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论述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关系，多将视野停留在《史记》身上。其实，《史记》亦承继《左传》等先秦史传文学而来（这一点后面还将论述），因此，由《史记》往上追溯，《左传》完全不容忽视。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一书中，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在形式结构、题材选择、叙事手法等方面与《左传》的。关系，有详细的论述孙著指出，首先，中国古典小说大多采用史传的叙事形式和结构，作者在结构作品、组织材料时，基本上按照历史著作的格式来进行。作为编年体的《左传》，以年系月、以月系日、以日系事是其形式上的基本特征。而中国古典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无不注重作品的纪年，尤以明确的年代标记以显示作品内容与事件的可信度。其次，中国古代小说中一个非常普通的现象，即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作为创作的题材。作者常习惯将各朝各代的历史作为小说创作的素材，或把某一历史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同时又把某一历史事件作为作品的环境或主要时代社会背景。有时一些虚构的情节，也常常要包装上历史人物的外衣，或者将虚构的主人公置于历史事件的背景之中。因此，中国古典小说以“史”、“传”或“演义”命名的特别多。第三个方面，即中国古典小说在叙事时，基本上采取了从《春秋》、《左传》开创的“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传统方式。这个传统形成了中国小说的最重大的特色之一。这一点，我们从《左传》的叙事倾向可以鲜明地感觉到。《左传》作者在叙事中不是简单地肯定某一人物或否定某一人物，也不是以脸谱化的外观来区分人物形象，而是通过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客观描述，以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在叙事中“自然而然”地显示自己的褒贬倾向。这一叙事传统，首先为司马迁所继承。后代的小说，受史传文学的影响，也接受了这样的叙事方式。中国古典小说，绝少主观评说式的大段议论与心理描写，而主要通过情节的展开与细节的描写（当然也包括对话）来表现出作者对作品中人物的评价。这种渊源，来源于《左传》。
在第三章里我们已经提到，《左传》是善于写人的。《左传》人物描写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惩恶劝善”。“寓褒贬，别善恶”，书美以彰善，记恶以惩戒，这是自《春秋》以来史家一脉相承的传统。与《春秋》“褒见一字”、“贬在片言”的“微言大义”式的手法不同的是，《左传》作者主要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实现劝惩的目的。因此，人物形象常被赋予特定的思想意义与审美意义。这些人物的思想意义与审美意义，对古代叙事文学尤其是古典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为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左传》非常注重写出人物的善与恶。从实现作者劝惩的目的来说，这是最有效的途径。作者忠于“实录”的精神，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虽然也尽量体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但从全书人物形象的总体分野上看，仍然是比较单一的“善”与“恶”两大营垒，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具有明显的伦理化倾向。那些在春秋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建立了一定功业的人物，是作者褒扬的“善”的典范，为统治者提供成功的经验。昏君奸臣，则以“恶”的样板殷鉴后人。惩恶劝善，“表征盛衰，殷监兴废”（《文心雕龙·史传》），这就是作者赋予人物形象的思想意义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良苦用心。这种善与恶的两极对立，作者不但在叙事写人中倾向分明，而常借“君子曰”、“孔子谓”的方式进行直接的评价。有时则在同一事件中描绘出各色人等的不同表现，让正义和邪恶、善良和残暴、忠直与奸佞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两极对立的鲜明人物形象划分，虽然为劝惩提供了标本，却容易导致一种历史人物黑白分明、善恶两别的二元对立模式，将历史演化成好人与恶人、忠臣与奸佞的斗争史，以至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在对人物进行评判时，作者又往往只有道德伦理的尺度而缺乏历史的眼光，尤其注重人物品德上的个人私欲存在与否，以此作为褒贬的标准，于是作者的评价常具强烈的道德与伦理特征。
