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辩罪的缘起，便是各方力量互相较量的结果——张都监受了蒋忠贿赂，一心要以“涂面挂须、持刀劫杀”的罪名置武松于死地，而管驿衙内施恩则是拼着倾家荡产，也要告张都监“栽赃冤盗”，为盟兄武松报仇。他许了康文两千两纹银，一千两谢仪，求康文周全。康文已知武松有冤，若再按“盗首”办，于理不通，施恩不会罢休，且得罪了财神；若按“栽赃冤”办，在张都监那里又会吃罪不起：三品大员的饭碗不是好砸的，弄不好狗急跳墙，康文落不到好处，还得担上大风险。万全之策只能是：既要让武松活命，还得让张都监有梯子下台。
只有这样，才能既保住三千两银子，又无碍自家前程。“辩罪”一举，便是特定的人物在这种特定的情势之下所作的特定的选择，说得在情在理，让人折服。
再看康文辩罪，也并非强辞夺理，专靠口舌之功。辩罪的依据乃是案情本身“层层节节的破绽”，要害有三条：武松乃朝廷罪民，张都监何至于还要请他进府，待为上宾，岂非“目无皇上”？此其一。张都监到任方才两年，居然有20万两银子的积蓄让贼偷去，若非克扣军粮，钱从何来？此其二。其三，武职衙门报盗案，这三品武官还能再干下去吗？事事不离规定之情，句句不越既在之理。康文始终抓住案情中的“假”，猛攻张都监心中的“虚”，步步紧逼，驳得他哑口无言，最后于无可奈何之中反转来求康文设法。康文终于卡住了张都监，迫使他自己同意更改移文。辩罪至此成功。
在“辩罪”之中，说书人层层剥皮，剔肉见骨，官场的黑幕，人情的势利，金钱的淫威，谋划中的私欲，胆识上的狠毒，一路说来，循情顺势，让人心服口服。
你听到的是紧扣心弦的故事，看到的却是社会深层万般千种的世态人情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相。“纸上得来终觉浅，说尽人情方是书”，这是评书艺人宝贵的经验总结，也是大书审美价值的根本所在。
三、情节铺叙的曲与巧
评书艺术很注意故事情节的传奇性、曲折性与叙事的连贯性的统一。
评书多有曲折惊险的故事，情节一般都具有传奇性。这也是评书艺术富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这种艺术传统的形成，同样与讲听艺术的活动天地有关。
人对未知事物都具有一种探求心理，对于过去尚未熟悉的现象总会产生新奇感。这种探求心理和新奇感，正是调动审美兴趣的心理基础。大书情节的传奇性、曲折性，与人的这种心理机制的趋向性基本一致。它吸引着人的注意力，把人的思维活动一步步地推向高潮，使之进入最佳运动状态。
说书艺人善于根据书情书理的变化发展，安排不同类型的扣子。诸如连环扣、鸳鸯扣、阴阳扣、风火扣、子母扣、人情扣等，变化无穷而各显其妙。大扣子可以贯穿全书，小扣子俯拾即是。金戈铁马的史书也好，烟粉灵怪的记书也罢，发迹变泰、侠义公案，各类大书，莫不如此。故而民间有“看戏看轴，听书听扣”的说法，艺人亦有“能不能吃上饭，就看会不会做下回分解”的经验之谈。
传统大书，一说经年累月，听众始终不散，其奥妙也在这里。扬州评话《武松》洋洋80万言，说书人以武松的活动、行踪为线索，在这条主干上层层设扣，逢枝开花，遇路转弯，演出了无数惊险曲折的故事：“武松为寻胞兄，别了柴进、宋江，赶奔阳谷县，倒也寻常，偏途经景阳冈，酒醉遇虎，险遭不测。在阳谷县武松访着了哥哥，手足团聚本是幸事，不料嫂嫂不贤，又引出无限风波，始有“杀嫂祭兄”、“斗杀西门庆”等复仇之举。中经陈洪周旋，免了死罪。判配孟州途中，又生出个“十字坡打店”一节，就中交代了鲁智深、杨志双夺二龙山的隐线。到得孟州，结拜了施恩，于是又有“大闹快活林”、“醉打蒋门神”的好戏。
蒋忠为寻报复，买嘱张都监设计栽陷武松。州衙堂上大刑满贯，险些要了武松性命。亏得施恩重金买得了康文辩罪，才又化险为夷，二次起解。武松堂堂英雄，岂肯善罢甘休？此已伏下火种；偏是蒋忠手毒，继续追杀武松，犹如火上浇油。这才又引出了“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亡命十字坡”以及斗杀飞蜈蚣、吊打白虎山、入宝珠寺、取二龙山、七雄聚义等无穷关目，波澜起伏、动人心魄。听众在层层相因的艺术悬念之中，急切地关注着武松命运的变化。随着一个悬念的解除，听众的注意力又被系向另一个悬念；直至究出个水落石出方得罢休。足见艺术悬念在大书创作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强调大书情节的曲折性、传奇性，并不是说情节愈奇愈好，愈险愈吸引人。
