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花卉研究和普及工作曾长期停滞不前。而现在，正是将被动的“园林之母”和徒有虚名的“花卉王国”，改变为主动的“园林之母”和名副其实的“花卉王国”的大好时机。80多年前，威尔逊就说过“中国应当在20世纪以其丰富的温带植物区系而自豪。”现在，正是我们让强大的温带新型园林植物走向世界园林和市场的时候了。
6.和国家图书馆老馆长任继愈的情谊
问：确定国花到底该谁说了算？
陈俊愉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答案。自打1950年代陈俊愉从武汉调到北京林业大学任教后，国家图书馆就成了他事业之路上不可缺少的挚友。
小台历记录着陈俊愉和任继愈的情谊，记录了他和老馆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亲密接触的故事。
那是2008年12月8日，寒风凛冽。一大早，专车在接他和王元院士后，径直向国家图书馆驶去。走进绿厅，一股和风扑面而来。央视举办的首届“大家谈”活动在这里举行，出席的嘉宾都是德高望重的大家，最年长的是老馆长任继愈。陈俊愉坐在任继愈和冯其庸的中间，脸上灿烂得像朵花。
此前在一些场合，他曾和任继愈有过几次接触，但如此密切交往还是第一次。当时任继愈已身罹绝症，但依然精神矍铄。每位大家各谈了20分钟，还留下了墨宝。陈俊愉回忆说，任老闻名遐迩，但十分低调，讲话很谦虚，一再强调要扎扎实实做好学问，“任老的学问深啊！当了8年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使国家图书馆更上了一层楼。新馆长詹福瑞也在场，使人感到国家图书馆事业后继有人。”
主办方专门制作了2009年的台历。10位与会大家的照片和简历印在其上。加上两张合影，正好每个月一张。陈俊愉十分珍惜这本《少长咸集》，一直摆在显眼的地方。令人惋惜的是，台历刚刚翻到第七张，任继愈就驾鹤西去，留给陈俊愉无限的怀念和惆怅。陈俊愉说，今后如果再聚，我就年纪最长了。
说起国家图书馆对他事业的帮助，陈俊愉深有感触。他说，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离开了图书馆，简直不可想象。他本人曾从国家图书馆借过158个国家的宪法。
陈俊愉是我国倡导评选新中国国花第一人，早在1982年就在《植物》杂志上发表了相关论文。他的观点是，作为世界园林之母的中国，哪能没有自己的国花。
1987年，怀仁堂开会商议国花之事。一位领导发问，确定国花到底该谁说了算？陈俊愉一下子怔住了。这个问题，他老人家心里也没底儿。散会之后，他挤上公共汽车去了国家图书馆。打那以后，他隔不了几天就跑一趟国家图书馆。每次都抱回六七本厚厚的宪法，一页页地研读后再去借。前后差不多花了一年时间，他一共翻阅了158个国家的宪法。
他搞清楚了两个虽然基本但很重要的问题：其一，各国的国花都不上宪法。不同于国旗、国徽、国家法定的语言，国花的确定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国家讨论决定；其二，通过评选国花，激发人们爱国爱花的热情才是根本目的。
1988年他又在《园林》第一期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一国两花”的构想，即以梅花、牡丹为双国花。又是20年过去，国花还是一桩悬案。他手边的一本《中国花卉盆景》杂志（2009年第7期），首篇又是他撰写的文章。他在2009年的芒种节气那天，写下了《确定国花是对国庆60华诞的最好贺礼》一文，再次阐述了评选国花的意义和推举梅花、牡丹的理由。文后还附了103位院士的签名。
陈俊愉说，图书资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中国历史悠久，图书浩如烟海。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到国家图书馆寻求帮助、寻找答案。
在一次日本召开的国际会议上，陈俊愉受了刺激。日本人造园的设计思想承袭了中国南宋张镃的《梅品》，按照这本世界上花卉赏识最高水平的著作中描述，造出了“踏雪寻梅”等一个个景点。“外国人当宝贝的东西，我们连读都没读过。”回国之后，他就带着学文学、美学的儿子陈秀中去了国家图书馆。
当时，国家图书馆还在北海后门对面的老地方。他和陈秀中跑了好几次，借阅了《梅品》的七八种版本。在他的指导下，陈秀中对全书进行了翻译并加了注释，还将他的主要观点写成了论文。他说，虽是亡羊补牢，但向国人推介我国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还是颇有意义的。耄耋之年的陈俊愉已是国际梅品种登录权威，还在刻苦用功修订和编撰中英文对照的新版《中国梅花品种图志》。
