己为公，以才让人。她们极力保持正直无私、不争一己私利的美德，不以争嗣夺位作为自身生存的依靠，敢于努力摆脱附庸地位而坚持自立，受到时人的称赞。
还有一批妇女，具有政治家的素质和眼光。曹国大夫僖负羁之妻，力劝丈夫礼待流亡中的晋文公，虽为一个妇道人家，却能对形势作深刻犀利的分析，对事态的发展作出高瞻远瞩的预见。卫国的定姜，对卫大夫孙林父与晋国的关系了如指掌，又对晋国在诸侯中的霸主地位以及对诸侯国的威胁一清二楚，因此她从卫国的利益出发劝谏卫定公顾全大局，不以感情用事，消除个人好恶，答应晋国之请接纳孙林父回国，以安定卫国。晋国的伯宗妻，从伯宗个人性格与社会环境、习惯势力、心态特征的矛盾分析之中准确预言伯宗之难。楚国的邓曼，更是一个有大将风度的妇女。她从屈瑕伐郧伐绞两次胜利中看出屈瑕的“自用轻敌”，预料屈瑕将败于伐罗，由此向楚武王提出预防屈瑕战败的措施。楚武王伐随，邓曼预料他必死是役，率先考虑的是“师徒无亏”，王虽死，“国之福”，表现出重社稷、轻君王的思想。这些妇女，虽不能主宰当时的政治生活，但是一旦参与政治生活，便能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掌握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并作出正确的判断。她们既不以贤妻良母而著称，也不恃柔媚都曼而获誉，而是以政治家的风度与气质出现在世人面前。此外，像秦国的秦穆夫人、晋国的文嬴，许国的许穆夫人，又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们对祖国怀着不尽的眷恋和热爱，对祖国的命运给予强烈的关注，并且用自己特有的行为方式为祖国的利益作斗争，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些妇女，以本身的品质和行动，显示出即使属于奴隶主贵族附庸的妇女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
在《左传》所描写的妇女人物之中，也不乏一批面目可憎的“恶”的形象。这些妇女人物，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因自身的淫乱而导致家国之乱的妇女。以淫乱始，以内乱终。春秋初年，鲁国便出了两个这样的国君夫人。先是鲁桓公夫人文姜，本是齐国齐襄公之妹，文姜在齐即与其兄齐襄公私通，嫁于鲁后，仍继续保有私情。桓公十八年，鲁桓公与文姜赴齐，两人又趁此机会私通，为桓公发现，文姜遭到桓公的责骂，哭诉于齐襄公，齐襄公指使公子彭生拉杀鲁桓公于车中。事后，文姜也逃回齐国。其后，鲁庄公夫人哀姜，与庆父私通，鲁庄公死后，欲立庆父为君。不成，又与庆父合谋，杀了鲁闵公。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与鲁国的叔孙侨如私通，后又通齐大夫庆克，奸情泄露，便以篡弑之罪陷害齐国大夫高无咎、鲍牵，结果鲍牵刖足、高无咎被逐。淫乱关系，固然是统治阶级荒淫生活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它已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鲁宣公夫人穆姜与宣伯通奸，目的在威逼鲁成公除掉季孙、孟孙；宋襄公夫人“欲通公子鲍”，其意在杀宋昭公。在这样的勾结利用中，她们虽带有某些私利，更多的是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她们的行为，不但是道德的沦落，而且是自我人格的丧失。
另一类妇女则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欲与觊觎君位的野心，就像晋国的骊姬。《左传》僖公四年有一段关于晋骊姬之乱的记载：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董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弗听，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
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谓大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或谓大子：“子辞，君必辨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姬遂谮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骊姬为晋献公夫人，为了废掉太子申生而立自己的儿子奚齐，先是勾结晋献公嬖臣梁五、东关嬖五，唆使晋献公把太子申生和重耳、夷吾等公子排挤出国都居于封地。随后又借献祭肉设计陷害申生，逼迫申生自杀、群公子出逃，以便其立奚齐的阴谋得逞。然而，由此却酿成了长达十几年的晋国内乱。这就是著名的晋骊姬之乱。作者有意揭示骊姬那种强烈的权力欲与觊觎君位的野心，暴露和谴责其心地的凶残与手段的毒辣。旧论骊姬“狐媚工谗，奸刻辣毒，千古无两”（引自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注），可谓精当地概括了骊姬这一人物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