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这次上皇帝书中所表达的看法虽然显得惊人，但实在说来也是当时每一个关心中国时局的知识分子和有良知的高阶层官员所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那时，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因为《马关条约》的换约变得浑浑噩噩，觉得中国已经暂时度过了战争危机；而另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则觉得中国的问题刚刚开始，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地汲取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变法图强，中国的危机还在后面。所以，此时的清政府内部已经有了愿意变革、愿意变法的迹象，整个大环境已与先前明显不同，清政府的一部分高阶层官员，乃至光绪帝本人都在认真地思考着中国的未来，都觉得中国不可能再沿着旧有的轨道前进。1895年4月底5月初，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分别致函直隶总督王文韶、户部尚书翁同龢、大学士李鸿章，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在甲午战败之后必须尽快调整内外政策，实行变法，才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后发制人。他在5月5日致李鸿章的信中指出：和议已定，社稷粗安，浮议只可置之不问。然而丧师失地之后，即不为收复计，亦当为善后计。中国苟能发愤自强，必须先在中央政府这一层面进行改革，除了吏政、礼政、刑政暂不更动外，户政、兵政、工政必须变法。其变法的决定权固然在光绪皇帝之手，但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征求各方意见等具体工作，除了李中堂李大人外，还有谁能够做得到呢？所以他建议李鸿章应该将变法的事情认真地思考并付诸行动。如果言而不听，听而不行，则慷慨乞休，不再迁就，乃足以对三朝而谢天下。（《盛宣怀致李鸿章函》，见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之三》下册，4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在4月28日致王文韶的信中，盛宣怀认为：中国目前之兵力、实力确实不足以废除《马关条约》而与日本再战，而是以暂时接受《马关条约》为上策，但如果中国沉醉在马关之约甘心顺受，何以纾宵旰之忧，而保中原之危局？光绪帝若果能发愤以图自强，与其不忍于须臾，而以京畿一带为孤注，不若远效越王勾践、吴王夫差，近师普鲁士、法国，含忍目前，发奋图强，壮大国力，力筹报复。（《盛宣怀致王文韶函》，见《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之三》下册，434页。）在4月30日写给翁同龢的信中，盛宣怀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并强调：所谓自强之道，不外作人才、储国用、饬武备三大端而已。他实际上是劝翁同龢要利用与光绪帝的特殊关系，敦促光绪帝毅然变法，振兴国家。（《盛宣怀致翁同龢函》，见《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之三》下册，438页。）
作为光绪帝的老师，作为甲午战争中主战派的主要人物，翁同龢对中国必须实行变法较他人有着更加直接的感受，他已明确地意识到“旧法实不足恃”，中国“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基于这种认识，翁同龢在1895年初当《马关条约》尚未成立时，就开始考虑战后中国的改革问题，他在同盛宣怀、胡燏棻、伍廷芳等人通信中，曾经讨论如何改革户政、兵政及工政以及发行印花税、开设银行、办理邮政、修筑铁路等洋务思想家多年来一直建议而政府不及实行的新政。他甚至将陈炽的《庸言》、汤震的《危言》等著作推荐给光绪帝，希望以此促使光绪帝推动维新运动的开展。此后不久，翁同龢又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以及即将离任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等人一起讨论过有关聘请西人、效法西方近代国家实行变法等问题，彼此就进行币制改革、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资源、举办实业，以及设立新政部、教育部、整顿海军、开办报纸新闻、开放舆论等问题充分交换过意见。翁同龢有意于聘请李提摩太担任中国政府的新政顾问，李提摩太甚至还为翁同龢代拟了变法维新的计划书，由翁同龢提交给光绪帝参考。
翁同龢确实有意帮助他的学生光绪帝变法图强，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局面，但他也知道清廷的政治权力并不在小皇帝的手里，光绪帝虽然有意于变法图强，然而在清廷内部并没有一支真正值得信赖的政治力量。这也是他开始支持康有为上书言事，有意援引康、梁等政治新人的深层背景之一。
对于康有为的大名及其主张，翁同龢早有所闻，但在康有为获取功名之前，翁同龢无意于与其接触。只是到了他看到康有为5月29日的上书后，当时朝中已有变法维新的气氛，因此他开始有意识地与康接触，由户部主事、康有为的同乡陈炽陪同，不惜屈尊到康有为下榻的粤东会馆，可惜的是，康有为此时不在会馆，两人没有顺利见面。待康有为得知翁同龢的来访之后，他立即前往翁家回访，两人就中国面临的困境及可能的解决办法深入地交换了意见，翁对康的一些见解表示赞同，帝党领袖翁同龢与康、梁新派人物结盟由此开始。
翁、康相见的第二天，即6月3日，都察院将康有为5月29日的上书转呈光绪帝。这也是光绪帝第一次得读康有为的上书。据说光绪帝览而喜之，觉得康有为言改革之条理甚为周详精当，当即命抄录三份，以一份送呈慈禧太后，其余的三份一份留存军机处，发各省督抚将军议，一份放在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不时参考浏览。（《康南海自编年谱》，27—28页。）而翁同龢也在这一天向光绪帝密报了他昨日与康有为见面的情况，鼓励光绪帝应该利用康、梁等新派人物巩固自己的权力，推行变法。于是光绪帝也开始注意康、梁等新派人物的言论与行动，有意将这些新派人物招募到自己的麾下。（谢俊美：《翁同龢传》，5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人才的不足或不合时用，是光绪帝最为忧心的重要事情之一，也正是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康有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5月29日的上书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建议光绪帝要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这一建议正中光绪帝及其老师翁同龢下怀，于是康有为赢得了光绪帝和翁同龢的赏识。其实，康有为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看法，在当时的知识界和高阶层官员中似乎是一种普遍的反省。就在康有为第三次上书送达光绪帝的同一天（6月3日），新疆巡抚陶模也向清廷上了一份《培养人才疏》。陶模认为，国家的强弱，完全依人才的昌盛、衰落为转移，人才不足，不但和与战均无可恃，即幸而战胜，亦无益于根本。而反观当时的人才状况，陶模以为太不如人意，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已成为清王朝所面对的重大问题。因此，陶模建议，天下事所当变通者不止一端，然而人才选拔机制的变革已成为当务之急，非惩前毖后，破除一切拘牵之见，无以振天下之士气，而收实效于将来。基于这种认识，陶模提出了变革人才选拔机制的13点建议。