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成功使俄国政府感到非常沮丧，俄国政府在向中国政府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开始反省其对英国的强硬政策是否值得。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认为，俄国在关外铁路承建问题上的最终失利，主要应该归结于维特的过高要求，从俄国的自身利益及当时的国际环境看，俄国为了巩固在远东地区的地位，必须尽一切可能与英国达成谅解和较为亲善的协议。基于这种判断，俄国政府对英国的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有意接受英国方面在1898年9月21日提出的就两国在华势力范围进行直接谈判的方案。1899年2月7日，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照会英国驻俄大使，就两国在中国承建和经营铁路的问题提出建议：（1）俄国不阻挠英国在长江地区的任何铁路事业；（2）英国也不阻挠俄国在长城以北地区的铁路事业。这个建议是对英国原先建议的积极回应，但为了获得谈判中的主动权，穆拉维约夫的照会对双方最为关心的一方可否在另一方的势力范围内进行铁路投资的问题却只字未提。俄国政策的底线或许是：如果英国在俄国的势力范围内进行诸如关外铁路这样的投资，那么俄国就要在长江流域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内进行同样的事情。因为按照维特先前的分析，长江流域的面积是东三省的两倍多，潜在的商业利益远比东三省大得多。对于俄国政府的这种心迹，英国方面似乎也洞若观火，因此当英国居于谈判的主动地位时，英国方面明确提出必须规定各自不得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进行铁路投资的条款。暂居弱势的俄国只能对此表示接受。作为回报或交换条件，英国同意俄国将其势力范围由中国的东北地区扩展到整个长城以北，并表示在协议中不再提出铁路运价和税率的问题。对于英国已经获得的北京至牛庄铁路借款的事实，俄国也作了相应的让步，表示俄国并不反对缔结为建筑这条铁路提供英国借款的合同，而是要使中国政府注意其不遵守对俄协定的倾向，将英俄两国关于关外铁路借款问题争吵的责任嫁祸于中国。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和适度的让步，英俄两国于1899年4月28日以换文的形式确立了各自在华铁路利益的范围。换文称：英俄两国为真诚谋求避免彼此在中国的利益交错问题上可能引起冲突的一切原因，并考虑到中国某些地区在经济上、地理上的重要性，业经协议如下：（1）英国约定不在长城以北，为自己或为英籍臣民或其他人士争求任何铁路让与权，并且不阻挠——直接的或间接的——为俄国政府所支持的对这一地区铁路让与权的要求；（2）俄国方面约定不在扬子江流域为自己或为俄籍臣民或其他人士争求任何铁路让与权，并且不阻挠——直接的或间接的——为英国政府所支持的对这一地区铁路让与权的要求。
英俄两国政府的换文暂时平衡了两国在华利益，也有助于缓解在中国铁路事业发展早期各列强在中国盲目的争夺而导致的混乱。但是，这个协定毕竟是背着中国方面达成的，它虽然声称无意侵犯中国主权，但事实上还是对中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总理衙门在收到两国公使的照会后，于1899年5月2日分别照会两国公使，郑重声明该换文称英俄两国无意侵越中国自主之权，具征好意。惟本衙门应当申明者：扬子江一带、长城以北，乃中国土地，权在自主。两国自不肯侵越中国自主之权，将来中国设或欲作某处铁路，应由中国自主。即某国愿意承办何处铁路，亦应听中国商明准驳，方于自主之权无损，自不得以贵国与某国自行商议之事，作为中国允许之据。总理衙门的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对于维护中国主权完整，特别是对后来收回路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献依据。
列强通过向中国提供贷款承建铁路，确实在中国获得了不少政治上，尤其是经济上的特权，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在中国巨大的铁路上获得超额的回报，也极大地加强了列强对中国政局和社会的控制能力。但是，资本的本性从来都是以利益的最大化为追逐目标，期望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进行无偿、低利率的投资，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而且，借款筑路是中国政府在甲午战争后的主动选择，也是中国政府在主要依靠民族资本大规模修筑铁路政策失败之后的选择。因此，让西方列强在获得铁路承建权的同时，获取某些高额利润，也是落后国家在发展初期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价。
