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春秋时代风云与《左传》的时代特征
一部《左传》，就是风云激荡的春秋时代生动的历史记录。《左传》记事，也按鲁国十二公次第编年，自鲁隐公元年始，在鲁哀公十四年之后，又延续到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止。其后还附记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三家灭智伯之事。两书所记历史年代，同样是春秋时期二百多年的历史，与《春秋》相比，《左传》一书，鲜明地体现了春秋这一大变革时代的时代精神。
春秋时期，上承夏、商、西周的大一统王朝，下启列国并立、群雄争霸的局面，它既宣告了一个旧的社会制度的逝去，又预示着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铁农具的制造和使用，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铁铧犁耕出了一个新的时代，为古老的中华民族注入了勃勃生机。”这一时期，大批的农奴摆脱了原有的井田制奴隶制度下的束缚，获得了人身自由而成为自耕农。经济基础的急剧变化带来了上层建筑的剧烈动荡。随着各诸侯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原为天下共主的周王朝的天子地位遭到了挑战，丧失了对诸侯列国的控制能力，甚至开始被等同于一般的列国诸侯而失去了他的尊严。首发难者，就是《左传》中描述的春秋初期的枭雄郑庄公。据《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周平王欲削弱郑庄公的势力，想让虢公与郑庄公一起为左右卿士同掌王事。敢于向周天子的权威挑战的郑庄公，不但厉声质问至尊天子，竟然还胁迫周平王用王子狐与郑太子忽交质，以此箝制周室。这可是破天荒的对周天子权威的冲击，这个“君臣交质”，一下子就撕下了周王脸上至尊天子的面纱，把君臣关系降低为平列的诸侯国的关系。不但如此，到了桓公五年（前707年），郑庄公还与周桓公在葛打了一战，“射王中肩”，一箭射掉了周天子的威风。尽管郑庄公后来仍不放弃“尊王”的虚假幌子，但是，周王天子的威严却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随后，郑文公执周王使臣伯服、游孙伯（僖公二十四年），楚庄王之观兵问鼎（宣公三年），晋平公与周王争阎田（昭公九年），皆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以至于僖公二十八年温地之会，刚刚当上霸主的晋文公竟然不可一世地召王赴会。尽管孔子在《春秋》经文里闪烁其辞地记载说：“天王狩于河阳。”其实，大树飘零，西风残照，谁也无法为周王朝挽狂澜于既倒了。
对于这种王纲解纽、礼崩乐坏、号令不行的局面，孔子曾慨叹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
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自诸侯出”、“自大夫出”，再到“陪臣执国命”，是旧政权结构改变的三个阶段。如果以《左传》的记载来划分，从隐、桓二公到庄、闵时期，是王权衰落、诸侯雄起，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从僖公到襄公时期，新的政治制度逐渐确定，世卿执政的情况在各国非常普遍，是所谓“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时期；到了昭公以降，进入春秋的末期，大夫与大夫之间，大夫与家臣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一批有才干有心计的家臣，上升为大夫，有的竟支配了各诸侯国的政事。如在鲁国，季孙氏的家臣阳虎一度曾独揽了鲁国的政权。在齐国，陈桓氏有陈豹；在卫国，孔悝氏则有浑良夫；鲁国仲孙氏，则有公敛处父，等等。权力的下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一股潮流。天下有道，只是一个稳固的旧制度的一成不变，而礼乐征伐制度的变更，君臣礼数的僭越，却宣告了一个生气盎然的新时代的来临。
伴随着王权衰落而来的，是各诸侯国之间为争夺霸主地位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在春秋的前期与中期，一直到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弭兵大会召开之前，争霸斗争成了列国之间政治斗争最重要的内容。自春秋初期郑庄公小霸叱咤诸侯之间以后，争霸战争狼烟四起、烽火连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嗣后，晋文公策命为侯伯，秦霸西戎，楚霸诸蛮，就是昙花一现的宋襄公，也赶时髦做了几天的霸主梦。在这一场旷日持久的争霸斗争中，争夺最为激烈、时间最为长久、在《左传》中记载最为详细的是晋、楚两国的斗争。晋国之地在现在的山西南部，楚国在河南的南部及湖北的北部。中原在齐桓公去世之后，霸业消歇，晋国要取而代之，首先要阻止长期觊觎中原的楚国的扩张。晋国自晋文公即位之后，整顿内部，增强国力，扩充军队，奠定了“取威定霸”的基础。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城濮一战，晋文公打败了楚国，终于戴上了霸主的金冠。楚国自城濮一败之后，争霸之心并没有泯灭，惨痛的失败反而激励它吸取教训，发愤图强，到楚庄王时，楚国乘着晋灵公无道、政在大夫之际，在邲地一战而败晋国，终于也圆了问鼎中原的美梦。《左传》的争霸战争描写，最为出色。诸侯争夺，霸权迭兴，纷纭复杂，波谲云诡，宛如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风云录。
春秋时期，又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百家争鸣的出现宣告了一个冲破传统思维定式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征服和控制自然的能力得到增强，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意识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从现实的生活经验之中，已经意识到宗教迷信思想的虚幻，要求人们摆脱宗教迷信，否定“天命”观念对人的价值的抹杀，反对以“天命”观念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秩序。例如《春秋》僖公十六年记载：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
对此，宋襄公认为这是怪异之象，怕有天灾，《左传》却解释说：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
这个解释就比宋襄公科学。《左传》作者认为，陨石于宋五，是陨星自天上坠落；六鹢退飞，是因为风大，吹得它们倒退。二者都是自然现象，毫不足怪。《左传》又记载周内史叔兴的话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阴阳之事，即指自然现象。自然现象与吉凶无关。“吉凶由人”，国家的治乱兴衰，在于人事。所以，在这样一个思想观念大变革的背景之中，反对天道、重视人道，要求提高人的地位和价值，成为一股如春潮般涌动的社会思潮。请看《左传》的记载：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公六年）