《左传》作者所确立的人物善恶标准及伦理尺度，多为后代叙事文学包括小说所承认和引用，并以《左传》既定的形象基调，载入后世作品之中。如齐桓公、晋文公，是封建社会人们赞颂不绝的霸主形象；管仲、子产、赵盾、晏婴，盖为人臣之极则；而晋灵公、齐庄公、崔杼、费无极等人，永远改变不了其昏君奸臣的面目而为人们所不齿。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封建教化的深入，这些人物形象往往消失了他们具体生动的独特性，成为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偶像，这一点，拿《东周列国志》中的人物一比较，变化的痕迹甚为分明。再如刘向所著的《说苑》、《新序》和《列女传》，虽不是小说，同样也可以看出这种变化。《说苑》、《新序》虽记春秋之人与事，却只通过历史人物来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列女传》中的许多春秋时期的女性，也只是被作为“兴国显家可法则”的“贤妃贞妇”形象，或是“孽嬖乱亡者”而加以载列，“以戒天子”。这样，人物形象消失了他们鲜明生动的个性，成为披上教化意义外衣的木乃伊，丧失了原有的生气。后世有的作者甚至不惜歪曲《左传》人物形象的本来思想意义以迎合教化观念的需要。于是人物形象不仅具有文学意义，更成为封建社会中传统文化心理标准（主要是儒家标准）的形象载体。所以，《左传》人物形象又具有更复杂的深一层的文化意义。
《左传》人物的审美意义，对后代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绵延几千年的以善为美的民族审美心理与审美观念，肇始于先秦。《左传》是第一部以美善统一的标准对历史人物进行审美观照的叙事文学作品。善的衡量标准，就在于功业上的建树，符合伦理道德规范以及合乎礼义的言行与人格。在作者笔下，立功、立德、立言取得成就足以为后世效法的人物，是善的化身，也是美的形象。它的对立面，便是那些为后世戒惧的昏君暗主、乱臣贼子，以及道德沦丧者。《左传》对历史人物的审美标准与劝惩目的是一致的。作者甚至认为美与善的统一是必然的，脱离了伦理道德上的善和自然之美反将成为祸害，如夏姬，作者通过叔向之母的口认为：“甚美必有甚恶”，“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这种将政治伦理道德及人格上的善等同于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思想中颇有代表性。
这种审美标准，对后代的小说，尤其是历史小说有极大的影响。《左传》以丰富生动的故事记载历史，使后代的历史演义小说受到了启发。后代的历史演义小说多从正史中讨生活，据此添枝加叶，恢宏扩大，演绎成小说。这些小说，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人物形象常常不是红脸便是白脸，非善即恶。剥去它们历史的传奇的外壳，人物忠奸善恶判然分明，人物行为动机内外一致。读者也习惯于以善恶及其效果来判断人物的“好”与“坏”。这种审美心理上的思维定势，与《左传》开始以来的人物审美标准有极密切的关系。试举一例来说。《左传》中对楚令尹子文出生的神异描写，对鲁国叔孙竖牛出生前梦境的丑化，反映了早在先秦时期人们便已存在着正面人物具有与生俱来的天赋之美，反面人物胎生伊始更浸透毒汁、本性乃恶的审美判断。联系到后代不少小说中好人都是天上星曲下凡，坏人皆为魑魅魍魉转世的写法，的确是渊源有自的。
前面已经提到，《左传》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史”的营养和依据，我们还可以从古典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的情况来说明。
汉末魏晋的志人志怪小说，题材多取一人之行事，以一人为中心，依时序记载，通过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描写，从一个侧面展示社会生活。从它的结构形式来说，显然是记传体式的短篇小说。这种形式与体制，与《左传》中的章节颇为相近。志人小说，像《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大都是纪传史书上的历史人物。如果把《世说》描写人物风韵心态及种种生活细节，作为纪传史书中人物形象的微观补充，必然使历史人物显现出“颊上三毫”的逼真。因此可以说这类志人小说又是小说体的史传，它们呈现出史传向小说过渡的形态。从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来看，《世说》等志人小说对《左传》也有明显的继承。例如《左传》写施氏妇的一节，与《世说》中的“管宁割席”（《德行篇》）、“谢安泛海”（《雅量篇》），都是通过同一环境事件中几个人物的不同表现以形成鲜明的对比。《世说》中写顾雍闻子噩耗，虽神气不变，却“以爪掐掌，血流沾褥”（《雅量篇》）；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俭啬篇》），与《左传》写南宫万被陈人灌醉后以犀革裹之送宋国，“比及宋，手足皆见”（庄公十二年）；平阴之役，写“州绰门于东闾，左骖迫，还于门中，以枚数阖”（襄公十八年），都是用一个细节写人物的神态与个性，用笔之神无异。如果把《左传》刻画人物形象的一些细节描写片段，如“虞公贪求玉剑”（桓公十年）；楚庄王伐萧，拊勉三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宣公十二年）；陈辕颇出奔郑等章节独立出来放置于《世说新语》之中，不但风格、体制与《世说》无异，甚至人物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皆似《世说》中人。
