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杜预始创以传分年附经的体例。汉儒研治《春秋》、《左传》，大多把经传分开。至刘歆才开始引传文解经，转相发明。惜刘歆的书已亡，无法究其原委。西汉末年以后，有兼释经传的，也有释传不释经的，如贾逵的注兼释左氏经传，服虔的注则只释传不录经。到了杜预，才把经传合而为一，分年相附。
杜预这样做，根源于他对经传性质及其关系的认识。杜预在《春秋序》中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册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曲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杜预认为，列国都有国史，各国国史都有一个名称。《春秋》这部书本来就是鲁国的国史。自周室衰微之后，国史不免失职，所记不尽合于旧章。孔子据周公遗制，将鲁国史册重新考订，随笔改正，使后人知道是非善恶。这样，杜预虽是从史的角度来解释《春秋》的性质，但是因挂上了周公、孔子，仍然是抬高了《春秋》的正统地位。对于《左传》，杜预在《春秋序》中认为：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经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
这是在重申当年刘歆的观点，再一次维护《左传》的正统地位，既然如此，杜预分传以附经，也就是合理的了。不但如此，杜预还总结出《左传》解经的四条原则，说明经和传的叙事，有先后的不同和交错的现象，总之是要说明事件所含有的意义。杜预还说：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将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名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杜预是为了矫正汉儒之失，把经和传排比并列，所谓“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这就是他分传以附经的目的。
第二，提出“凡例”和“五情”说。杜预认为，《左传》中“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既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春秋序》）杜传统计《左传》中言“凡”者五十条，都是周公垂法，史书旧章。传中以“凡”发语的文字，都是对经文中叙事用语的归纳性解释，也即所谓“正例”，又曰“旧例”；而不用“凡”字而用“书曰”、“不书”之类，是经文有新意，左氏举出事实加以说明，即所谓“变例”，又曰“新例”。无意义只是直言其事，便叫作“归趣”。
在“正例”、“变例”、“归趣”三体之外，杜预又提出“五情”说。《春秋序》中说：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汙，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所谓“五情”，其实即来自《左传》成公十四年中的“君子曰”一段论述，本是《左传》作者对经文义例的阐述，杜预用来进一步发明《左传》所以传《春秋》的宗旨。
第三，杜预虽对汉儒旧说有所不满，但其注仍吸收了大量汉儒的旧诂，把在此以前各家的长处，一一采取。《集解》本身在字义训诂、文义诠释和制度、名物、地理等方面的疏解有独到之处，注文清通简要，对于理解《左传》有很大的帮助。
杜预《集解》写定以后，似一时并未受到重视。《晋书》本传称：“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唯秘书监挚虞赏之。”杜预死后，其书才慢慢传开，并与服虔《左传注》同被立于国学。
唐代，孔颖达编《五经正义》，《春秋》为《左氏传》所专，《左传》之注，也为杜预集解所专。此后，杜预《集解》定为一尊。贾逵、服虔之注反而逐渐湮没无闻了。
（第三节 ）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
隋唐结束了中国四百多年分裂的局面，唐代更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统一、强盛、繁荣的封建帝国。李唐王朝建立以后，在思想统治上采取儒、佛、道并用的策略，复兴儒学。在唐太宗治国强兵的众多措施之中，就包括开馆延聘学者，广设学校传授五经，恢复科举制度，推行促进儒学发展的文化政策。通过科举考试从庶族地主阶层中选拔人才，并借以统一思想、总揽天下英雄人物，是唐代统治者的一项重要政策。为适应这个需要，曾一度衰颓的经学又重新振兴起来。
唐代科举设进士、明经两科，明经科即考五经经义，进士科虽重在文学，但也需兼通经义。既要以五经作为科举考试之内容，就须有一个五经定本作为标准。可是自汉代以来，今古文各派之争、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师法多门，义疏纷纭，章句繁杂，甚至连经文也互有出入。有鉴于此，统一经学的工作便成为当务之急。
为实现经学的统一，唐太宗贞观初年，敕令颜师古正定五经文字，对西汉流传下来的各家诸经传本加以比较，参照各种古籍，选择最优的传本进行校勘，撰成《五经定本》，颁行全国。然后又让孔颖达主持撰著《五经正义》，由一批学者分工撰述五经义疏，于公元652年完成，名曰《五经正义》，颁行天下。至此，五经从文字到义疏都有了官定的标准本，以往各派异说全部汰弃，使汉以来儒学各派趋于统一。
孔颖达（574—648），字冲远，冀州衡水人。少时曾从隋代经学家刘焯问学。隋大业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唐高祖时入李世民府为文学馆学士，擢国子博士、司业、国子祭酒，以老师宿儒总领《五经正义》的编撰，又曾与颜师古等在魏征主持下编修《隋书》，深得唐太宗的信任。孔颖达选拔了一批学者参加《五经正义》的编撰，《春秋左传正义》实际上是由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执笔编撰，马嘉运修订。