艺术悬念的魅力，不在于悬念本身险怪奇绝到何种程度，而在于悬念中蕴涵着生活本身的内在逻辑。因为，悬念本身不一定能构成审美意象，新奇感也并不就是美感。只有当悬念成为显现客观事物内在规律的链环时，悬念才可能真正调动起人们的审美兴趣。而任何新奇的事物，也只有在逐步地显露了它合乎规律性的内涵以后，新奇感才会变成美感。评话《武松》满书尽是扣，果中有因，因中有果，事出意外，而又情在理中。它扣在情上，扣在理上，是实扣而不是虚扣，所以，才能产生那么强的艺术效果。
评书的情节铺叙是曲折的，而评书的叙述主线却一定是要连贯的。因为，听觉艺术要求“一次过”。过多的回叙、倒叙，都会给听众的思维造成阻滞、混乱和模糊。即使是并行的情节，也只能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决不能交叉叙述，弄得书路不清。
那么，曲折性与连贯性又如何统一呢？这就涉及大书情节结构上的又一特点：巧合。
“无巧不成书。”巧合，是说书结构情节时常用的手法。它将无数交缠不清的线索加以梳理，择其关系最密者加以剪辑排列，从而，使情节既具尖锐性、丰富性，又具整一性、连贯性。巧合并不是无中生有，更不是牵强附会。它是必然中之偶然，是共性中的个性。
宋朝话本《错斩崔宁》（《十五贯》）的情节，几乎全部是用巧合方式构成的：
刘贵得了岳父的十五贯铜钱，准备回家去做生意，这是必然的事；走到中途被朋友拉去喝酒，则属偶然。陈二姐听信丈夫“卖她换钱”的戏言，出门逃走是必然的；贩丝少年崔宁讨了账回家也是必然的，但二人不期而遇，同路同行，且崔宁也带有十五赏钱，却是巧合。刘贵被偷儿杀了，崔宁与陈二姐蒙冤被处死。
刘贵的大娘子王氏随家仆回娘家，是必然的事；而半路遇静山大王掳去山寨成亲，乃是巧合。静山大王又正是杀害王氏前夫刘贵的元凶，就更是巧合。最后，王氏出首告发了真凶，冤案大白。巧合的情节有时比一般的自然性情节更具吸引力，因为它排除了散漫与芜杂，大大加快了情节进展的自然节奏，从而使现象的各部分格外明晰，矛盾冲突愈形尖锐。而且，巧合所带来的“意外”之趣，更能增添书情的曲折，强化听众的兴味。就像不能没有扣子一样，评书也不能没有“巧合”。
四、人物性格的奇与真
评书艺术在塑造艺术形象时，注重人物性格奇与真的统一。
评书亦称为“传奇”。传奇，不仅指情节故事的险奇不凡，更是指人物性格的超群出众。大书中的人物，或是大奸大恶，或是至慈至善，或是智勇绝伦，或是忠义无双。秋风五丈原，诸葛丞相禳星求寿，带病巡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忠被写到了极处；关羽秉烛达旦，过五关，斩六将，千里寻兄，这义亦写到了极处；武松精拳毙虎，醉打蒋忠，夜奔都监府，一气斩杀19条人命，这勇、这狠都写到了极处；江州城劫法场，李逵赤条条从酒楼上跳下，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直把晁盖等人引到了江边绝路上，这蛮憨莽撞亦写到了极处。大书塑造人物的这种方法，深刻地表现了说唱文学的特点。
要想使书中的人物给听众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必然要深入地挖掘出人物的至情至性，抓住最能显示其个性本质、精神特征的言与行，加以集中、强调，甚至夸饰，使人物之间的对比、反差十分突出。这样，听众虽然不能见其形，却能思其神。形象与性格的联系愈紧密，愈带传奇色彩，形象给听众的印象便会愈生动，愈久远。再者，大书多取材于民间口头传说，若非奇人异事，便不会众口流传，因此，形象的基因中便已先有了传奇的种子；同时加上历代艺人的加工提炼，甚至有的是经由作家再创作之后又回到民间的，故而愈传愈奇。
但是，这种奇，不是古怪荒唐之奇，而是形象个性表现的集中与升华。因而，它不但奇，而且真。真是奇的生命，奇是真的典型性表现。尽管说书艺人对书中的人物各有褒贬，情感寄托也自有侧重，但是，他们却并不随意摆弄书中角色；而且，正因为他们看人看得透，爱之既深，恨之既切，所以，他们能把人物外在的活动表现与内在的心理流程，毕露无遗地陈于书中，使听众能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去把握人物。还是以评话《武松》为例：