（陶模：《培养人才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269—276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当康有为得知自己5月29日的《上清帝第三书》被都察院转呈光绪帝的消息后，其激动的心情应该是难以言表的，这当然也激励他再接再厉于6月30日第四次上清帝万言书。他鉴于第三次上书只谈“通变之方”，未发“体要及先后缓急之宜”的缺憾，在第四次上书中专谈变法体要、先后缓急及下手之法。（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全称《为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乞速行乾断，以图自强呈》，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149—1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指出，治国之道在于审势度理。势就是大势所趋，本无强弱大小之分，一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理就是道理。难定美恶，其是非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古来的治国之道不断变化、不断创新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个道理甚为明白。时代发展到今天，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与往昔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外通商的开始与实行，不论中国是主动还是被迫，实际上都迫使中国加入一个与往昔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同时，由于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而西方列强对市场的觊觎是主动的，因此，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就是“外国环逼，既与彼我对立，则如两军相当”。这种中国往昔从未遇到的新情况就迫使中国的执政者无法继续沿用过去的经验与政策，而必须以变化了的形势为基点，研究西方之所以富强、中国之所以积弱积贫的原因。
关于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的原因，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充分吸收前此改良主义思想家的观点，认为西方诸国之所以富强并不单单是西方依靠军事上的强大、向外不断扩展、不断寻求殖民地的结果，而是在强兵之外，尚有治法与文学。具体而言，至少有三点可以给中国的改革以有益的启示：
一是千百年来西方诸国并立，竞争激烈，若其内政稍有不振和疏漏，就有可能被其他的国家所灭亡，所以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上下励精图治，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国君、大臣对于其一士一民，皆思用之，故其国内政治的设施与措施，对于民众多护养之意而少防制之意；相对待而存在，西方国家的臣民对于其国家、其政府，皆能亲之。所以西方国家从总体上而言，有情而必通，有才而必用，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咸注意于邻国与他国，一发现邻国与他国有什么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争胜之，有外交内政，必思离散而窥伺之。盖西方国家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西方国家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也能相持不衰，不断向别国学习，不断创新。分析康有为这段描述的深意，似乎是在说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几乎一直没有遇到过强邻的入侵和挑衅，中国君臣乃至一般民众的危机意识较之西方诸国实在差得太远，结果使中国人养成不思进取、不思变革、因循守旧的劣习。
二是改革体制，鼓励发明与创新。康有为指出，大约在中国宋元时代，处在中世纪的西方诸国因为宗教的愚昧而相当的贫弱。到了明永乐时，英国哲人培根提出新的主张，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建议政府改革旧有的体制，鼓励发明与创新。西方知识分子著有新书发前人未创之说者，赏以较高的地位及待遇；其技术人才每有新器之制作、发从来没有之巧者，政府就给予优厚的奖励，并允许其拥有此项专利。西方国家鼓励科学发明创新的这些措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从此之后，西方科学技术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大发展，将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中西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所以，康有为建议中国政府应该从体制上考虑科学技术创新的问题，以便为中国的恢复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援。
三是设议院以通下情。这是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最重要的建议，也是引起争论最多的建议。他认为，设议院具有很多出人意料之外的好处，也是西方走向富强的制度化保证。他说：“人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事皆本诸众议，故权奸无所容私；动皆溢于众听，故中饱无所容其弊。”康有为强调，西方国家正是因为制度化的保证，从而使西方百度并举，以致富强。
从康有为的观点来看，西方国家的特点或者说优点，正是中国所不具备、所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由于中国积习太深，若不能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所以，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如欲变法图强，就必须痛下决心，革除弊政，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建立中国发展、富强的制度化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康有为提出五点具体办法：
1.下诏求言，破除壅蔽，罢去忌讳，准许天下言事之人到午门递折，令御史轮值监收，谓之上书处，如汉代公车之例，皆不必由堂官呈递，亦不得以违碍阻格，永以为例。若言有可采，温旨褒奖，或令面对，详加询问，庶辟门明目，洞见万里。
2.开门集议，令天下郡邑每十万户推举一人，凡有政事，皇上御门令之会议，三占从二，立即施行。其省府州县咸令开设，并许受条陈以通下情。
3.设立顾问馆，请皇上打开便殿，广陈图书，皇上每日办事之暇，以一时左右的时间到此闲坐，顾问之员轮二十员分班侍值，皇上翻阅图书，随宜咨问，访以中外之故、古今之宜、经义之精、民间之苦、吏治之弊、地方之情，顾问们应尽其所知，无所避讳，提供咨询，上以启皇帝之圣聪，即广所未闻；下以观人才，即励其未学。
4.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在康有为看来，莫若开放言论，命令直省要郡开设报馆，州县乡镇亦视条件令其续开，日月进呈，并备数十副本分送各衙门参考。至于外国出版的各种报纸，康有为也建议政府多加采购，由总理衙门委派专人每日翻译其政艺、言论，除了供皇上阅览外，也应多印副本，随邸报同发，供各衙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