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章帝时期，今古文经学仍然围绕着《左传》进行了一次较量。以“扶微学，广异义”自我标榜的汉章帝刘炟，本身就倾向于古文经学。所以建初元年（76），诏贾逵入讲《左氏传》于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是贾谊后裔，其父贾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后汉书》本传），可以说是以古文经学起家的。贾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穀梁》之说”，“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同上本传）。贾逵曾为章帝讲论《左氏传》之大义长于《公》、《穀》二传，又具条奏向章帝细论《左氏》之深于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甚至论述《左氏》之合于图谶，独能明示刘氏为尧后，当得天下。这篇条奏深得章帝赏识，贾逵因此受到章帝的嘉奖。
建初四年（79），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故事，大会群儒于白虎观，详论五经，考其异同，连月乃罢。今文家李育对《左氏》进行了激烈的攻击。据《后汉书·儒林传》载：李育“少习《公羊春秋》”，“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在白虎观的辩难中，李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白虎观的辩论，已显示出古文学的力量，加速了今文学的衰颓。因此，汉章帝特地诏令诸儒各选高材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等于官方颁令让其公开传授，“由是四经遂行于世。”
贾逵为争立《左氏》学，一方面尽量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以《左传》中最为统治者喜欢的内容条陈具奏，甚至不惜以谶纬迷信附会《左传》，取得了章帝的首肯；另一方面，是他已注意到融合今文学派的内容。贾逵年轻时“兼通五家《穀梁》之说”，无疑受到今文学派的影响。据《后汉书》本传记载：“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异同，并作《周官解故》。”“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诗》异同”。欧阳、大小夏侯《尚书》与齐、鲁、韩三家诗都属今文经学，这样，贾逵撰其异同，客观上就把《尚书》与《诗经》今古文学融合（或说沟通）起来了。贾逵还认为《左传》“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既然如此，《左传》、《公羊传》也就可以融合了。所以，在东汉贾逵的手里，已出现了今古文两派融通的现象了。
《左氏传》虽未再立学官，但是古文学在东汉许慎、马融的手里已达到完全成熟的境地，古文学其势大张，不断有人力奏朝廷应增立《左氏》，如少与郑玄俱事马融的卢植就曾上书奏曰：“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但是今文经学并没有完全崩溃，这就是还有东汉末年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和他的对《左氏传》的攻击。
据《后汉书·儒林传》载，何休“善历算，与其师傅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何休攻击古文学，既名为《左氏膏肓》，可想见对《左氏》学的深恶痛绝、痛心疾首。可惜其书已大部分散亡不存，无法窥见其详细内容。不过从《儒林传》所记来看，何休所用武器并不见得有什么新意，只是捡起了李育“不得圣人深意”、“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两根棍棒罢了。虽然如此，何休在斗争策略上还是懂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他花了十七年功夫，“覃思不窥门”而作成的《春秋公羊解诂》，即仿效古文经学的注解法来为《公羊传》解诂。其解诂简明扼要，已完全不是今文家博士那种烦琐的章句，所以影响却不可低估。由此也可以看出古文经学“通训诂”、“举大义”的治经方法，已无形中渗透到今文学中。
何休对《左氏》、《穀梁》的攻击，遭到服虔、郑玄的回击。服虔曾作《春秋左氏传解谊》，“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后汉书·儒林传》）。《隋书·经籍志》著录服虔有《春秋左氏膏肓释痾》与《春秋汉议驳》二书，恐怕就是针对何休而作的，只是其书不传，未能窥其全貌。
对何休进行回击的另一位大师就是郑玄（康成）。据《后汉书》本传载：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环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
据此，可以说古文学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自此，“古学遂明”，而且“《左氏》大兴”（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但如果说这个胜利仅因郑玄“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便击败了何休的攻击，则看法未免简单。
郑玄是东汉末期的儒学大师，年轻时“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后汉书》本传），可见他年轻时则学贯“今”“古”，融合贯通了今、古文两大学派。郑玄遍注群经，史称“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干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议》、《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后汉书》本传）。郑玄注经不但宏富，更重要的是他立足于古文学，而兼采今文经说，而且打破了汉初以来经学家们历来严守的师法、家法的严格界限，兼容并蓄各派经说。《后汉书·郑玄传论》说：“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正是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终于使今古文学派走向了综合，产生了“郑学”，这才是今文学被推倒，古文学得以大兴的根本原因。郑玄未为《春秋》、《左传》作注，但是郑笺《毛诗》，而杂采三家《诗》说，由是《毛诗》行而三家废”；郑注《尚书》而兼容古今，此后郑注《尚书》行而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废；郑注三《礼》博采诸家，所以郑注《礼》行而大、小戴《礼》废。这已可以说明综合之后古文学派产生的巨大影响了。