康文在都监府舌辩滔滔，全场紧逼，彻底戳穿了“栽赃冤盗”的骗局，使张都监由原告变成了被告。堂堂三品大员竟被小小站堂书办摆布得动弹不得，康文的辩才确实是奇！而这奇雄的辩才从何而来？天生的会说话么？哪有那么容易！原来康文得了三千两银子，说服了州官陈君谋，准备第二天同去都监府辩罪。晚上，康文躺在床上就想开了章程：如何开口，如何答对，如何应变，如何稳住对方，如何反守为攻，什么时候亮底……先想了个荒坯。然后，又对每一个细节加以仔细推敲斟酌，反复修削整理，直到所有的材料都烂熟于心。最后，再翻过来调过去硬是把全过程整整想了七遍，琢磨得一点疤痕瑕疵都没有了才放心。此时，太阳已经老高了。康文整整想了一夜！无怪乎康文自己都叹息不已：“起见银钱到手非容易，用尽方知来处难啊！旁人不晓得，见我康文嘴动动，三千两就到腰了；我这个钱，可真不容易到手啊，我是搜索枯肠，在被窝肚里想了一夜。自己想想这么大年纪，自己也有点舍不得自己了。
这是一段相当精彩的内心独白，又是一段十分巧妙的评点。经这一铺垫，那辩罪的激战场面才真正令人可信。所以，在评书人物塑造中，性格的“奇”与“真”是不可分离的。离开了“奇”，“真”会变得毫无生气而失去其真；离开了“真”，“奇”则会变得空洞无物而失去其美。
不过，评书中人物性格的“奇”与“真”，并不是指个性在某一侧面的集中和强调。
人物性格尽管有多种表现，但它总归统一在一个形象实体中。评书艺术，从来不简单化地图解人物，而是按照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真实性，赋予人物个性以多侧面的表现。康文出头为英雄武松辩罪，似属正义之举，但若不是三千两纹银到手，他也不会用才；而且为保万无一失，他居然偷拆公文，提前请赏，看来他亦是重钱之辈。不过，康文之重钱同康武之贪财又不一样。康文懂得适可而止，还守着场面上的规矩，所以，他总有进财之路；康武贪得无厌，不顾情理，一瓶米汤也要讹人五两银子，故而弄不到大财。康文做事老到、深谋远虑，为保起解安全，他亲自上下打点，熬更守夜，连夜行文，甚至连长解的公文包裹、川资、饭食和水火棍都一一点过，可谓精细之至。可他到底没防着蒋忠的暗算，更没料到武松会杀回孟州报仇。直至看到武松留言未累及自己，才长嘘一口气。康文到底是公门中人，不是英雄。更有趣的是，康文可以玩张都监于股掌之上，可回到家里，看到老婆连动都不敢动一下，奇极！也真极！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康文，一个奇而又真的康文！评书在人物塑造方面的这种功力，确实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五、语言风格的庄与谐
评书语言善于寓庄于谐。
评书演员只是一人，生、旦、净、末、丑，老虎、狮子、狗，就靠一张嘴来表现，要想稳住听众是很不容易的。当然，书情书理的通达，情节的曲折多变，人物的鲜明活跃，是大书吸引听众的主要前提与基础。但是，如果老是剑拔弩张，即令情节再曲折惊险，听众也是难得久坐的。所以，大书笔法一般都诙谐俏皮，妙趣横生，此即书中“务头”。
“务头”是说唱中的通用术语，这儿指的是书中精警动人之处，有点类似相声中的“包袱”。书中“务头”，不只是富有谐趣的笑料，而是蕴涵深刻的警语。
它给故事提供了最佳的表现环境，给听众带来了最惬意的审美气氛。评书没有“务头”，就如龙之无睛，活不起来。所以，艺人常说“噱是书中宝”。试看我在现代评书《马老二送礼》中学用的两段“务头”：
故事发生在春节之前，腊月二十七晚上。天刚一擦黑儿，山峰公社山腰大队山根生产队就把全体社员召集起来开大会，讨论如何上缴“人情税”。
什么叫“人情税”呀？
这个概念一般学问浅的解释不了，因为党政文件里不写，领导讲话里不说，古今中外的词典、辞源、辞海里也通通没有。能解释这个词儿的目前全中国就发现我这么一个！请大家听清了，记住喽：这上缴“人情税”的意思，简单说就两个字——送礼。
不少同志都笑了。笑那意思我也明白——在座的差不多百分之三十收过礼，百分之七十送过礼，所以对送礼这事儿百分之百的清楚，用不着我把它说得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