史嚚曰：“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
宫之奇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僖公五年）
宋司马子鱼（反对杀鄫子以祭次睢之社）曰：“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享之？”（僖公十九年）
鲁闵子马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襄公二十三年）
在这里，对天和神的无条件的畏惧崇拜已基本上被否定，原先神圣无比的天和神已不再摆出一幅狰狞可怖的面孔。“神”虽然还保留着，但已被摆到了次要的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对“民”的重视，对人的作用的肯定。有时候，天神不但不可信，反而可以由人赋予其价值判断。《左传》昭公十八年，郑国发生火灾，裨灶请用“瓘斝玉瓒”等宝物祭神，子产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子产由是拒绝祭神，郑国也没有再发生火灾。上述这些思想，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天”、“人”关系的新认识，表现出对传统思想的大胆否定。
新旧制度的演变，也带来了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动。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关系遭到极大的冲击。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郑庄公，他以阴险的手段纵容共叔段的扩张，随后又设圈套消灭他。为了打败共叔段，他丝毫不惧怕遭来失却为兄之道、不教而诛的指责，反而在囚禁了图谋帮助共叔段篡位的亲生母亲武姜之后，倒担心背上不孝之恶名，又设计与武姜和好（隐公元年）。他在“射王中肩”之后，又假惺惺地派祭足连夜慰劳周王。从郑庄公身上可以看出，传统的伦理关系、君臣之道已遭到否定。郑庄公显然已不屑于遵守当时已受到激烈冲击但又还有一定影响的道德观念，可他又不愿意也不可能公开否定它们，有时甚至还利用这块招牌作为掩饰，这在思想观念上的确是烙上了鲜明的春秋时代的特征。
如前所述，《左传》成书于战国中前期。这个时期，是既保留着春秋时代的社会特征，又反映着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社会生活更为复杂、斗争更为激烈的时代。一系列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人生问题摆到人们面前要求解答。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各用理智的批判的态度来阐述和解答这些问题，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探索社会发展方向，思考人生的真谛，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开始于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在战国初期已呈现出更加活跃的势头，私人讲学，处士横议，私家著述，诸子百家以各自的理论辩说，干人主，说诸侯，以实现其安邦定国的理想。这又是一个百家驰说、诸子争鸣更加热闹的时代。在这时代的大合唱中，《左传》作者是以史鸣。《汉书·艺文志》中虽没有将史家列入诸子百家之中，可是，从史官文化诞生以来，只有到了春秋战国之交，史家才由《左传》作者奏出了自己的最强音。在天命观念被动摇以后，在人的地位提高、人的价值与作用被日益认识的思潮影响下，《左传》作者特别重视人事的总结和探索，“表征盛衰，殷鉴兴废”，对兴衰之道的探究，在春秋战国之际，不仅对于大国，尤其对于小国、弱国，更有现实意义。《左传》一书反映的民本思想、爱国思想、战争思想、天人观念、伦理观念，是对春秋时代急剧变革的社会历史的总结；作者对宗法制度的逐渐解体的描绘，对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对立的揭露，对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暴君的凶残和战争的惨烈所加于人民的痛苦，予以无情的抨击，又给后世统治者提供了深刻的鉴戒。作者也通过人事的总结，来重新认识人的价值和人的本质力量。而书中对众多的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历史人物的刻画，表现了作者对人自身在历史运动中的价值、地位、作用和意义的一种新的觉醒，直接反映着作者对历史的认识、体验、把握和领悟，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历史意识。
（第二节 ）《左传》的思想倾向
《左传》一书所反映的思想倾向比较复杂，这里谈谈其中最重要的民本思想、崇礼思想和崇霸思想。这三种思想，具有春秋这一特定时期的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即“以民为本”的思想。早在商周时期，保民的思想即为人们所重视。《尚书》中的核心思想，是“敬天”、“明德”、“慎罚”、“保民”。《商书·盘庚》中说：“恪谨天命。”又说：“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又说：“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又说：“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等等，强调的是敬天保民。《周书·无逸》中周公告诫成王的中心思想，乃言治民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要“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要“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在周公的训辞中，“保惠于庶民”的保民思想，显得更加突出。再如《国语·周语上》中《召公谏厉王弭谤》一章，召公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的形象比喻，体现了更加鲜明的重民、导民的思想认识。所以，民本思想早在殷商与西周时代已见端倪。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解放的兴起，《左传》中的民本思想更加鲜明突出。
《左传》中的民本思想，来源于春秋时期的进步哲学思想。上一节我们已经提到，当全盛于殷商、西周时代的天道观念已经动摇，人们对“天”、“人”关系作出新的解释，从重视天道转而重视人事的时候，民本思想也随之发展壮大。《左传》桓公六年季梁的一段话，集中表现了天与民、神与民的关系：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