两汉时期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既有学术之争，又有利禄之争，更是政治之争，这已为许多论者所论及。随着汉代统治政权的建立、稳定、中衰，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结构的变动，古文经学代替今文经学，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两汉期间发生的最主要的四次今古文之争，都是围绕着《左传》进行，从表面上看，是为着一争正统地位的斗争，实际上也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原因。同时又与《左传》本身的内容与价值有关。经学家认为《左传》传事不传义，《公》、《穀》传义不传事，正是这种区别使得《左传》能战胜二传而得到兴盛。
再从《左传》本身的内容来看，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左传》不但释经，而且以其丰富的史料解释了《春秋》所记载的春秋二百多年的历史事实，而且寓政治主张于历史叙述当中，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增强了自身的生命力。前已论及，司马迁就大量引用《左传》中的史事。刘向编《说苑》、《新序》，也大量地采用了《左传》中的历史故事，其目的即在于用作统治阶级治政的参考，这已经显示了《左传》在政治上的作用。古文经学家要争立《左传》于学官，使其变成官学，其政治目的，还在于要以史为鉴，借春秋二百多年的历史经验作为统治者的“资治通鉴”。所以，汉代经师常征引《春秋》、《左传》中的内容来为现实政治作说解。如东汉初，古文家郑兴归隗嚣。隗嚣与诸将议自立为王，郑兴乃以《春秋传》中“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劝之，使隗嚣打消了自立为王的念头。这两句话，就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谏周襄王之语。其后隗嚣又欲广设官职，郑兴又以“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相劝。这一句话也见于《左传》成公二年。嗣后，郑兴为光武帝太中大夫，曾引《左传》昭公十七年“日过分而未至”一段话上疏论三月日食。如此等等，限于篇幅，不再征引。本来，经师们以《春秋》经文来论证和解释政事时事，并作为统治者行事的准则，是常有的事。如今《左传》也可以用来资政并以为劝谏的准则，足见它在政治上的作用。这里，就更不用说《左传》中那些宣扬反对天道迷信、重人事的进步思想对于当时谶纬迷信的批判以及“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历史教训对统治阶级的借鉴意义了。
另一个方面，面对西汉时期的宗室诸王坐大以致谋乱、东汉时期的外戚宦官专权、内外交困，两汉统治者无不希望经学在维护封建礼教君权至上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而寄寓着深刻的君臣父子之义的《左传》，正可担当这样的重任。《左传》强化了礼的思想，强调对礼教的尊崇，浸透了礼的精神。当年贾逵在条奏上就极敏锐地向章帝进言：《左氏》“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观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所以《左传》本身的价值，对于强化中央集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东汉章帝自己“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贾逵传》），恐怕原因也就在于此。郑玄遍注群经，尤重礼学，突出礼教。东汉末社会混乱，礼法崩溃，君不君，臣不臣，犯上作乱者比比皆是，郑玄认为“为政在人，政由礼也”（《礼记·中庸》郑玄注），“重礼所以为国本”（《仪礼·士冠礼》郑玄注），所以他致力于经学，目的即在于通过注经和著述，“序尊卑之制，崇敬让之节”（郑玄《六艺论》），正“名分”，维护礼法制度，维护封建统治。他把三《礼》全部注释了，又认为“《左氏》善于礼”，因此始终重视强化礼教的《左传》。郑玄虽没有为《左传》作注，但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郑玄欲注《春秋传》，因知服虔之注多与己意同，遂“以所注与君（服虔），”说明郑玄是注过《春秋传》的。而服虔注《左氏》，多以三《礼》解说之，这恐怕与郑玄的崇重礼教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左传》自身的内容与价值，决定了《左传》必然成为古文经学的中军，两汉今古文经学的几次斗争，始终围绕着《左传》进行，也就不难理解了。
两汉经学经历过上述几次的激烈斗争，古文经学终于取代了今文经学。东汉章帝以后，《左氏》虽未再立于学官，然而经过贾、马、服、郑几位大师的弘扬与推广，已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到曹魏之时，《左传》大行于世。西晋初年，杜预作《春秋左传集解》，《春秋》三传之中，《左传》的地位更是不可动摇的了。
（第二节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
汉代治《左氏》学的学者不少，他们有的为《左传》作训解，有的研究《左传》的条例，各以自己所长著作。郑玄之学兴起之后，古文学派虽取得了胜利，但汉末魏初又出现了郑（玄）王（肃）两大学派的斗争，郑玄学派驳王申郑，王肃学派申王驳郑，两派墨守家法，不求改善，旧注终于被质量较高的新注所代替，成为必然。对于《左氏》之学，就有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西晋的杜预潜心《春秋》及《左氏》之学数十年，“专修丘明之传，以释孔子之经”，终成一家之学，号称《左氏》功臣。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生于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卒于晋武帝太康五年（284）。杜预是司马懿的女婿。其时东吴未灭，杜预和当时名将羊祜都是力主平吴的主战派，杜预任镇南大将军，指挥平吴之役。吴灭，因功进爵当阳县侯。杜预多谋略，功绩卓著，时人称之“杜武库”，以誉其胸怀韬略，无所不有。杜预年轻时已博览经史和百家之书，后来仕宦任职，公余治学甚勤，于《春秋》、《左传》二书用力尤多，曾自称有“《左传》癖”。杜预喜观《左传》而成癖，可见其不仅喜欢，而且研究之深。
据《晋书》本传，杜预关于《春秋》、《左传》的著作，有《春秋经传集解》、《春秋释例》、《盟会图》和《春秋长历》四种。不过《盟会图》和《春秋长历》两种后来并入《春秋释例》，所以实际上是两种。
杜预《经传集解》的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