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定要在世纪的门槛上小坐片刻，叩门的声音始终在我们的耳畔响着。我们在门槛上望望这头，这头是懵懂少年和红尘往事；望望那头，那头是无边无际的蓝天和齐崭崭的日子。在这个世纪的最后日子里，我见到了一个叫田田的人，她安静地躺在她母亲的怀里，沐浴着窗口淡淡的晨光。这样的安静真的让人一生感动。下一个世纪里，她要学会说话、走路、吃饭，学会许多许多东西，开始她充满阳光气息的人生。
田田，是我的女儿。
或许有一天，等她能蹒跚着走路，我会牵着她的小手，乘上一辆慢车，赶往一个叫“郑家坞”的小站。我会指着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告诉她，田田，这是你伯伯，你伯伯在火车站的小屋里种养着文字，是世上最伟大的花工。
军敏，收到这封信，世纪的钟声就要响了，我们平凡的人生要经历一次跨越。但是我们又怎能忘记曾经的欢喜悲苦，曾经的狂傲与不羁。我的书房里，有一只瓷质的花瓶，闪动着质朴的光芒。花瓶旁躺着你借给我的《人民文学》和《许三观卖血记》，那里面有你的指纹，我依稀能看到你坐在车站旁的小屋里翻动书页的样子，孤独成世上最美的风景。
不管怎么说，去的正在走远，来的终究要来，我们只能用一颗平常心度过特殊的日子。如果你在某一天忽然想起你的朋友，或者是甜甜的田田，就请你带着一身的风尘，在日落之前赶往小城一座普通的民居。擎着灯为你照亮路程的，是你一生平凡的兄弟，淡淡如水的朋友。而在这之前，我将在世纪的门槛上小坐，怀想下一个世纪，我，不，我们该怎样完成握笔的姿势，并且坚贞不渝，直到日落西山。
风吹动着我们蓬乱的发，新的世纪，她就要到了。军敏，祝福你在全新的日子里创作更加丰收。
握你的手！
海飞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
在汽车里想象马车的年代
我是一个不适合有车的人。在我还十分年轻的时候，有一辆海狮牌自行车，我背着书包骑行在乡村阡陌的时候像一个少年将军，我记得当年的风轻易地把我十四岁的头发吹乱。然后我有过一辆摩托车，我曾经骑着摩托车冲进一堆巨大的小山一样的煤里，很像是电影里的追逃镜头。这让我的身体多处擦伤，十分狼狈地像一个黑人一样出现在厂医护室里。再接下来的日子，我经常步行，或者是坐着公交车去办事。在杭州这座城市里，我实在是一个灰头土脸的中年男人。要命的是，我好几次坐错了方向，然后再慢悠悠地坐着同一趟车回来。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你要买车的，必须的必。可我觉得为什么要买车呢？蹭车其实也是一件好事情，又环保又省钱，而且聚餐时开车的朋友不能喝酒，我可以喝，我喝完了他还得送我回家。当然，我也可以打的，像我这样一个热爱蜗居的人，一年几千块钱打的足够了。我和车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我有一个疯狂改装汽车的年轻朋友，我不知道他在车里究竟装了些什么东西，反正就是改装后他的车能一路轰鸣。有人告诉我，说是什么排量或者增加排气管什么的，我一点也不懂，我只知道他总是让车子怒吼着，让路人心惊肉跳着。但我想，他一定是快乐的，他胸腔里的热血流速飞快。我还有一个朋友开越野，经常练车，甚至他能把车子沿着石阶一路往上开，这是需要本事的。我的太太以前开别克，后来换了一辆车，她说这是能越野的。我说在城市里，你有什么野可以越呢。如果真要越，装履带的拖拉机那才是所向披靡，那才真正地接近了军工产品的标准。