陈俊愉在国家图书馆提供的国外进口书单上，看到了一本英国人写的书。他赶紧借来一看，记录的是两三百年来英国人如何应用中国的奇花异草。“外国人对我们的研究很深很透，而我们却知之不多或不屑传承。”陈俊愉深感忧虑。他透露，2009年底之前，争取完成《菊花起源》一书，用确凿的事实纠正某国同行“菊花不是中国原产”的谬误。
年迈的陈俊愉，已经很难再去国家图书馆借书了。但他对国家图书馆依然一往情深。他希望国家图书馆能推出一些举措为老科学家服务，采取多种形式向社会推介新书、古籍和好书，多做些科普工作，让更多人了解国家图书馆、走进国家图书馆、利用国家图书馆。
7.拳拳赤子心，铸我中华魂
人有两次生命的诞生，一次是肉体出生，一次是灵魂觉醒。当你觉醒时，你将不再寻找爱，而是成为爱，创造爱。当你觉醒时，你才开始真实的、真正的活着。
有一次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俊愉做采访嘉宾，结果他又给在场的学生上了一堂课：一堂生动的花卉文化课，一堂深刻的爱国情感课。
那是2007年的一个周六，北京11所高校的百余名大学生上新闻采访课。北京林业大学铁铮教授突发奇想，动了搬来陈老做采访对象的念头。一打电话，陈俊愉二话没说、满口答应。
课间，有专人前往博导楼迎陈俊愉。万万没想到，陈俊愉坐在轮椅上正往教学楼赶呢。接他的人感动得差点儿掉下眼泪来。800多米的路程，对于年轻人算不上什么，但对于一位以轮椅带步的九旬老人就显得特别漫长了！
陈俊愉不顾年迈体弱，答应这类没有报酬、只有付出的事情，完全出于他对花卉科普的重视、对国花的希冀、对年轻大学生的热爱。当他出现在教室时，百余名大学生用掌声表达了对这位老院士的敬仰和尊敬。
这是2007年陈俊愉第三次义务参加花卉科普活动了。前两次分别在南京和北京，都是在植物园里给普通百姓讲中国的花卉、讲国花的评选、讲花朵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气节。这次依然如此，话题还是他所挚爱的中国花卉。
在他看来，中国的花卉科普太差劲儿了。曾有一次，一位领导看到他在侍弄梅花，竟热情地说：“这桃花开得多好啊！”夸得陈俊愉心里直发冷。他意识到加强花卉科普太重要了。尽管老得掉牙了，腿也瘸了，为了普及花卉知识，他还是要说，而且说得“声嘶力竭”也不遗余力。
搞了60多年花卉教学和科研的陈俊愉有桩心事，也算未竟的事业。有世界“园林之母”美称的中国，迄今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确定国花的大国。从1980年代初期首倡国花评选开始，他为此已经奋斗了20多个年头。
在他看来，国花就是一个国家的名片。迎接外宾时，献上一束中国的花儿，就等于递上了一张自己的名片。为了早日确定国花，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大有国花不评、死不瞑目的劲头。
作为我国唯一的花卉院士，在国花问题上他最具发言权。他经过反复审慎考虑，提出了“梅花牡丹双国花”的建议。梅花代表精神文明，牡丹象征物质文明。两大名花一南一北、一乔一灌，在历史上都曾有过重要的地位。两花同时当选，在他看来是再合适不过了。他把这个道理讲给更多的人听。“一国两花”的构想与“一国两制”相呼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赞同。目前，在他的倡议书上签名的两院院士已经有103位。
近年来，有几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给他写信，赞成“一国两花”提议。2006年4月连战来大陆访问，陈俊愉和他在香山合影、交谈过。连战对陈俊愉的建议连连点头，表示赞同，认为对统一大业有益。
2007年，刚刚开过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们也就国花递交了提案。就连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也给他打电话，请他谈谈中国的国花。
但中国国花评选之路，遥远而漫长。到目前为止，国花还是呼之未出。陈俊愉说，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是最后的期限了，“北京奥运会都开幕了，国花还定不下来，无颜见江东父老”。所以，他加紧了呼吁，甚至在网上开了自己的博客。
一些人对他几近痴迷的态度并不理解。有人给他留言说：“一个院士不搞点儿正经事儿，张罗着评什么国花？”他的回答是，一个国家，没有国花，就等于没有灵魂。樱花盛开之际，日本满城空巷、全民赏花，激发了爱国热情；德国无论分合，始终如一的国花矢车菊，成了凝聚民心的标志。
