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左传》与两汉经学
《左传》之学从战国到西汉一直传承不绝。秦始皇焚诗书、坑儒士，但却无法禁绝《左传》的流传。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这一段记载可以告诉我们，从汉初至西汉末《左传》之学的传承情况。汉初有张苍、贾谊、张敞、刘公子等人传习《左传》。在诸侯王中，就有河间献王刘德自立贯公为《左氏》学博士。汉宣帝时，张禹、萧望之为《左氏》名家；尹更始以下，传者更众。据《汉书》所载，翟方进授田终术，胡常授贾护，贾护授陈钦，陈钦授贾严王莽。成、哀之世，还有王龚、王舜、崔发之徒皆通《左传》。刘歆，则从尹咸与翟方进受《左氏》学。所以，从汉兴至西汉末，《左氏》之学一直承传不绝。
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司马迁。这个师从《公羊》大师董仲舒的伟大史学家，却推崇古文学的《左传》。如前面所引，司马迁作《史记》，《春秋》、《左传》、《国语》是他所引据的最重要的文献。《史记》中春秋二百多年的历史事实，主要采自《左传》、《国语》；《十二诸侯年表》，所据主要也还是《左氏春秋》、《国语》和《春秋历谱牒》。司马迁并且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首次认定左丘明、《左传》与孔子有直承的关系，《左传》为解经之作。“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一段话，成为后代主《左传》传经说者的最主要的依据。后来今文学博士范升与古文学派争论，范升曾向光武帝“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详见下文）。在今文博士眼里，司马迁即使不算离经叛道，也已是古文学派阵营中人。这些都可以说明，尽管西汉时期《左传》未立于学官，只在民间流传，但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却不可低估。
但是，西汉两百多年，是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统治的时代。汉武帝时，始置五经博士。《史记·儒林传》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以后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尚书》分三家，《诗经》三家，《仪礼》两家，《公羊春秋》两家，繁衍为十四家博士。然而没有《左氏》学。
汉王朝建立以后，政治统治初定，但是意识形态领域仍然混乱异常。朝廷崇尚的黄老之学，其“无为而治”的思想导致的是吴楚七国之乱。因此，在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全国政治统一稳定之时，汉朝统治者便认识到统一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们急需能对大一统的汉帝国起巩固作用的学术和理论，于是，以今文学派为代表的“经学”便应运而生。公元前一四○年，汉武帝即位。即位之后，汉武帝召集全国文学之士，亲自出题考试，亲自阅卷，选取了《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为首列，崇尚儒学，排斥非儒学的诸子百家，实行学术统一。
汉武帝崇尚儒学，实质是崇尚《春秋公羊》学。《春秋经》是孔子正名分以诛乱臣贼子的著作，最适合汉家改制的需要。王充《论衡》云：“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则《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后。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传在孔子，孔子为汉制文，传在汉也。”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春秋》是一种新王法，不啻是孔子早为汉廷安排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孔子与〈春秋〉》）。所以汉武帝选中《公羊春秋》，正切合于他的政治需要。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正是迎合着汉代统治者的需要而产生的。董仲舒的《公羊》学要义有三：一即“天人感应论”，“天不变，道亦不变”，公羊家大力宣扬“天人合一”的学说，为皇权政治找到了神学和哲学的理论依据；二是“大一统”的主张，“人臣无将，将而诛”，皇权大一统，臣下不得擅权，这就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三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凡不属于《六经》，不符合孔子学说的异端，一律废绝不用。这在意识形态领域完成了大一统的任务。由此，《春秋公羊》学作为官方哲学，统治着两汉时期整个意识形态领域。
但是，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末年，日益流为章句之学，“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寻章摘句，无限演绎，支离蔓衍，日益走向烦琐。再者，董仲舒用阴阳五行附会经义，大大增加了迷信的成分，又加上西汉谶纬之学的兴盛，使经学走向神学化。于是，保持朴学传统、注重训诂和史事、较少迷信成份的古文经学骤然兴起。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西汉到东汉，今古文经学有四次大论争：第一次是刘歆（古）和太常博士们（今）争立《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第二次是韩歆、陈元（古）和范升（今）争立《费氏易》及《左氏春秋》，第三次是贾逵（古）和李育（今）之争，第四次是郑玄（古）和何休（今）争论《公羊传》及《左氏传》的优劣。由此可见，几乎每一次争论都是围绕着《左传》展开。
古文经学的开创人是刘歆。刘歆对古文经学的贡献，又是从争立《左传》于学官开始的。据《汉书》本传记载：（成帝）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问。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
