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对中国来说，实在是一次极其严峻的考验，它的成功与失败远不是台湾宝岛的割让和巨额战争赔款，而是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关系到如何评估清政府半个世纪以来的洋务活动。如果甲午之战是以中国的胜利而结束，那么清政府在19世纪中叶开始推行的洋务活动便基本正确，中国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便终有恢复往昔盛世的那一天。然而，甲午战争恰恰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而且失败得如此之惨，屈辱如此之甚，不仅是有清两百余年历史上的奇耻大辱，更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所罕见。这不能不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的震动，于是有了康有为等人领导的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并最终导致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变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第一节思想准备与成型
康有为等人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时间恰是1895年春中国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不过，如果从思想史的立场去探讨，他们的思想追寻却要早得多。
一、康有为的学术传承
康有为（1858—1927），初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又号更生，一作更甡。广东南海人，故学者称他“南海先生”。康氏的先人为广东名族，世以理学传家。康有为的祖父康赞修是广东地区有名的儒家学者，因此康有为比较早地接受了儒家思想影响，当然主要是程朱一系的理学思想影响。
1876年（光绪二年），19岁的康有为拜岭南著名学者朱次琦为师，从此逐步放弃先前所接受的程朱理学，逐渐厌弃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的考据之学，转而对与程朱理学相反对的陆王心学发生浓厚的兴趣。
朱次琦（1807—1881），号稚圭，字子襄。广东南海九江堡人，故人称“朱九江”或“九江先生”。朱次琦为道光年间的进士，博览群书，学术造诣精深博大，对岭南学术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朱次琦为学的基本宗旨是宋明理学，强调以程朱理学为学术的骨干与根基，但同时也不废陆王心学，以为陆王心学所论也有程朱理学家所不及的地方。于是他主张以程朱理学为主，兼采陆王心学，融合汉宋之长，而探源于孔子，从而形成以“济世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为主要特征的学术思想体系。就学术的敏锐度而言，朱次琦较早地看到了当时最为流行的乾嘉汉学的内在不足和问题，故而主张汉宋兼容并重。（简朝亮：《朱九江先生传》，见《清代碑传全集》，17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康有为追随朱次琦究心于中国传统旧学的第三年，即1878年，他的知识已有很大的长进，儒家典籍、先秦诸子、汉宋以来的重要著作，康有为都曾系统阅读，许多重要的典籍甚至能够出口成诵。不过随着知识的积累，康有为开始与乃师朱九江的学术见解发生分歧，最突出的分歧发生在对韩愈的看法上。朱九江素来推崇韩愈的文章，而康有为却觉得韩愈道术浅薄，以致宋明以来的文章大家受其影响，皆徒有虚名，探其实际，皆空疏无有。所谓韩愈文章，不过为文工于抑扬顿挫，便于朗读，但能言耳，于道无益，于中国文化的积累，于儒家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实际上都没有多少用处。即便是被称为千古名篇的《原道》，如果仔细分析，也是浪得大名，极为肤浅。康有为开始怀疑以全副精力埋首于故纸堆“汩其灵明”的实际意义，开始反省考据学大家，如戴震等人的学术“究复何用”。于是他逐渐厌弃故纸堆的生活，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静坐养心。（《康南海自编年谱》，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很显然，康有为的学术变化已经使他无法继续师从朱九江。1878年冬，康有为辞别师事三年的恩师，来到山水幽胜的西樵山，居白云洞，专讲佛、道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布泉水之间，席芳草，临清流，常常整夜无眠，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如亲身尝试一般。然而，“偶有遁逃聊学佛”的结果，仍旧“忧患百经未闻道”。（康有为：《三年》，见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既而以事出城，遂断此学，佛教、道教的理论依然不能满足康有为的精神饥渴和思想需要。
居住在西樵山白云洞静养的时候，翰林院编修张鼎华（字延秋）与朝士四五人来游西樵山。张鼎华素以文学盛名于京师，康有为对之亦仰慕已久。至是两人相见，本该相谈甚欢，无奈议论不合，张鼎华遭到了康有为的大声呵诋，愤恨中拂袖而去。不过，涵养深厚的张鼎华并没有计较康有为的不逊，他对康有为的某些见解虽不认同，但还是佩服康有为的精神与为人的，他在回到广州省城后逢人便说：“来西樵但见一土山，惟见一异人。”自是广东的知识界开始对康有为格外地注意。
张鼎华的雅量感动了康有为，康氏遂以优美的骈体文字致书求见。张氏得读康有为的来书极为欣赏，谓粤人无此文，康、张二人由是订交。两人在省城的相晤通宵达旦，从张那里，康有为接触到一些西方近代的资本主义思想以及当时正在酝酿中的改良主义思潮，从而“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皆得咨访焉”。康有为的思想从此发生重大的转折，张鼎华对此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康有为后来曾深情地回忆张鼎华在他这一思想转变中的重要性，说：“张君聪明绝世，强记过人，神锋朗照，谈词如云。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康南海自编年谱》，9页。）康有为将张鼎华与朱九江并列，尊为自己思想学术成长过程中的引路人。有诗为证：“南望九江北京国，捬心知己总酸辛。”（《苏村卧病书怀》，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0页。）
张鼎华拯救了徘徊中的康有为，从而使后者就此舍弃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考据帖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康南海自编年谱》，9页。）开始研读具有经世致用特征的《周礼·王制》《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通过对这些新学读物的阅读与研究，康有为的思想境界更进一层。
正是在这一年（1878年），康有为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到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旅游，一个与自己生活在其中且厌倦的旧世界全然不同的新天地，给他以前所未有的心灵震荡，“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南海自编年谱》，9—10页。）康有为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开始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