《左传》中的梦境、妖异、神怪描写，可说是志怪小说之嚆矢。如前已举的齐襄公见大豕、楚令尹子文的神异降生、老人结草以报魏颗（宣公十五年），以及内蛇与外蛇斗郑南门中而郑厉公入国（庄公十四年）、晋侯梦大厉等等，皆可作志怪小说观。正如清人冯镇峦所说：“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最喜叙怪异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读聊斋杂说》）两汉魏晋志怪小说，还未脱去以记人为中心的模式，所记神怪，也多是为表现人物形象服务。如著作《搜神记》的干宝，本身就是史家，时称良史，著有《晋记》二十卷，就是史籍。他著作《搜神记》，也是作为史籍来写的。《搜神记》中所记的一些人物，都见于史书，如韩友、严卿，《晋书》中皆有传。历来史家为文，不免志怪；小说家志怪，可补史籍之缺。作者记其怪异之事，皆可用以充实人物形象。干宝被时人称为“鬼董狐”，董狐为《左传》作者最推崇的史官之一。从干宝获得“鬼董狐”这一戏称，就形象地揭示了史著与志怪的关系。这一点，唐传奇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唐传奇不但有大量的志怪内容，其作者，也有许多既是史官、又是传奇作家的现象。这是非常有趣的相似。这种创作主体身份的两重性，不也正说明小说与史的天然关系吗？
明清的长篇小说，也都直接间接地从《左传》吸收养料。直接的如《东周列国志》。宋元讲史话本就有《七国春秋平话》等，到了明中叶，余邵鱼编成《列国志传》，所叙故事起自武王伐纣，下迄秦并六国。后来冯梦龙把余的《列国志传》改编成《新列国志》，篇幅扩展了，事件则集中到春秋、战国时代，成为东周列国的历史演义。清代乾隆年间，秣陵蔡元放把《新列国志》略作删改润色，加以评点，易名为《东周列国志》从《列国志传》变为《东周列国志》，是不断向史传靠拢的过程。蔡元放说《列国志传》“大率是靠《左传》作底本，而以《国语》、《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足之，又将司马氏《史记》杂采补入”（蔡元放《东周列国志读法》，见《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其中春秋时代的内容，基本上以春秋五霸为线索，描写诸侯国霸业兴衰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作者所持的“总观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的思想，与《左传》中对于人物的褒贬劝惩思想一脉相承。蔡元放评点《东周列国志》，曾宣称：“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并要以“善足以为劝，恶足以为戒”的劝惩目的来演述历史。所以，它一方面比较忠实于历史，一方面又收集了大量的稗官野史材料、民间传说，并增加了更多的虚构情节，演义成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左传》即是它们的毛坯。
《左传》的战争描写，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战争小说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擅长于写战争。与《左传》一样，它们也注重以战争刻画人物形象，总是致力于揭示战争的胜负因素，精心地描写人物的政治远见、精神状态和斗争智慧，从战争描写中塑造人物形象。有的章节，如《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从叙述的结构、战前形势的分析、战略战术的运用，到重大场面的描述、人物的刻画，都可以看到《左传》描写战争的遗痕。《左传》战争描写的一些具体手法，也为《三国演义》等书所借鉴或采用。如用传奇性的情节与细节来塑造人物，用对比、烘托的手法塑造人物等等。甚至《左传》中的一些细节，也为《三国演义》所摭取。如本书第五章所提到的，《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楚国伐郑，郑以“空城计”御敌，便化作了诸葛亮的妙计；僖公二十八年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之计，也颇助了张飞长坂坡退敌之力。其实《左传》中众多的战略战术、奇谋妙计，皆被《三国演义》等小说采用。
《左传》开创的叙事与塑造人物的一系列艺术手法，也为其他小说作品所借鉴和效法。我们在《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作品中，时常可以感觉到《左传》众多艺术手法的再现，可见《左传》的影响深刻广泛又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