这座现代的美丽的当然有时候也尘土飞扬的旅游城市里，我的代步工具多数情况下是两条腿，大部分的时间里，我足不出户居家写剧本和发呆，有时候心血来潮也去剧组看看。我总是觉得别人的生活，是那么的精彩与忙碌，而我的生活波澜不惊。仿佛这个世界所有发生的一切，和我关系不是很大。
有时候我也觉得，车实在是一个让人方便的好东西，特别是我的一位制片人朋友，他有一辆悍马，还有一辆保时捷，加起来值四百多万元。我总觉得四百多万元不如四处旅游，四百多万元不如买个小房子，四百多万元有很多可以做的事，但肯定不是用四百多万元来坐车。
许多发呆的时候，我常在想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一驾马车，我愿意驾着它四处去走走的，比如回老家诸暨，比如去看看附近的山水，比如马蹄声声穿过一片油菜花的田野。时光多么美好啊，我们完全可以寻找一条去宋朝的路，即便在路上长醉不起，也是另外的一种风景。当然在古代，马车也可以用来赴京赶考，那就是一路的书生故事了……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念想，时常左右我，我甚至还因此写过一个叫《赵邦和马在一起》的小说。如果真要有一辆车的话，我更希望拥有一节废弃的火车厢，长久地泊在生锈的铁轨上。
我可以把这节车厢用来当我的书房，我在里面醉生梦死，听车窗外野草的疯长，直到有一天野草盖过车厢将我掩埋。那样的话，我会在我临窗桌前的稿子上，写下两个字：剧终。
多么苍凉。
在乡愁里跌倒的文字和歌声——文学中的浙江味道
多年以前我穿过油菜花和蜜蜂的嗡鸣组成的春天，去镇上那间老式祠堂改建的枫桥初中读书。那时候我把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这些文学大家的字看了又看。在他们的眼里，家乡的颜色一模一样，或者是黑白分明的家园，或者是粉红粉白粉黄的各种田野。无论是社戏、还是罗汉豆，或者是霉干菜、迟桂花，以及少年闰土脖子上的银项圈……都闪耀着乡愁的光芒。他们把浙江味道写得淋漓尽致，每一个符号都让我眼熟能详。
多少年后余华、艾伟、吴玄、畀愚、哲贵、东君等一批浙江小说家经营的文字里，仍然有着浓郁的浙江味道。透过文字表象可以看到小说中的骨头，并且可以从骨头里嗅出南方的气息。就如同阿Q一定是属于南方的，中国北方其实也有阿Q，但是他不形象。
如果我们把目光抬一抬，可以见到邻居上海的文学气象。那儿除了四时繁华以外，生长着中国着名的文学刊物《收获》。上海的小说家们也有不少与上海本土符号密切相关的文学作品问世，无论是《长恨歌》，还是《租界》《成为和平饭店》，以及薛舒等年轻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乃至最近刚刚出炉的金宇澄的《繁花》。这些作品十分精确地诠释了局部的上海，让人感受到上海的强大烙印。因为小时候我生活在上海的缘故，童年印记直接影响到我的创作，更因为我大量地接触了旧上海的资料，所以我的一些小说和散文与上海有着密切的关联。长篇小说《向延安》的发生地就在上海，我喜欢那种海派的气息，喜欢巨大的工厂，以及巨大的重型企业的机器声。而我另一个重点描摹的地方，是一座叫丹桂房的小村，生活轨迹滋养了你的文学气息，会直接影响到任何一位作家。
如果我们把目光再抬一抬，可以见到并不遥远的江苏。当年苏童、叶兆言、毕飞宇等小说家，十分强势地组成了江苏风景，他们的文字之中，充斥着平原的味道。特别是苏童，那种阴冷与柔软可以像金属丝一样探入读者骨髓，甚至让人因此而对平原以上日光以下的人事充满忧郁。我之所以把目光胡乱地抬来抬去，是因为我想说，其实长三江的地理环境与气候、风土等，造就了一批有着相同地域特征的作家。他们的共性，是都脱不开长三角那种水草招摇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