这里的要害有两条：一是刘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在刘歆之前，《春秋》与《左传》各自别本单行，刘歆“引传文以解经”，就是将《左传》与《春秋》挂起钩来，成为“解经”之作，《左传》亦厕身“经学”之列，由“传训诂”的训诂之学变成义理之学。二是左丘明“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同”。相比之下，《公》、《穀》只是“传闻”而得罢了。《左传》不但来自孔子嫡传，而且在《公》、《穀》之前。这样，《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是无与伦比的，立于学官更是理所当然。所以，“及歆亲近，欲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今文学家的激烈反对。“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汉书·刘歆传》上说“诸儒皆怨恨”，可以想见今文学家的态度与斗争的激烈。于是刘歆写了著名的《移书让太常博士》。据歆书，今文家攻击刘歆的要害是“左氏不传春秋”；大司空师丹“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左将军公孙禄斥其是“颠倒五经，变乱家法”等等。今文学家的激烈攻击，以至刘歆“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暂时的退却而告一段落。直到汉平帝时，王莽总揽朝政，大权在握，欲夺西汉政权，政治上笼络各派势力，经学上也要容忍古文经学的兴起，加上王莽自己学过左氏学，刘歆少时曾与莽“俱为黄门郎”，得老朋友政治势力之助，《左传》遂立于学官。“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汉书·儒林传赞》）。古文经学总算挤进了官学的殿堂。
东汉光武帝即位，取消古文博士，提倡今文学，《左传》又成为私学。不过士林中盛行古文，且成绩超过官学，争论再次兴起，已是不可避免。
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汉书·范升传》），建武四年（二十八年）正月，光武帝亲自于云台召见公卿、大夫、博士，组织了一次辩论会，由今文学家范升与古文学家韩歆、许淑等展开辩论。接着范升又与古文学家陈元论争。范升还“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以为不可立之理由。如此反复论争，“凡十余上”，才使得“帝卒立《左氏》学”，并以李封为博士。虽如此，争论并没有结束，“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喧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陈元传》）。今文学家看来是绝不肯轻易罢休了。
这一次斗争，双方的论争针锋相对，据《后汉书》记载，范升的理由是：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竟进。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复次《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纷争。从之则失道，不行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厌倦之听。……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今陛下草创天下，纪纲未定，虽设学官，无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费》，非政急务。……
陈元则曰：
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愍经艺谬杂，真伪错乱，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穀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博询可否，示不专己，尽之群下也。今论者沉溺所习，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授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左氏》孤学少兴，遂为异家之所复冒。……案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媟黩微乱，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擿衅，掩其私美，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臣愚以为，若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者，则盘庚不当迁于殷，周公不当营洛邑，陛下不当都山东也。……
范升为了维护今文经学的正统地位，把《费》、《左》皆斥为“异端竞进”，怕由此引起混乱，不利于意识形态的统一；又认为二者非先帝所存，不得据以再立；再说天下草创，增立博士，非当务之急。更关键的，则是《左传》不祖于孔子，非传经之作。陈元则反驳说，皇上拨乱反正，天下甫定，即诏立《左氏》，实在英明；范升抓住一些细微末节，指小疵为大尤以攻击《左氏》，不足以为据。（所谓“年数小差”，指的是《春秋》与《左传》记年数不同，《左传》多出十三年，这恐怕就是范升攻击《左传》不传《春秋》的证据之一。）左丘明亲受于孔子，《左传》当然为传经之作。至于说“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更不可引以为据。若依先帝旧制，则光武帝也不可以为帝了。这里，双方论争的焦点，仍在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左丘明是否得之于孔子真传。既然在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已经成了最高统治者所钦定的意识形态的唯一准则，它也就成为一种统治工具和政治准则，这是经师们所无法也不敢否定和推翻的。那么，两派经师唯一的办法就都只能往孔圣人和儒家正统方面攀联来抬高自己，以求得到朝廷的确认。所以，问题的症结又回到当年刘歆争立《左氏》时的焦点上，又回到《左传》本身，这也就不奇怪了。
光武帝立李封为博士，后李封病死，“《左传》复废”。虽然如此，经过这一次的论争，“相信古文学的人渐渐增多，连操有权威的帝王也渐渐倾向古文”（周予同《经今古文学》），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古文学大师，如郑兴郑众父子、贾徽贾逵父子、陈钦陈元父子、韩歆、孔奋、许淑、李封等人，其中不少人是《左氏》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