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古经》十一卷，另附《春秋左传五十凡》。此书为段玉裁于七十六岁乔居姑苏时写成，据段玉裁《春秋左氏古经题辞》所说，作者“深痛先君子郑重授《春秋左传》而未能尽心此经，又悯今之学者但知稍读《左传》，于经文少有能成诵者也，乃恭录左氏经文，取郑公注礼、周礼存古文、今文故书之例，附见《公羊》、《穀梁》经文之异，以小字双行注各条下，为十二篇。又以二家卷数之不同，附注左氏各篇之末，每条时出订正之语，而不敢蔓衍其辞，仍依《汉志》署名曰《春秋左氏古经》”。该书以《左传》经文为主，将《公羊》、《穀梁》之异文注于《左传》经文之下加以订正。如僖公九年经“甲子、晋侯佹诸卒”，段加注：“《左》、《穀》‘甲子’，《公羊》作‘甲戌’，以上文‘戊辰’次之，则‘甲戌’是也。”注中通过时间的推算得出《公羊》作“甲戌”的正确。段玉裁对杜注孔疏皆有责难，批评杜注“其书说天子、诸侯丧服最为非圣，其它训诂、名物、地理、历法，时多疵类”；对孔疏也时有批评。
此外，段玉裁还有关于《左传》的专文若干篇，如《春秋经杀弑二字辨别考》、《晋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齐》、《君母杀君当书弑论》、《春秋经成公十年无冬十月考》等，将小学和义理结合，所论多有可取。
3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
洪亮吉（1746—1809），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县）人，乾隆五十五年中进士，授编修，著名的汉学家。《春秋左传诂》是他晚年费时十年完成的力作。
洪亮吉在该书自序中说：“名为《春秋左传诂》者，‘诂’、‘古’、‘故’字通，欲存《春秋左传》之古学耳。”“古学”，即东汉古文学。乾嘉时期，不少学者崇尚东汉古文经学，形成风气。对于《春秋》学，则推崇《左传》却不满杜注，以求恢复《春秋左传》汉学的本来面目。洪氏亦认为杜注不遵古训，师心自用，望文生义，启空疏之陋习，所以要用汉儒之说来匡正杜注。所以洪氏为之“诂”即基于这样的宗旨。
该书不依杜预经传相配的做法，而是依《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将经、传分开，各自独立，为经四卷、传十六卷，以图恢复经、传各自单行的原貌。在训诂方面，洪氏以贾逵、服虔为主，郑兴、郑众、王充、许慎、王逸、赵岐、郑玄、应劭、高诱、王肃、韦昭等人的撰述都参酌引用，又广泛搜集经书传注，子史群集，博采《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通俗文》、《释名》、《小尔雅》、《玉篇》、《广雅》、《经典释文》等小学典籍。地理方面，广采班固、应劭、京相璠、司马彪之说，兼综《水经注》、《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等史地专著。洪氏对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惠栋《春秋左传补注》等也注意吸收。
洪氏对杜注的匡正，有不少可取之处，如《左传》隐公五年“四月郑人侵卫牧”，杜注：“牧，卫邑。”《诂》曰：《尔雅》：“郊外谓之牧。”非邑名。与下“伐宋人其郛”同。前年伐郑围其东门，故郑亦侵其牧地以报之。又卫地无名牧者。若云朝歌之牧野，则亦不可仅名为“牧”。明杜注非也。
所纠杜注之失，显然是正确的。又如文公十七年“鹿死不择音”，杜注：“音，所茠荫之处，古字声同，皆相假借。”刘炫《规杜》采服虔“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于困迫将死，不暇复择善音，急之至也”之说，《诂》引《庄子·人间世》郭象注，刘逵《吴都赋》注，以证成刘说批评杜注与孔疏，亦言之成理。
洪氏此书，目的在恢复东汉古学，但是它却揭示出古今传承的轨迹，揭示了杜注与汉魏之学的关系，在今天仍然是有价值的。
4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疏考证》
清代的经学家，对十三经旧注疏很不满意，正如梁启超所说，他们对“旧注好的便疏旧注，不好的便连注一齐改造。自邵二云（晋涵）起，到孙仲容（诒让）止，作新疏者十余家。十三经中，有新疏者已得其十。这些新疏的作者，都是竭毕生之力，镕铸几百种参考书才泐成一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疏考证》也是这样写成的一部巨著。
刘文淇（1788—1854），字孟瞻，江苏仪征人。道光八年，他和刘宝楠、梅植之、包慎言、柳兴恩、陈立一同到南京应省试，诸人皆不满意于十三经的旧注旧疏，遂商议分任新疏一经，刘宝楠任《论语》、柳兴恩任《穀梁传》、陈立治《公羊传》、刘文淇治《左传》（刘恭冕《论语正义后叙》），书成之后，皆成一时之选。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一书，耗费了刘文淇祖孙三代人的心血，刘文淇积四十年之功编成长编数十巨册，晚年仅写成《疏证》一卷而没，后其子刘毓崧、毓崧子寿曾两代人继承其业，最后也仅及襄公四年而止。
《疏证》全书采用注疏体，每条经、传正文之下有“注”或“疏证”。关于此书体例，刘文淇的儿子刘毓崧曾论述说：“先取贾、服、郑三君之注，疏通证明，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其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亦一一疏记。他如五经异义所载左氏说，皆本左氏先师；《说文》所引《左传》，亦是古文家说。《汉书·五行志》所载刘子骏说，实左氏一家之学。又如经疏史注及《御鉴》等书，所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亦是贾、服旧说：凡若此者，皆称旧注，而加以疏证，其顾（炎武）、惠（栋）补注，及洪穉存（亮吉）、焦理堂（循）、沈小宛（钦韩）等人专释左氏之书，以及钱（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引之）诸通人说有可采，咸与登列。末始下以己意，定其从违。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皆取为证佐，期于实事求是，俾左氏之大义，炳然著明，草创四十年，长编已具，然后依次排比，成书八十卷。”（刘毓崧《通义堂集》卷六）。书中不仅贾、服旧说收罗完备，而且还广泛地吸收前人及当代的成果，同时又加以个人的论断。刘文淇做《左传》疏证，其方法是先做长编，（前言“成书八十卷”，即指整理成长编八十卷。）根据长编做提纲，再按照提纲查编，然后清抄。这种方法，现在看来似乎繁琐。其实正因为刘家人下了如此扎实的功夫，才使该书成为集大成的著作。
刘文淇是不满意杜注的，所以有意识并且是言之有据地补正杜注，如其引用《经典释文》所引旧注“贱而得爱曰嬖”以及《一切经音义》引旧法之说以解释隐公三年传之“嬖人”，指出“杜注但以亲幸解嬖，义犹未备”。这样确实比杜注贴切得多。《疏证》在运用各种专文知识注释经文也取得很大成绩，如运用三《礼》，尤其是《周礼》解释古代典章制度的地方很多，对古历天算，日食晦朔的考证也甚为精详。
刘文淇的《疏证》也有一些不足，主要在于他因反对杜注，所以持论时有偏颇而失之公允，此外征引过多，给人繁杂之嫌。
清代后期，今文经学复兴，学者推崇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今文经，对于《左传》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今文学者对于《左传》，主要集中在刘歆伪作的问题上，而这样的立论目的，已不在于学术研究，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本世纪初至今，关于《春秋左传》学的研究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更大的成果，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