中国的国花一直很难确定，他认为症结有二。一是过多地赋予其政治性，二是过分地考虑地方经济。当年，北京为市花争得不可开交。他一句建议，使得月季、菊花双双入选，双市花的结果皆大欢喜。他多次重提旧事，就是为了给双国花的确立找到更多的例证。
陈俊愉从业余爱好，到成为大家；从几岁顽童，到耄耋老人，一切都变了，唯独那颗挚爱花卉的心没有变。
一些人不珍惜中国优秀的花卉文化的言行刺痛了他的心。而他却常常在睡梦里看到自己精心培育的花卉品种。他把中国花卉和祖国昌盛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年已九旬的陈俊愉依然年轻，春天来了，他花10天功夫写了篇论文，专门阐述李、杏、梅的区别。他还要到沈阳、到新疆，查看他引种的梅花生长情况……
教室里，有人请他当场背诵几首咏花的诗句。他张口就来，如钟的声音回荡在每个人的心房。“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作为花卉院士，他喜爱百花，但梅花显然是他的最爱。他酷爱梅花，是因为他敬佩梅花的风骨。
采访结束后，在和陈老年龄差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学生们眼中，坐在轮椅上的陈俊愉分明就是一棵坚贞不屈的老梅树。
拳拳赤子心，铸我中华魂。
这是这堂课给大学生们的最大感受。
8.百年春秋，最为欣慰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出国留学并回国；
第二件事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三件事获得了国际梅品种登录权威的称号。陈俊愉，几乎经历了百年春秋。
百年春秋，该有多少故事啊？
其实，人生百年，记忆深刻、值得回味的也不过几个人、几件事。
是啊，像陈俊愉这样阅历丰富的老人家，感到最为欣慰的事也屈指可数。
第一件事，出国留学并回到祖国。
1946年，他报考国民政府选派的留学生时，已经是复旦大学的副教授了。报纸上公布了招生计划，赴丹麦的名额只有5个，其中两个是学园艺的。发榜时，他惊喜地发现，录取了6个人，有3个学园艺的。而他排在学园艺的最后一名。
查过分数后才知道，他的专业课成绩虽然比前两位多了20多分，但毕业于教会大学的他，却在“英语沟里翻了船”。那篇讲述飞鱼的文章里有关鱼的专业术语一个接一个，他稀里糊涂考出的成绩离及格还差两分。
不知道是哪位伯乐相中了他，破例给了他出国学习的机会。他不是追求时髦，也不是想到国外镀金，而是想趁着年轻走出去看看。
一次，访者与吴冠中先生的交谈中谈及他的留学生涯，吴冠中说，自己比陈俊愉小2岁，那年，他也顺利地通过了公费考试，1947年7月，他和陈俊愉是坐同一条船，“海眼”号美国邮轮，从上海吴淞口出发到欧洲上学的。吴先生说，他把结婚不久的妻子朱碧琴留在闸口北渠老家。朱碧琴1925年生于湖南郴州，毕业于重庆女子师范学院。吴先生说，他是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跟随苏弗尔皮教授研修油画。这期间，他们都年轻，想趁着年轻好好学习，将来好建设自己的国家。吴先生说，他对欧洲的艺术传统，特别是19世纪以来出现的新艺术创作现象进行了全面认真的考察。此外，在完全接受法国现代画派形式主义思想的情况下，他对色彩、线条、节奏、韵律等元素在绘画中如何运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而这一点对他一生的创作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陈俊愉先生回忆说，迈出国门之后，他并没有觉得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对比之后，他的感觉是，中国的太阳和月亮都比国外的“圆”，只是没有把拥有的资源开发、利用好。3年的留学生涯，让他看到了先进的设备和先进的技术，明确了科研方向，知道了园艺不仅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个产业，从而看到了中国和国外的差距。
对花卉最初的兴趣来自老宅的园子和好玩的花园小师傅，后来，又延续在了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3所学府。30岁刚出头时，他去了丹麦，从此痴迷上了花卉分类。这个对外国大师推崇备至的中国留学生，却对他们定下的分类法非常反感，“只晓得果子大，花大，这是红花，那是白花，早开花，晚开花。洋鬼子，直腿子。”