从积极的方面看，清末，尤其是甲午战争后至1898年的几年间，用借款大规模修建的铁路，不仅使中国的铁路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且基本完成中国铁路网的总体布局，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特别是近代经济成分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铁路的延伸，传播着近代文明的种子。铁路的兴建，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古老的中华大地的面貌，而且有力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短短几年间，近万里铁路所经过的地区，不仅带动了铁路沿线矿产资源的开发、新型工业的崛起，而且重绘了中国经济布局的蓝图，一批铁路沿线的新兴城市如哈尔滨、沈阳、郑州、石家庄等，渐渐地成为中国新的中心城市，而一批老的中心城市如天津、上海、武汉等，也因铁路的修建更加壮大，成为全国性的中心枢纽，西方近代以来的先进技术、先进观念，通过铁路这条大动脉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华沃土。
二、对矿山的贷款、投资与控制
当三国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的干涉活动还在东京进行而中俄之间的借款谈判也未尘埃落定的关口，俄法两国就开始着手制定深入中国的计划，利用干涉还辽的有利时机，向中国政府索取在中国开采矿产资源的权利。1895年5月8日，法国外交部长哈洛托向中国驻英法两国公使龚照瑗表示，法国屡次帮助中国，但中越边界及通商问题至今尚未解决，请立即安排双方代表进行磋商，找到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通融办法。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也在北京四处活动，一再要求总理衙门允订中越界约和商约。他宣称：“此次中日和局，法与各国出为调处，大有益于中国，而法都议院屡诘外部，何以为中国如此出力？故外部急欲订此约，俾阖国绅民咸知中国优待法国之意。”（《清季外交史料》第2册，1920页。）
对于法国的这种居功要挟的姿态，总理衙门的官员们虽然看得很清楚，但是毕竟弱国无外交，也不敢断然拒绝法国的这些要求。在订约谈判中，法国提出割让云南边境上的一部分领土、滇桂开埠通商以及给予法国开采矿产资源优先权等要求。总理衙门为了避免开罪法国，不得不勉从其请，同意了这些要求，以示对法国帮助中国的酬答之意。1895年6月20日，奕劻和徐用仪两人代表清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在北京共同签署了《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及《续议商务专条附章》两个条约。根据前一个条约，划定了中越边界，把中国的一些领土给予法国。根据第二个条约，中国同意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等三省开采矿产时，可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法国由此不仅获得了在三省开采矿产资源的优先权，而且实际上在三省奠定了法国势力范围的基础，并开始由此为基地进而向四川等地渗透。1899年5月，四川矿务总局招商保福公司，向在华法商民集资，组织由中外资金参与的福安公司，获得灌县、犍为、威远、綦江、合州、巴县等地铁矿、煤矿的优先开采权。同年11月，法商组织福成公司，又取得天全、懋功两处五金矿的开采权。
中法之间的两个条约在签订之前就遭到英国方面的反对。英国认为，法国通过这两个条约获得了在中国西南诸省的特权，这一方面势必动摇英国在长江上游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也将割断英属印度、缅甸与中国的陆上交通，威胁英国在东南亚的地位。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曾赴总理衙门进行交涉，希望中国不要签署这两个条约。当签约的趋势不可挽回之后，英国政府又制造借口，声称中国政府违背了1894年3月1日签订的中英滇缅条约，要求获得补偿。
法国在西南诸省获得的开采矿产资源的特权深深地刺激了英国，英商摩根于1896年向素来主张延聘外国工程师勘察中国矿产资源的盛宣怀提交说帖，表示要自备资本与设备，代替中国方面勘察中国全境与藩属的矿产资源，有意垄断中国矿产资源的勘探权，盛宣怀自然不敢答应。（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二十五，31页。）
盛宣怀不敢答应的原因，是清政府此时尚未改变不让外国人开采中国矿产资源的既定政策，而事实上这一政策在借款修筑铁路高潮中正在逐步打破。山西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煤炭资源更是国内各省望尘莫及。为了开发这些资源，1897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向清政府要求由山西省出面举借外债修筑太原至柳林堡（后改为太原至正定）铁路支线，以便与卢汉铁路干线相衔接，缓解山西境内煤炭外运的压力。1897年7月14日，清政府同意了胡聘之的建议。随后，胡聘之安排山西商务局职员方孝杰与俄国华俄道胜银行进行借款谈判，又指示候选知府刘鹗与意大利商人罗沙底的福公司进行另一笔借款谈判。福公司是意大利商人罗沙底利用英国商业资本创办的一家以开发中国矿产资源为主要目的的英国公司。1898年初，福公司与刘鹗经过谈判签订了一份开采山西省境内煤炭、钢铁资源的草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