《春秋左传正义》用杜预注，而《正义》部分，主要依据隋代经学家刘炫的《春秋左传述义》。《述义》四十卷，继承了汉代古文经学重实证的学风，遍稽群籍，对杜注作疏通或补正。刘注申杜而不盲从于杜，且敢于规攻杜注，而且对贾逵、服虔的批评也不少。孔颖达认为刘炫“探赜钩深，未能致远”，“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毁，规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余条。司杜义而攻杜氏，犹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非理也。”（《春秋正义》序）虽然如此，刘炫的《述义》重视训诂，又注意疏通文义，所以被大量采录入《春秋左传正义》之中，《述义》其书反而散佚不存。
《正义》采用了杜预的注，批评刘炫规攻杜注，所以疏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列举古代典籍以证明杜注，如用《周礼·地官·封人》的记载以及郑玄注来释证隐元年传“颍考叔为颍谷封人”之“封人”，再举《论语》和《左传》内证诸侯国之封人官制与地名之关系，要言不烦。《正义》还注意从经传证传，尤其对于传例的解释。如隐公元年传“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亡命，故不书爵”，《正义》引传文中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襄公五年戚之会、昭公四年申之会诸例以释“未王命，不书爵”之例，如此，可视为补杜预《释例》之不足。《正义》还有选择地吸收前人的成果，包括《公》、《穀》二传中的解释。如隐元年传“都城过百雉”，《正义》引了《公羊》、何休、许慎《五经异义》以及古《周礼》等诸家异说，以补充杜注。所以，《正义》引用了典籍，自汉代至六朝十分丰富，不少著作赖以此而得保存片段。
《五经正义》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最为繁盛时期，在朝廷官方的组织和支持下完成的，当然体现着官方的思想和文化政策的要求。如《春秋左传正义》既然钦定以杜注为准，所以处处申杜、维护杜注的权威性，刘炫《述义》与杜义不合者，必然予以驳正，所以后来皮锡瑞批评它“强为饰说”、“曲徇注文”，也就不奇怪了。不过，《左传正义》撰成之后，被定为国家颁行的统一教科书，成为学童、士人和官吏诵习的经书，《左传》的流传就更加广泛了。
（第四节 ）清代的《左传》研究
中唐以后，有啖助、陆淳、赵匡等人以自己的见解，兼采三家来解经，开了舍传求经的先河。以至于出现了“《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韩愈《寄卢仝》）的现象。舍传求经的学风，对宋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宋人的《左传》研究，专注于《春秋》本经和经文大义，对于“传事不传义”的《左传》，大多不太重视，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也不多见。
有清一代，是学术繁荣的时代，尤其是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学者埋头于考据之学，经学、朴学都取得了令人惊佩的成果。《左传》的研究，集中在从文献整理而进行的历史研究和注释校勘及名物训诂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著述繁多，本节只能分类加以扼要的介绍。
一、文献整理重编及历史的研究
1马骕的《左传事纬》、《前集》
马骕（1620—1673），清初著名史学家，字骢御，山东邹平人。曾著成一部一百六十卷的先秦史《绎史》。《左传事纬》十二卷，以事为纲，分录《春秋》、《左传》之文为一百零八篇，每篇之后加有评论。书首载杜预、孔颖达序论。《前集》八卷（或作附录八卷），是一些专门性的研究文章。如卷一中的《丘明小传》，对左丘明事迹的考证颇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左丘明并非孔子前辈。《左氏辨例》三卷，对《左传》中的年月、即位、告朔、侯爵、祭祀、蒐狩等等各项加以统计论列。在《左传图说》中有《帝派图》、《世系图》、《天宫图》、《地舆图》、《列国年表》、《晋楚职官表》等，将各项内容制成图表，一览无遗。《春秋名氏谱》对姓氏世次的归纳也非常详尽。另外还有《左传字奇》一卷，用直音法对难字进行注音，并记录多音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骕于左氏实能融会贯通，故所论具有条理，其图表亦皆考证精详。可以知专门之学与涉猎者相去远矣。”
2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
《左传》本为编年体史书，早在南宋时，便有学者章冲将《左传》改编为纪事本末体的《春秋左氏传事类本末》五卷。前面的马骕《左传事纬》，也用纪事本末传例。高士奇继章、马之后，博采诸子史传，扩充内容，撰成《左传纪事本末》一书。
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康熙时，曾任额外翰林院侍讲、侍读，礼部侍郎。
《左传纪事本末》的特点，是作者参考了《公羊传》、《穀梁传》、《国语》、《史记》以及其他先秦两汉的典籍，写成“补逸”、“考异”、“辩误”、“考证”、“发明”等穿插在各个专题之中，对史实作了一些补充、考订和解释。又于每篇尾以“臣士奇曰”加上简短的评论。
根据高士奇所定“凡例”，“补逸”是杂取三代秦汉之书以补《左传》之逸。其取材甚广，有《春秋》经及三传，以及《说苑》、《孔子家语》等材料。“考异”，则考与左氏异同迥别者，并存其说，以备参伍”（《凡例》）。“辩误”是针对其他典籍中有与《左传》“踳驳不伦，传闻失实者，为厘辩之”。“考证”是其他载籍中“有证据者，并存其说，以备参伍”。“考证”与“考异”正相反，“考异”乃存其异以资比较，而“考证”则存其同以为补正，“发明”则是高氏自己对传文隐含之义所进行的阐发。
高士奇此书，以国为记，分为周四卷，鲁十一卷、齐十卷、晋十一卷、宋三卷、卫四卷、郑四卷、楚四卷、吴三卷、秦二卷、列国一卷。与章冲、马骕之书相较，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可谓后来居上。
3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