1882年，康有为因应顺天乡试第一次来到北京，在返回家乡时道经上海，他目睹开放仅仅几十年的上海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下日益繁荣昌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遂购置大量西书加以研读，“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康南海自编年谱》，11页。）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康有为在乡间俯读仰思的过程中，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如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因电机光线一秒数十万里，而悟久速齐同之理。知至大之外，尚有大者；至小之内，尚包小者。剖一而无尽，吹万而不同，根元气之混沦，推太平之世。”（《康南海自编年谱》，12页。）他有意于营造自己的思想体系。
到了第二年（1885年），康有为遂根据他所掌握的西学知识手定大同之制，以《几何原理》为蓝本著《人类公理》。（《康南海自编年谱》，13页。《人类公理》后更名修改为《实理公法全书》，全文刊载于《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在这部书中，康有为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论，猛烈抨击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传统的意识形态，在近代中国最先提出“人的解放”这一口号，并绘制了他的理想世界的蓝图。
1886年，康有为在修订《实理公法全书》的同时，作《康子内外篇》、《教学通议》及《韵学卮言》。《康子内外篇》之内篇言天地万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乐之事。《教学通议》的撰述宗旨，据康有为自己说，是他看到“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教学之不修”，是因为“患其不师古也”。而世人所学只是“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而他认为：“善言古者必切于今，善言教者必通于治”。所以，他著此书的目的就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康有为：《教学通议序》，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80—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于是他循周公之典范，以《周礼》为蓝本，敷教言治，表现出浓厚的古文经学的倾向。这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康有为虽为晚清今文学经学的重心，在思想观念上也与常州学派的经学比较一致，但其以经世致用为标志，尤其是其早年曾精心研究古文经学的经典《周礼》等，似也是不诬的事实。（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6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在乡间的几年，康有为在大量阅读中西典籍、营造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准备科举考试的内容。在那个时代，科举考试是青年知识分子走向仕途、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径。1888年5月，康有为再次赴京参加乡试，并因特殊的机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是年6月19日，慈禧太后颁发懿旨，以光绪帝年已十八，经过这些年的学习与锻炼，已经能够处理军国大事，遂宣布于明年正月皇帝成婚之后，即由光绪皇帝亲政。同一天，光绪帝也发布上谕，表示接受慈命。清廷最高权力和平交接的消息震动了朝野，人们感到随着最高权力的和平转移，中国的政治局面很可能出现新的转机。
在京城待考的康有为或许因刚刚去世的张鼎华以及其他人的关系，与朝中大臣略有走动，当他得知光绪皇帝将要亲政的这一消息后，也与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样格外兴奋，萌生上书清廷、提出自己的改革意见，似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是年9月，康有为游西山，登高极望，辄有山河人民之感，几年来一直深藏在胸的忧国忧民情怀油然而生。他觉得，中国自1884年中法战争失败以来，国势日蹙，在远东的大国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影响，20余年的洋务活动并没有将中国变成真正的强国，中国如果不抓紧时机在未来的几年及时变法，恐怕还会继续沦为东亚弱国。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于1888年11月16日上书朝中大臣翁同龢、潘祖荫、徐桐，表达了他对当时中国所处环境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国应兴应革诸问题。
康有为的建议在朝中大臣那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京师哗然”，证据是这些大臣与康有为这一介布衣开始了交往，并请康有为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一些大臣代拟奏章。或许正是在这些大臣，如翰林院编修黄绍箕、刑部侍郎沈曾植、御史屠仁守等人的鼓励和默许下，康有为于1888年12月10日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历陈中国处境危险的真相，“极言时危”，建议皇上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及时变法，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三点建议。（《上清帝第一书》，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52—61页。）
按照清朝既定的政治体制，科道及四品以上京堂方有权专折奏事，四品以下的官员如有条陈，须有所在衙门的高阶官员代奏，或呈请都察院转呈。而康有为当时是没有任何功名的一介布衣，根本无权上书皇帝。他先是托请国子监祭酒盛昱，盛昱遂将这份万言书转呈户部尚书、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然翁以康有为的上书中“语太讦直无益，祗生衅耳”为由加以拒绝。（《翁同龢日记》第4册，2234—22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至于上书中哪些部分“语太讦直无益”，多年之后据康有为打听，主要是因为康有为在这份上书中有言及“马江败后，不复登用人才”，以为人才各有所宜，能言治者，未必知兵，批评清政府用人之“失宜”。而张佩伦刚刚因为批评清政府用人政策的失误遭到处分，怎能指望翁同龢在这个时候为康有为这一介布衣去冒险呢？
翁同龢拒绝转呈康有为的万言书后，盛昱又转请都察院左都御史祁世长。祁对康有为的“忠义”精神颇为嘉许，约定时日到都察院呈递，不料届时祁推托有病，拒绝代递。康有为又致函徐桐等大臣请求帮助，也毫无效果，第一次上书终因九宫深远而难达天听。
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虽然失败了，但这一非常的举动不仅开启晚清数十年无布衣诸生上书言事的先例，而且实在是对当时沉闷的晚清政界、思想界投入一块巨石，乃至举国惊哗，“咸骇为非常之举”。暗中赞成、默许、支持者有之，而公开反对者也不少，“朝士久未闻此事，皆大哗，乡人至有创论欲相逐者”。康有为由此承担了不小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